县城中学的心理老师

我发现一个关于孩子的恐怖数据——

现在每七个中小学生里，就有一个人有抑郁风险。尤其在西部、农村地区，风险会更高。

这份数据来自《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数据显示，在10-16岁的中小学生中，大概有14.8%的人可能会患上抑郁症。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2021年教育部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26岁的文莉在这一年，入职了一所县城中学，并成为这所中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心理老师。

但她根本没想到，当她真正见到学生后，她发现有什么正在阻止她拯救这些孩子——

作为心理老师，她反倒先一步抑郁了。

“看客InSight”记录了文莉在这所县城高中看到的一切，并整理成故事。

时至今日，她仍希望能有人救救这些孩子。

没有成绩，你什么都不是

我大学读的是应用心理学专业，2017年本科毕业，我没有像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转行，而是去了某偏远地区乡镇学校，考上了特岗心理教师职位。

我喜欢与人交流，也喜欢当老师的感觉。在乡镇工作满三年时，我看到县城的初中在招聘心理教师，想着有编制、专业对口，县城中学应该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于是果断报名。

那时我以为，心理老师就是单纯地负责心理方面的工作。没想到我一进校，就被要求担任班主任和两个班的主科教师。

事实上，我从没接触过主科教学，学校也不在乎我有没有相关资质。因为语数外三大主科的教学任务更重：课程多，批改量大，还需早起看早读，资历老的老师只要有机会转岗去教小科目，就不愿意教主科。主科老师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课时量达到30节以上，是正常课时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学已经很忙了，入职第二年，我还成了校行政人员，需要额外承担校里的行政工作。

每个月，县里都会下达任务——3月学雷锋，4月缅怀先烈，5月青年节……从前期策划、中期执行到后期宣传，都由我一个人负责。最头疼的是，学生实际上没有课余时间开展活动，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我的一天通常这样度过：早上六点多起床，六点五十就必须出现在教室，上完晚自习下班已经十点。上课、守自习、改作业、做材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经常整个半天都来不及去喝口水、上个厕所。

大小病不断，却没时间看病，都是自己买药，对着说明书服用。有时候，连去药店的时间都没有，尽管药店就在学校门口不到两百米的地方。一般是美团买药送到校门口，隔了很久我才有空去拿。

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开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经找领导协商，我理解学校不容易，可以先带别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师了，能允许我全身心投入热爱的心理工作。

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有一次，有个领导同意给我调去教政治，开会时都说好了，第二天公布新一学期的教学安排，发现还是让我继续教语文。

而我提出的许多设想，也没有落地的可能。过去我在办公室、操场或者食堂遇到领导，就和他们说自己的规划：能上心理课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筛查、开活动。

这是写在心理教育教科书上的话，也是我大学一直在学的东西。一个完整的校园心理健康支持系统，首先要有稳定、持续的心理课程，最少也要两周一次。其次要有定期的大型活动，比如讲座、团辅、游园。还要有筛查测评，最少一年筛查一次，对有问题的学生不断地跟踪和反馈。最后，还要开展个体咨询作为辅助。

而以上这些“应有”的环节，这里一个都没有。

领导总是打个哈哈敷衍过去，后来学校的中层直接告诉我，不会给我开心理课的，“十年后估计也开不起来”。

只有当上级需要完成的某项检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园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会要求我提供一些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讲授的课件和教案。

和县里其他学校的心理老师交流过后，我发现我并非个例。县里只有一所高中有专职心理老师，其他中小学的心理老师要么由教其他学科的非专业教师挂名，要么像我一样虽然是学心理出身，实际上身兼数职，没有接触心理工作的机会。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两年国家重视，对心理老师的师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学校年年都有跳楼未遂的学生，所以我入职那年，上级给了学校一个心理教师的编制。

可是进学校之后，我就完全归学校管理了。县教体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师在教语文，他们没有插手。

对于心理老师的考核，从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县里那位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因为不带班，没有成绩，所以考核被领导随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伤自尊。因为各种阻力，她也没有在校园里开成心理课。

其实国家是有规定的，心理老师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几乎没有地方能落实。我与副校长争辩，他显得很无所谓：“那是国家的规定，我们县是县上说了算，甚至是学校说了算，我们学校就是拿成绩说话的。没有成绩，什么都不算，你什么都不是。”

有段时间，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感到痛苦，只能靠意志逼自己起床上班。骑车去学校的路上，我经常会生出一种陌生感，不知道自己是谁。

一路上，我无意识地不断问自己，我要去哪里，我要干什么，这些问题我答不出来，但是脚会不自觉地骑车往学校的方向走。

有几次，我会莫名幻想突然出现一辆大车把自己撞飞的画面。走进学校的那一刻，我又全身心投入工作，完全忘了所有的痛苦。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那时我已经是抑郁的状态了，可当时的我并没有太多时间和心情关心自己的情况。

教育机器

这是县里规模最大的初中，每个年级有十几个班。人很多，但学校不大，两排教学楼、四排宿舍楼，和一个由简易遮雨棚充当的食堂，构成了两千多个孩子全部的世界。

这也是全县升学率最高的初中，把县里其他初中远远甩在后面。即使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班，也有2/3左右的学生能考上高中。

和许许多多县中一样，作为“全县的希望”，它肩负着巨大的考核压力，只能靠高强度的学习和军事化的管理苦干出成绩——这是心理教育无法开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滋生心理问题的温床。

每个建筑从二楼起都被金属质地的防盗网封得严严实实——我到学校的第二年，一名男生险些在校园内跳楼自杀，那之后没多久，学校就装上了这些防盗网，从物理上切断了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但其他方面一切照旧。

从此之后，这里就更像一个监狱，从内到外都密不透风，让人感到压抑。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定死的，像机器一样不停运转。从6：50上早读，直到22：30寝室熄灯，学生们没有半刻喘息，去哪里都要用跑的。

中午12：05下课，12：15去食堂已经几乎没有饭了，12：20要进宿舍，12：30值日老师开始查寝。

饭点的时候，食堂座位不够坐，端着碗的孩子坐满了教学楼一楼的阶梯。更多的学生为了节约时间坐也不坐，打饭的地方到洗碗的地方不到一百米，他们打完饭，干脆边走边吃，走到洗碗池，饭也刚好吃完。

课间只有八分钟休息时间，有的课间才三分钟。已经如此短暂，学生们还只能在班级前后门之间的区域活动。

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课间都有值日老师检查。如果有学生窜到别的班门口，就会挨批评。

我们班初二那年搬到了二楼，背后就是一个花园，我经常把他们“撵”出去，让他们去花园里面玩玩。我说你们可以去踢球，去看花，去捉鸟捉虫。但是他们已经麻木习惯了，很少有人下去。

偶尔有学生玩闹一会儿，踩着铃声进来，就会有老师和我“告状”，他们觉得孩子跑得大汗淋漓的，上课就没精神了。

可是十多岁的孩子，正是爱玩爱动的年纪，保证充足的运动量才会更有活力。长时间关在狭小的屋子里面，非常影响身心健康。

我时常觉得这里像一个庞大的教育机器。每一个老师都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负责把学生加工成符合标准的合格产品。学生们被剥夺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允许有不同的想法。

县中评价人的方式是如此单一，只有成绩。除了成绩，没有任何可以给到孩子支持的东西，孩子有特长、优势，也不被认可，不被尊重。

学校没有任何课外活动，唯一一次破天荒地开了“兴趣课”，还是为了应付检查，抽出一个年级上，后来检查不严了，“兴趣课”再也没开过。

有一种说法是，“心理学面对的已经是最末端的问题了”。无法改变现实，才只好诉诸心理。这样高压的环境得不到改善，我一个成年人都觉得压抑，要这些孩子怎么不抑郁呢？

“抑郁就是矫情”

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县城的孩子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心理问题。哪怕生病了，他也不知道他病了，更不知道要和谁说，没有任何能够求助的资源。

我过去接触过城市里的学生，他们会看书，会查阅资料后主动询问我：我有这些症状，是不是生病了？我是不是抑郁了？我怎么办？

但是县里面的孩子是没有这种自我觉察性的。哪怕我做了一些科普，他们仍旧觉得“心理疾病离我好远”。当疾病真正发生，他们格外手足无措。

孩子对心理疾病的觉察和周围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这个环境不允许学生有心理问题。

在县城，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最常见的错误认知，不是将其妖魔化，而是将其普遍化、平常化。

校领导不止一次公开说心理学是假的，“信不信把学生送去州医院、市医院，全部都会诊断成抑郁症”。他们向学生传输的也是这种观念，“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病，你没有病”或者“我们任何人都是有病的”。

有一次开全校学生大会，一位中层领导问台下的同学们：“你们谁敢说自己最健康、最没病？敢的人举手！”底下有同学举起手，他接着说：“等下我带着你去医院，一诊断，就是个重度抑郁。”举手的同学又默默把手放下。

当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学校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是“装的”，是为不想读书找的借口。

即使有学生已经去县医院得到抑郁症的诊断结果，他们也觉得医院的诊断是“骗人的”。甚至一些班主任也这样认为，每天说说笑笑的人怎么可能抑郁呢？哪怕相关的科普已经非常多，在网络上几乎是个常识了。

而学生因为担心被老师贴上“矫情”“懒”“不想学习”的标签，不敢发现自己的问题，更不敢向外界求助，结果就是越来越严重。

我刚去的第一个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副校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去一条公路，帮他劝一个学生回校上学。这个学生在妈妈送他上学的路上，突然说，要是再逼他去读书，他现在就从这个大桥跳下去，或者撞车撞死掉。

我当时人不在县里，没法马上赶到，就在电话里多问了几句学生的情况，才知道他已经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我很震惊，告诉副校长，孩子这种情况已经明确地在实施自杀行为，要引起关注，赶紧就医，今天不要再去刺激他，更不要想着让他回学校了。

可是无论我说什么，副校长依然坚持让我把学生劝回学校。我不同意，最后，他失去耐心，愤怒地挂了我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