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圈层化对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挑战及应对

摘 要 互联网深刻影响了青年的性格特征，其开放性和便捷性使得用户可以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中，依据自己的兴趣偏好参与相对固定的圈层。然而，网络圈层化引发了传统话语权威性消解、审美能力异化和主流价值失序等一系列问题，对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造成了严峻挑战。对此，社会各界应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准则，整合新媒体资源，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同时，立足实际解决难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出圈”与破局。

关键词 网络圈层化；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共识

作者简介 闫金红，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婧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圈层化”是指青年群体由于价值观而聚合、兴趣点而分众所形成的特征各异的圈层，并在自己认同圈层中进行交流沟通的现象与趋势。[1]在技术赋能下，突破了传统圈层限制，形成既具有流动性、共享性，又具有封闭性、隐匿性等特点的网络社群。然而，网络圈层化使得大众线下社交的空间变窄，线上获取的信息趋于同质化，对主流思想观念的传播造成不小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新时代，破解网络圈层化带来的难题，对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年群体中的认同和践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圈层化对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在基于趣缘构建的虚拟空间中，广大青年暂时摆脱了被现实权力和规范支配的恐惧，这不仅帮助他们重拾自信，而且为他们恣意的表达提供了极佳土壤。然而，失去现实约束的青年更易受到群体情绪的影响，在网络“去中心化”加持下，不可避免地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造成困扰。

（一）网络圈层化消解传统话语权威性

在过去，官方媒体和高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有着不容置疑的主导性。而如今，网络媒介以其开放性和互动性打破时空限制，由中心化逐渐走向“去中心化”。“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心或者不需要中心，而是相对于传统“中心”而言的“泛中心化”。[3]每个主体都拥有选择和连接的权利，意味着每个主体都可以脱离原“中心”而成为新的控制“中心”，在一定传播体系中呈现“再中心化”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信息传播格局，并无形中助推着网络圈层的形成。

第一，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性被削弱。青年高度的自主性和自发性激发了个体在虚拟空间中的双向互动，也促进了信息在圈层中的传递和流通。信息爆炸导致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媒体传递的信息被不断分化和稀释，多元化、散点式的传播方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教育者的绝对话语优势被消解，甚至在某些领域面临“失语”和“失声”的困境。同时，传统话语内容和形式被青年贴上了强权威、弱交流、重灌输的标签，而圈层共鸣扩大了这种“标签”的情感色彩和价值观分化的趋势，不仅给民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带来了可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阻隔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

第二，青年亚文化解构主流话语体系。亚文化是指以青年群体中的文化实践活动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相较于主流文化而言的边缘文化、从属文化。在网络技术推动下，亚文化凭借独有的语言系统和叙事风格，在圈内圈外构筑起坚固的文化壁垒。圈内成员塑造出与大众交流表达脱序的话语体系，使用仅限特定成员理解的口语或符号，将主流话语体系排除在外。如此一来，宏大叙事失去了它的可靠性，无论它采用什么样的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叙事还是解放的叙事。[4]这种依赖已有叙事体系对信息进行重新阐释的习惯，也为青年主流价值观培育埋下了隐患。

（二）网络圈层化导致青年审美能力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5]审美是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普遍且必然的性质，而网络圈层化同样根植于人的娱乐实践活动，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不过娱乐一旦突破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界限，将不可避免地对青年审美认知产生影响。

第一，造成民族特色文化记忆缺失。共有的文化记忆借助文字、符号和仪式等形式承载历史信息，能够激发个体情感，构建起个人、社会和国家的记忆共同体。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共同生活为基础的特殊文化记忆逐渐被“遗忘”，即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渐渐失去其原本的文化功能。新媒体的推波助澜导致过度娱乐的审美取向充斥在青年所处圈层之中，对其审美标准产生深刻影响。当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被恶搞，严肃的历史事件被戏说，经典的著作内容被颠覆，传统文化的理性与价值遭到无视，青年也被迫卷入审美异化的浪潮中，逐渐丧失审美辨识力和深层次的文化归属感。

第二，诱发内容同质化和思维方式固化。青年审美能力本应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然而网络媒介借助视觉化的呈现手段，渗入青年的日常生活。对视觉图像的过度依赖使他们的审美认知力下降乃至消失。以趣缘为导向的文化环境与行为方式导致同一圈层的具有相似的思维模式的青年，更容易沉浸于同质化信息所造就的舒适区，从而形成认知偏差和刻板固化的思维方式。由于对圈层外的信息普遍不感兴趣，缺少深入研究以及判断能力，阻碍了更高层次精神交往的实现。

（三）网络圈层化引起主流价值失序

网络技术降低了普通用户参与讨论的门槛，为不同社会阶层提供了平等对话的平台，使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能够通过网络渠道合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对公众政治参与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群体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6]一旦群体中的极端情绪对判断的影响力和决定性超过事实，身处其中的个人沦为被情绪操纵的“工具人”也就在所难免。

第一，政治认同危机导致意识形态隐忧。面对权威媒体披露的政策信息、新闻报道，青年倾向跳出官方设定的解释框架和认知模式，从自身立场出发进行解读。尽管这种思维方式有利于培养年轻人的自主思维能力和创造性，但也为各种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网络圈层加持下，个体意识受到裹挟乃至湮没，在更多时候表现出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青年对那些曾经被认为代表事实的官方媒体、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充满“质疑”和“嘲讽”，主流政治认同仅沦为他们口中所谓的“政治正确”，社会价值共识建构困难重重。

第二，非理性狂欢侵蚀青年道德底线。在具有某种显著共同身份的群体中，当价值观高度相似的人们持续地接收到同一信息，从众心理将增加极端行动的可能性。由于相似情绪被不断渲染和蔓延，处在圈层中的人们更加希望“剧情”的发展符合自己的预期，所以有选择性地相信部分事实，或者故意忽略事情的真相。网络舆论能够将群体的极端情绪迅速点燃，因为缺乏对事件真相的完整了解，青年更多依据不成熟的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对整个事件盖棺定论。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主流价值观教育就显得力不从心。

二、网络圈层化影响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缘由探寻

网络时代，在青年身份流动、圈层排斥以及消费主义的表征下，隐藏着内在自我认同与外在社会关系分裂的危机。换句话说，圈层化是青年在现实社会个体焦虑、信仰缺失、技术劫持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价值认同偏差的必然结果。也是主流价值观引导乏力情况下，资本与网络平台耦合所制造的产物。

（一）资本逻辑驱动网络圈层化形成

资本之所以有“逻辑”，主要是因为资本具有保存自身、增殖自身的“独立性和个性”，在资本加持下，“任何一个对象本身所能具有的唯一的有用性，只能是使资本保存和增大”[7]。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文化资本的不平等成为社会分化和隔离的重要力量，而网络思潮泛滥也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对文化资本的争夺是网络圈层化的基本动力。文化资本泛指一切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资产，“是一种标志着行动者社会身份的，被视为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的价值形式”[8]。当下，网络空间成了文化资本生产与传承的新场所，也成了文化资本竞争的新场域。在现实世界无法得到认同的青年在圈层内反而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振，并可以通过网络圈层这种新的聚合模式，获得他们用传统渠道难以企及的文化资本。然而，圈层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为了个人文化资本的积累进行的显性和隐性话语权的争夺，可能对青年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建立造成混乱。

第二，网络思潮是“圈层化”产生的重要诱因。“泛娱乐化”是资本操控下的文化商业化的产物，服务于平台资本增值这一唯一意志。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资本形态，平台资本以无限追求价值增值为本能，以日常化、隐蔽化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无孔不入的娱乐世界。在娱乐至上的氛围中，以趣缘聚合在一起的青年群体，难免丧失价值判断能力，以“圈层化”的形式朝着失序的方向前行。而“后真相”思潮，导致个人情感取代事实成为道德评判的重要标准。平台资本借助自身掌握海量信息资源的优势，通过大众媒介贩卖焦虑、挑起对立，引起话题讨论呈几何式的增长，又人为地制造“反转”，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当未经证实的言论在青年群体感兴趣的范围内发酵，其情感共识将诱发“圈层化”的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更难辐射至青年群体之中，以致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收效甚微。

（二）新媒体技术与算法助力网络圈层化蔓延

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青年的娱乐生活提供了丰富而极致的官能感受，并因契合了当代青年在网络化生存状态下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使得工具理性得到空前挖掘与壮大，其后果是圈层间的对抗对青年精神世界造成持续冲击。长此以往，将导致青年对主流价值观的认知障碍，销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第一，网络圈层化加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冲突。持工具理性的人，不是看重行动本身的价值，而是完全理性地考虑并权衡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与之对应的价值理性看重的是行动体现的绝对价值， 甚至不计代价。现代科学理性化的发展，将价值与意义从客观知识的领域中驱赶出来，工具理性的强势崛起，意味着价值理性日渐式微。青年的理性批判能力和责任担当意识逐渐为“圈层化”所禁锢、解构，并在“无意识”状态下成为决定青年精神面貌、理性思维和价值观念的关键力量。尽管他们竭力维护着自己的价值理性，但也容易在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中迷失。

第二，网络圈层中暗藏着算法对青年的劳动剥削。算法推荐最大程度地使信息内容与用户固有偏好和需求相匹配，并利用反馈与修正实现对信息的引导和调控，使青年不知不觉地参与到平台资本架构的“流量”中。比如在短视频平台，用户的使用时长、使用频率、完播率等信息收集都依靠算法来完成，而点赞量、转发量、评论量等可视化数据会进一步激发圈层内受众的重复性行动。青年在圈层中产生的情感共鸣越多，为之付出的情感劳动和情感消费便越多。这些基于青年兴趣爱好进行的“情感劳动”，却反过来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在日复一日的机械运动下，青年逐渐呈现“劳工化”特征，无暇顾及主流价值观的宣传与互动。

（三）情感需求与现实落差营造网络圈层化场域

网络用户可以凭借身份的虚拟性特征，在社交媒体上建构多重身份，并在这些虚拟身份之间自由穿梭。通过网络带来的一种特殊的聚合效应，用户可以依据不同的情感导向构建起不同的圈层，而圈层作为流动的情感共同体，对参与者的身份、自我认知与文化认同重新界定，使其带上标签化或符号化的色彩，变相阻隔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第一，文化和产品区隔导致虚假共同体建立。由于每个圈层的人们都努力地制造出属于自己圈层的独特文化以明晰圈层边界，文化差异和技术产品区隔逐渐成为网络圈层中最重要的围墙。圈层中的生产与消费，建立在模因的传播和话语逻辑构建的基础上。新加入其中的个体，首先被这种逻辑说服，继而通过消费巩固对圈内文化的认同。此外，青年充分运用自身对符号、语言和图像的再生产能力，夯实了所属圈层的文化特征。但是，圈层认同本质上是一种“对立认同”，建立在“虚假共同体”之上，随着文化和产品区隔的发展，圈层的层级化、制度化也会越来越明显。

第二，现实交往乏力为网络圈层化提供了生存空间。技术赋能使“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9]。但社会交往的不稳定性让人们之间倍感陌生，他们不再按照传统交往设定自我身份，而是借助网络不断追逐具有新的吸引力的圈层来塑造临时身份，以表达不确定的和多元的自我意识。然而，个体看似拥有徜徉于不同圈层之间的自由选择，在网络中的交往，也很难摆脱现实中差序格局的束缚，有时不得不通过抑制自我力量、刻意迎合群体来换取身份的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