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文化孕育教育家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作者: 栗洪武 焦彦平 王娟

党的二十大科学谋划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并将教育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进行系统擘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本刊特开设专栏,就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行阐释解读,为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其中关于教育特别是德育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助力。

摘 要

中华优秀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孕育中国教育家精神的优良历史文化土壤。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古代教育家群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浸润着红色教育家群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孕育着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家群体。三者在同一文化根脉下相互吸收,并在继承中共融共生共存发展,形成以爱国主义、事业奋斗、立德树人和进取求真等精神为共同内涵的教育家精神,并凸显出民族性、事业性和人民性的基本特质。同时,中华优秀文化孕育教育家精神的基本特质还表现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具有同质内涵的谱系性特征。为此,对历代教育家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既要保持历史性的延续,又要坚持在延续性基础上的创新。尤其要不断丰富与发展其精神内涵和路径方式,坚持历史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谱系

作者简介

栗洪武,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焦彦平,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王娟,山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

2023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39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六个方面精辟概括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并号召广大教师大力弘扬这种教育家精神。这对当前深入学习和研究教育家精神的时代价值与内涵特征,并将教育家精神的继承、弘扬和践行落实到教育强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中华优秀文化孕育教育家精神的共同内涵及其特质,探究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谱系内在的文化根脉,探索新时代传承与弘扬教育家精神的路径方式,既以飨读者,又以此共勉。

一、中华优秀文化是孕育中国教育家精神的优良历史文化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延续不断地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可以说,中华优秀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们在同一文化根脉下相互吸收并在继承中共融共生共存发展。因其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包涵着中国人的价值规范,成为孕育中国教育家精神的优良历史文化土壤。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古代教育家群体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根”和“魂”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中的根基性地位。因此,中国古代的教育家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与滋养,同时受这种文化熏陶的古代教育家也传承和发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的“忧患意识”,浸润着古代教育家。先秦时期,作为私学开创者和至圣先师的孔子,在其授徒讲学时,旗帜鲜明地主张“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忧国忧民意识。西汉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太学”开创者的董仲舒,借助“下帷讲诵”和专心讲学的方式,旨在弘扬儒家之道和培育贤才俊彦的“忧道忧教”意识。南宋最负盛名的理学家和大教育家朱熹,编订《四书章句集注》《白鹿洞书院揭示》《童蒙须知》等,不仅为书院立规以激励学子担当大任,而且要求从启蒙教育开始就应负起“忧教忧学”意识。中国古代教育家既浸润在忧患意识之中,又传承、发展着忧患意识教育,并为其注入各自时代的思想内涵和精髓。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的“良善精神”,熏陶着古代教育家。《礼记·大学》开篇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强调大学之道的最高境界在止于至善,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总纲。《诗经·大雅·蒸民》中“民自秉彝,好是懿德”[4],彰显德善是人们先天所固有的。《论语》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突出“仁”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一种内在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教育家秉持、拓宽和弘扬这种良善精神,提出在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人性论理论。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的“重思求是”精神,形塑着古代教育家。孔子的“君子有九思”和孟轲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6],皆言明了思之价值。庄子的“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7],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8]等,皆强调求是之意义。王充认为,在学习时应有“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的理性思考;在分辨知识的真伪时应坚持“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的效验原则。[9]中国古代不同学派的教育家一代接着一代,都继承和发扬重思求是精神。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浸润着红色教育家群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创造了特色鲜明、奋发进取的红色文化,铸造了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为主要特质的革命文化。这些精神的实质,在于恪守对党忠诚与一心为民的革命初心,坚守理想信念与实事求是的革命态度,秉持清正廉洁与无私奉献的革命情操,葆有百折不挠与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中国革命文化与红色教育家精神是一个同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滋养着红色教育家,红色教育家也建构着革命教育精神,并弘扬着中国革命文化。

在办学目标上,红色教育家承继对党忠诚和一心为民的革命初心,强调教育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要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和民族培养革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在办学原则上,红色教育家秉持理想信念与实事求是的革命态度,强调教育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教育内容,将培养中流砥柱革命干部的教育摆在重要战略地位。[10]在办学过程中,红色教育家坚守无私奉献的革命情操,强调办教育不是一时之计,乃是长久之策,把教育当作久久为功的崇高事业来做,将毕生的心血挥洒在为党的教育事业发展之中。在办学实践中,红色教育家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被称为文化荒漠的瑞金、延安等地,他们与学生一起自己动手建校舍,制作并装配门窗,到郊外割茅草打地铺,利用课余时间开荒种菜,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学校生活物资紧缺问题,[11]创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办教育的“延安模式”。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孕育着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家群体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英勇斗争、卓越工程、光荣事业和伟大梦想的实践,创造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具有的道德规范性与道德制高点。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分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引导下,社会主义教育家奉行教育应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旨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提供智力支持;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规范下,社会主义教育家主张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之伟大的均衡阀和调节器,并积极践行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高质量发展;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要求下,社会主义教育家强调教育应是一种爱智统一教育[12],终极目的是“成人”。三个层面相互规制、同时发力,从国家、社会到个人形成一个和谐共同体,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家群体共同追求和践行的目标与任务。

概言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古代教育家开启了教育要葆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先河,提出将“人性论”作为教育理论基础,重视培养学生思考与求是的思维品质,如此超前的教育理念和理论,铸造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灿烂辉煌的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指引下,红色教育家在血与火的实践中,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创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办学的“延安模式”,开启了把教育当作久久为功的崇高事业而踔厉前行的先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下,社会主义教育家提炼出了有学理性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使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屹立于世界教育之林。因此,无论是古代教育家,还是红色教育家和社会主义教育家,他们都被中华优秀文化这一优良的丰厚土壤所滋养,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体而从事教育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思想智慧与教育精神。

二、中华优秀文化孕育教育家精神的

共同内涵及其特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孕育的教育家精神在相互吸收、借鉴和传承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初心使命、立德树人和进取求真等作为共同内涵的教育家精神,表征为民族性、事业性和人民性等特质。

(一)中华优秀文化孕育教育家精神的共同内涵

教育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指教育家始终保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民族大义,以培养古代经世济民、近代服务革命事业、现代实现民族复兴的人才为己任。进入新时代以后,教育家有理想信念和弘道追求,能够自觉担当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责任使命,做心怀“国之大者”的大先生,终生从事教育事业,将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由此,是否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成为衡量新时代教育家的首要标尺。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党对治国之才的需求,每位教育家都将爱国主义精神作为踔厉前行的精神动力,不断深入教育实践。在爱国主义信仰指引下,时代楷模张桂梅主动扎根在偏远的华坪县,倾尽全力奉献所有,将自己拳拳报国之志融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伟大教育事业。西安交通大学王树国校长在寄语交大学子时,强调家国情怀是人一生进取的不竭动力。正是这种爱国情怀,弘扬和传承了伟大的“西迁精神”。

教育家的初心使命精神,意指教育家不是将教育当作一种职业或谋生手段,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或志业。以教育为事业或志业的教育家,是具有事业感或志业感的勇于承担使命之人。这种事业感或志业感体现了教育家将教育作为天职精神和初心使命的特质,具有言行示范的道德情操和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标志着其是为教育而存在和奋斗之人。[13]

由此,是否胸怀初心使命精神,是衡量新时代教育家与一般教书匠的根本标准。受功利主义裹挟,一般教书匠将教育当作谋生的手段,出现了一种将教师与学生的平等关系异化为老板与职员的隶属关系乱象。反之,具有初心使命感的教育家,在从事一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时,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从自己坚守的教育初心出发,为国家培养治国人才。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才有孔子陈蔡绝粮,仍弦歌不辍的教育坚守;才有老一辈教育家在一穷二白的延安,自己建校舍,开创了自力更生办教育的“延安模式”;才有新时代以张桂梅为代表的大先生义无反顾地奔赴西部边疆地区无私奉献的壮举。

教育家的立德树人精神,特指在面对复杂育人环境时,教育家将塑造学生灵魂、健全学生人格和助推学生成长置于教育教学首位。他们以丰富的育人智慧和孜孜的躬耕态度,不仅是授业和探索教育本真内涵的“经师”,更是传道和厚植中华传统美德、赓续红色血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师”。

由此,践行立德树人精神,成为新时代教育家的首要任务。面对人们对美德善行的希冀,新时代教育家都自觉地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他们在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基础上,将其落实在育人实践中,即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之德培植青少年的优良品质,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德鼓舞青少年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不懈奋斗,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之德驱动青少年为社会公平正义舍我其谁。

教育家的进取求真精神,是指教育家应以潜心问道和理性思辨方式求得学问之真,而反思与批判则是教育家“析万物之理”的理性思维武器。这种思维武器助推教育家在实践中积极尝试新理念和新方法,建构出新的教育图景,引领教育变革的走向,实现教育向更高层次的跃进,求得学问终极之真。

由此,拥有进取求真精神,成为新时代教育家安身立业之本。在这种精神指引下,新时代教育家以求真精神在形而上层次求得学问之真,增强人认识世界的能力;以创造精神变革教育理念,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以开辟精神擘画新教育图景,引领教育和社会向前发展,实现改变世界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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