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

摘要： 研究生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赋予研究生教育的使命，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乡村振兴指数，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乡村振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能够突破空间限制产生辐散效应，对相邻地区乡村振兴呈现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逐步跨越两道“门槛”，其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减后回弹”特征；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助推乡村振兴存在显著的多维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乡村振兴子维度、研究生学历层次和地区受教育水平三方面。基于此，建议从因地制宜扩大研究生规模、强化研究生人力资本“转移支付”并开展乡村数字画像等方面为乡村振兴事业提质增效。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规模；乡村振兴；空间溢出效应；多维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5-0059-12

近十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2022年我国在校研究生数突破365万，研究生规模稳居世界第二[1]。随着研究生规模扩张，大量毕业生涌入市场，研究生就业愈加艰难。学界有观点认为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拉低了研究生培养质量[2]、加剧“学历贬值”和“过度教育”现象[3]、甚至挤占本科教育资源[4]等。但事实上，在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的同时，研究生培养模式也在持续改革创新，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效益不断释放[5]。特别是2023年5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研究生的回信中，着重强调了“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结合”的创新培养模式，充分肯定了研究生深入基层一线，为有效助力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发展、服务乡村振兴作出的贡献。据调查统计，涉农专业的研究生在“三农”领域就业比例已从2017年的40%提高到2021年的80%[6]。

然而，仅靠涉农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奔赴乡村、振兴乡村是远远不够的。随着数字革命浪潮席卷“三农”领域，我国农业农村正在经历巨大冲击。农业农村需要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支教支农需要多类别、多学科的研究生[7]。只有更多有学识、有担当、有能力解决农业生产中实际问题的研究生奔赴农村，才能逐步改变农村生态；唯有多类别的助力、多学科的协同才能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赋能作用。2023年12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指出，我国要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也就是说，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将培养更多“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新时代应用型研究生，能够通过政策引导与制度设计扎根乡村，促进乡村人力资本积累。除此之外，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能够加快前沿数字技术创新[8]，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赋能助力。

一、问题的提出

综观现有研究，学者较多从职业教育和农村社区教育的角度揭示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9-12]。在农业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从人才结构、培养特点以及产教融合方式等不同视角寻求乡村振兴的新赛道。目前，研究生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很少，仅有的研究也以逻辑演绎为主，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需要更科学、更有效的证明。以下问题亟待实证验证：第一，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是否影响乡村振兴，影响程度如何？第二，当前研究生招生并非仅面向本省，毕业生也不只留在本省就业。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丰富的省份会产生显著的“虹吸”和“人才流动”现象。那么，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能否突破空间区域约束，产生辐射带动效应？第三，长期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不同地区间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研究生规模呈现高度集聚化[13]。在此背景下，不同规模的研究生教育扩张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基于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乡村振兴指数，采用STATA17.0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并应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不同空间权重下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借助分组回归和面板门槛模型，揭示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影响乡村振兴的多维异质性，以期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深化改革、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近年来，伴随着研究生规模持续扩大，高校毕业生的年均增长速度远高于城市就业岗位的年均增长速度，城镇就业岗位已无法满足毕业生的需求[14]。为解决城市“一岗难求”和乡村“一才难求”的窘境，我国出台一系列基层就业政策鼓励和引导高层次人才到中西部、艰苦边远地区和乡村基层就业。加之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相继实施，基层人才需求大幅增长，前往县乡就业已经成为研究生就业的选择趋势。邵頔基于Z大学2009—2019年研究生就业数据，阐释我国“双一流”高校研究生基层就业现状，研究发现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选择县乡就业的研究生总人数持续增长，研究生基层就业增长速度呈现“先缓后急”态势[15]。游莅荟等进一步分析38所985高校2017—2022年就业质量报告发现，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硕士研究生到基层单位就业比例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6]。不难看出，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不但能培养更多高水平人才，还能通过鼓励性基层就业政策（如“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专项计划）为县乡基层输送高层次实践型人才，实现乡村人力资本的“外源式输血”。

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所需的人力资本也依赖于服务乡村的学校教育体系[17]。我国相继提出“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强师计划”“优师计划”“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为研究生学历乡村教师培养和发展提供完备的支持体系。据教育部统计数据，相较于2012年，2022年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研究生学历的乡村教师数量实现“飞越式增长”，同比增长278.29%[18]。伴随着研究生规模扩张、学龄人口锐减以及人才强国战略转向高学历教师培养，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学历教师进入乡村队伍[19]。有研究基于PISA数据证明，教师队伍中硕士学历比例每增加10%，学生学业能力平均提升10.2个单位[20]。因此，研究生规模扩张将带动更多研究生学历教师进入乡村队伍，成为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助推乡村人力资本实现“内生式造血”。已有研究证明，提升乡村人力资本存量能提升生产要素利用率，正向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效降低贫困发生率[21]。因此，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能为乡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外生推力”和“内生动力”，进而带动乡村发展新质生产力[22]，有效促进农民增收，为农民实现“生活富裕”目标赋能助力。

除此以外，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还通过“重构产业、治理生态、反哺教育和知识溢出”等途径助推乡村振兴。第一，研究生教育作为“科技创新的开创者”和“技术变革的引领者”，其规模扩张能够推动科技创新和数字技术发展[23]，并依托“科技小院”“产学研协同”“科技特派员”等创新培养模式[24]，带动农村科技和产业融合，实现农业产业链智能化，助力乡村“产业兴旺”目标的实现。例如，参与科技小院培养的研究生被长期派驻到农业生产一线，在农业生产工作情景中开展科学研究和新型农业技术推广，解决实际中的农业生产问题。近十年来，随着研究生规模扩张，科技小院研究生队伍日益壮大，开展的田间观摩活动辐射8万余人，累计培训农民20余万人，科技小院成为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25]。第二，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能够推动基础研究创新[26]，进而带动可持续农业、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等方面的实践与创新，建构有效的生态治理措施，提高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第三，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意味着县乡学生能够通过各类专项人才计划获得更多优质研究生教育的机会，通过制度设计与引导帮助其反哺家乡、反哺基础教育薄弱地区[27]，推动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第四，高等教育扩张到一定规模后，将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28]。研究生教育作为最高层次的国民教育，其规模扩张能够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为农村的组织发展带来“新理论”和“新方法”，有效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治理有效”目标。

由此可见，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助推乡村振兴的底层逻辑是通过“释放人才、重构产业、治理生态、反哺教育和知识溢出”赋能乡村“生活富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为乡村振兴事业提质增效。此外，受我国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差异的影响，同一地区乡村振兴五个子维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乡村振兴子维度的影响可能会存在维度异质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乡村振兴有显著的助推效应且存在维度异质性。

伴随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信息化网络的建设，区域间的位置壁垒随之被打破，教育人力资本的经济影响呈现跨地区特征。传统面板数据对地区间相互独立状态的假定无法适用于实际研究需要，越来越多学者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探讨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29]。研究生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和知识交流具有外部性特征，呈现明显的溢出效应。因此，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溢出特征。一方面，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任何事物之间都有关联性且距离越近的省份关联性越强[30]。相近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可能互相影响，呈现显著“同群效应”。当某一地区成功利用资源和要素带动乡村发展时，可能会为相近地区提供经验和借鉴，从而促进相近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另一方面，本地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可能对相近地区乡村振兴发展造成影响。本地研究生教育规模越大，越容易吸引相近地区的生源前来就读，产生“虹吸效应”。在接受研究生教育并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后，这部分人才可能回到相近地区就业，这种“人才回流”现象有助于推动相近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而且，本地研究生教育所产生的成果更容易对相近地区产生技术溢出效应[31]，成果通过学术交流、科技推广等渠道传播到相近地区，为相近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和参考，形成“扩散效应”。除此之外，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教育资源以及人才需求等方面的迥异性，各地区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32]。随着研究生扩招政策的持续推进，各省域内研究生教育规模长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各地能获得的研究生人力资本存在差异，从而使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因此，不同规模的研究生教育扩张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可能并非是“线性促进”的，如果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过度或不足，可能会降低对乡村振兴的正向作用，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相邻地区乡村振兴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H3：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1.C-D生产函数与固定效应模型

计量经济学领域关于人力资本与社会发展的测量模型已经相对成熟，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由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共同创造的C-D生产函数[33]345-368。乡村振兴（Yit）是农村地区完整的社会发展目标，而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要素即为人力资本。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能为乡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外生推力”和“内生动力”，激发乡村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发展活力。基于此，本研究选取C-D生产函数作为原始研究模型，将技术投入（Ait）、物质资本投入（Kit）和劳动力投入（Lit）逐步纳入生产函数。α、β分别表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如式（1）所示。

以PGit标记研究生教育规模变量后代入     式（1），两边同时取对数后并增加随机误差项（εt）得到式（2）：

乡村振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仅基于C-D生产函数控制技术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仍不够准确。为了精准评估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乡村振兴的实际影响，并控制其他潜在变量的干扰，本研究基于前人研究基础[34]，进一步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三个方面进行控制lnControlit，并加入省份ui和年份固定效应λt吸收省份和年份的固有差异，进而得到式（3）。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一般来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乡村居民也会更加富裕，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市场化水平方面，市场化程度越高，当地市场需求会更旺盛和多样，有助于乡村发展特色农产品和旅游业，推动乡村振兴；对外开放程度方面，对外开放水平越高的地区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乡村农产品的对外销售，有助于乡村振兴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