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师德师风网络舆情的现实困境及治理方略

摘 要

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全媒体环境下的师德师风网络舆情发展赋予了全新的时代意蕴与特征。引领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走出现实困境，亟须从加快追责立法、树立正确认识、构建预警机制、加强协作联动、加大培训力度、完善师德激励机制等方面采取必要的应对策略，让新时代的师德师风建设成为润泽教师道德生命成长的“阳光雨露”，取得与时俱进的卓越成效。

关键词

师德师风；网络舆情；舆情治理；新时代

作者简介

王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山市第一中学高级教师

近年来，有关教育领域的舆情传播，尤其是师德师风方面的舆情发展态势呈现出传播路径多元化、传播速度几何级数增长、传播主体全民化、传播过程“涟漪效应”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社会对师德师风建设的密切关注，反映了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网络生态背景下，全媒体对师德师风舆情的讨论与发酵，制造了师德“集体滑坡”的假现象，网络上许多针对师德师风建设的评论和指责实则缺乏理性思考，过犹不及。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时代师德师风网络舆情传播呈现新的发展特征，亟须关注。

一、新时代师德师风网络舆情传播的

显著特征

当下，由于新兴自媒体平台层出不穷，教育行业成为广大群众关注的重点领域。其中，有关师德师风、校园安全的舆情更是极大地吸引着网友的关注和讨论。网络舆情与传统舆情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既缘于当下网络立法尚未完善所带来的传播自由度，亦基于互联网技术特点的传播规律。

（一）从传播路径来看，新媒体成为舆情传播的多元化载体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新媒体网络用户规模达7.71亿，较2020年12月增长2，835万，约占网友总数量的74.7%。[1]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得以迅速发展。这些新兴的自媒体平台可谓社会舆情的孵化器。社会热点新闻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数以百万计的网友关注并转发，从而导致舆论事件迅速升温，造成巨大的新闻效应。这些新媒体平台的短视频符合当下年轻人寻求感官刺激的快餐文化需求，具有发布门槛低、视频时间短、传播速度快、发酵能力强等新时代互联网新闻传播的特征。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使得网络舆情传播亦具有数据量庞大，传播主体全民化、传播事件突发性、互动性、即时性强等特点。在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一些新媒体的“公知”和“大V”经常成为舆论的“意见领袖”，左右着网络舆情的走向；而其他网友则大多抱持着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娱乐心态，在人云亦云的舆论大环境下极易形成“微博热搜”等舆论漩涡。由此可见，新媒体已成为舆情传播的主要载体，在虚拟的互联网世界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舆论战”。

（二）从传播速度来看，网络舆情传播呈现几何级数增长

网络生态背景下的舆情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力强。当现实中一些负面舆情发布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就会迅速受到人们尤其是每天依赖互联网获取资讯的年轻群体的极大关注和转发扩散，呈现几何级数增长的传播速度。由于网络新闻具有突发性、爆发性、即时性和娱乐性，部分网友在舆情未经考证的情况下，对事件进行转发和传播，甚至发布一些不当的、过激的言论，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对社会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负面效应，甚至会在短时间内形成具有极大危害性的“网暴”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有关中小学校师德师风的负面舆情数量逐渐增多。一方面，这展现了全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和师德师风的密切关注现状；另一方面，网友情绪化的热议导致部分事件“失真”，阻闭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合理渠道，破坏了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爱岗敬业的职业形象。

（三）从传播主体来看，网络舆情传播逐渐全民化

新时代的网络舆情传播不同于传统的舆论扩散，其传播主体更庞大，受众范围更广泛。可以说，新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凭借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可以参与舆情策动与发酵，因此舆情传播呈现出全民化、全天候、全媒体等网络化特征。数量庞大的传播主体和传播通道，导致网络舆情传播不仅具有突发性、爆发性、即时性和娱乐性，而且还具有覆盖范围从点到面、传播路径从散到聚、传播效力从小到大、监测难度由易到难的新时代性特征。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与隐蔽性，在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要做到对全体网友的全过程、全方位和全员化监控，难度很大，因而会出现部分网友言论过于偏激、盲目随从的现象，还有一些网友对于非自身兴趣点、与自己的价值观相悖的事件抱持冷眼旁观、隔岸观火式的“选择性失语”态度。

辩证地来看，传播主体的全民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普通民众拥有了发声渠道，可以促使社会舆论变得更加民主和平等；另一方面，网络舆情传播的全民化容易引发集体情绪失控，导致网络暴力事件频频发生，破坏了清朗正义的社会风气。

（四）从传播效力来看，网络舆情传播具有“涟漪效应”

“涟漪效应”指的是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力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所造成的波纹，由近及远地荡漾开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影响久久不能消失。新时代的舆情传播主要依靠网络平台，而这些舆论事件经常引发“以一链十”的“涟漪效应”。2022年6月，江西省教育厅公布了第三批6起教师违反师德师风典型案例，有12位教师被公开批评处罚。这些教师的违规违纪行为包括有偿补课、在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兼职、体罚学生、利用职权牟取不当利益、在网络上发布不当言论以及与学生保持不正当关系等。[2]江西省教育厅、江西发布等官方微博在第一时间发布和转载此文件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他多个省份和城市的教育部门纷纷展开自查，随后发布了类似的处罚通告。从这一角度来看，网络生态背景下的舆情传播具有典型的“涟漪效应”，全社会均可透过网络平台了解到其他省市的热点新闻，进而联系自己的身边事件，有利于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提升网友的媒体素养。近日来，随着各大自媒体平台IP归属地功能的上线，国家加大了对全媒体网络的监管力度，有效地减少了网络不实舆情和负面情绪的蔓延和传播，旨在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互联网生态环境。

二、新时代师德师风网络舆情治理的

现实困境

在全媒体时代，社会话语权和舆论中心越来越多元化和高度分散化，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舆情产生的信息源头，给学校舆情处置和危机应对带来极大的挑战。现阶段，有关师德师风的网络舆情时有发生，主要聚焦于校园安全事件，教师侮辱、体罚学生，有偿家教，在校外机构兼职或为其介绍生源，性骚扰或性侵等五类问题。其中，在幼儿园、小学阶段，教师涉嫌虐待和体罚学生的事件最多；初中阶段主要集中在有偿家教和体罚学生；高中阶段则以教师涉嫌性骚扰或性侵学生的事件为主。此外，个别教师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也引发了公众对教师群体职业素养的质疑，进而在网络上形成对师德师风问题的高度关注，甚至形成网络热点或者网络暴力事件。

（一）追责制度尚未完善

我国目前针对网络言论暴力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分别从依法追究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角度对网络言论暴力作出了处罚规定。这些法律法规对打击网络谣言犯罪起到了重要的威慑作用，但随着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在应对不断发展、形式多变的网络谣言犯罪时还是稍显滞后。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在网络谣言犯罪的规制上主要存在罪名配置不合理、罪名体系不完善以及诉讼程序设置不科学等问题。并且，我国网络信息立法存在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多头立法、立法冲突严重，缺少必要的、强有力的基本法，执法过程中甚至出现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3]

2013年颁发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作出相关规定：凡是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罪名。然而，由于网络舆情传播主体和路径的数量庞大、信息来源多且杂，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网络诽谤或造谣的成本极低，而行之有效的网络追责制度尚未完善，进而容易造成取证难、追责难等一系列现实困境，并且极易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舆论效应。[4]

（二）重视程度不够到位

近年来，教育界涌现出“时代楷模”张桂梅等一批立德树人的好老师，同时也曝出学术造假、违规收受家长礼品礼金、在校外机构有偿补课等多起有关师德师风的负面舆情。2021年8月，教育部公开曝光第七批8起违反《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典型案例。[5]这些网络舆情引发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然而，目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都存在对于师德师风舆情监管不够重视的情况，对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研判，平时亦疏于开展师德师风学习和专题培训。一旦爆发师德师风网络舆情，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大多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式的补救措施，或者拖延、消极逃避问题，导致舆情进一步发酵，在传播的过程中滋生二次舆情，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甚至使网络舆情传播由浅显的表面现象逐步恶化为深层的体制机制问题，引发更大的社会效应。

（三）工作机制有待健全

2018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着力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用制度的力量确保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机制化，要充分体现师德师风思想铸魂的引领机制、内外结合的激励机制、多方联动的协同机制和广泛参与的监督机制。”[6]

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校尚未建立应对网络舆情的长效工作机制，缺少有效的舆情监测工具和应急预案，更遑论把握深层次的网络舆情演变规律，及时应对网络危机事件。同时，学校内部亦无专门的职能部门来管理、应对网络舆论事件，校长室、办公室和德育处均有权参与舆情处置，这样的管理机制存在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的问题。倘若分工不够明确，则可能导致管理部门权责不清、反应迟缓，从而在师德师风负面舆情爆发时，就会出现事前无预警、事中无研判、事后互推诿的现象，进而在舆情处置中处于被动地位。并且大多数学校缺乏向学生、家长及社会征求师德师风建设意见的渠道，甚至为了维护学校的形象和名誉，在师德师风舆情爆发后，选择用包庇、隐瞒和掩盖真相等方式来消极应对。

（四）应对能力亟须提升

《中国教育报》以舆论热度和持续性为指标进行统计，2018年1月至7月期间，有20起负面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对师德师风建设的关注和讨论。其中，江苏省仪征市某教师因课堂纪律欠佳命令全班同学互扇耳光、甘肃省庆阳市女孩李某因遭班主任猥亵而跳楼身亡等负面新闻直接冲上微博热搜。[7]此时，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能否正确地应对舆情事件，会对舆论走向产生较大影响。

从目前的舆情治理现状来看，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在应对师德师风网络舆论事件时，应对能力明显不足，面临缺乏有效的舆情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缺乏专业的研判能力、监测工具和技术水平落后、舆情管理人员不足、对外联络滞后和缺乏有效的处置方案等问题。当下，部分学校在应对师德师风负面舆情时，因未能及时回应公众、滞后对外通报情况、与媒体未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等原因，往往导致不理智的情绪在公众和网络间肆意蔓延，引起全社会更多的不满与质疑，导致错失应对舆情的最佳时机，舆情处置失去公信力和说服力。

三、新时代师德师风网络舆情的治理方略

为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提升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可从以下几个维度采取应对策略。

（一）加快追责立法，完善舆情传播法律监管

任何人在网络上都要自觉地接受法律法规的约束，不得扰乱网络传播秩序，更不得利用网络肆意传播虚假、违法信息，这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不可逾越的“红线”。要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和加快网络立法的进程，促进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使得“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的观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