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角下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问题与对策

摘要： 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推动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呈现出国留学人数与来华留学人数持续增长、共建模式和卫星模式快速发展的显著特征。然而，当前高校在国际化办学中存在沿袭“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吸收海外人才与传播中国文化不足、留学生生源与培养质量不高以及缺乏教学管理自主权等问题。实证研究表明，文化自信能够显著提高高校国际化发展水平。因此，在高校国际化发展中，要坚定文化自信，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化课程体系；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加强高校在国际交流中的主动权；充分利用互联网在高校国际化发展中的应用，打造多元文化开放交流的国际平台；以制度建设为切入点，为高校国际化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关键词：文化自信；高校国际化；国际化发展模式；出国留学；来华留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4-0048-12

一、引言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所处文化环境的高度肯定和积极践行，是社会成员坚定精神信念的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文化自信。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他强调坚定“四个自信”，并对文化自信加以特别阐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提升国家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不可缺少的支撑，也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与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才国际化培养的趋势明显，国际化已成为我国高校办学的重要发展方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继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通过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与经验，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培养国际化人才。2019年2月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指出，要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学历学位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

国际化办学进程中面临世界多元文化的激荡和交融，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如何在国际交往中坚守文化定力、培植文化自信是高校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高校在国际化发展中应当不断提升和发展本国优质教育、特色教育，同时秉承“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自身具备的国际传播平台，增强国际影响力。本文基于文化自信的视角，从我国高校国际化办学模式的发展与演进着手，分析高校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因文化不自信而引致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提升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水平的对策。

二、高校国际化发展的相关研究评述

基于文化自信视角分析高校国际化发展，其相关研究文献可从高校国际化的起源与内涵、我国高校国际化的发展实践以及文化自信视域下我国高校国际化的认识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高校国际化的起源与内涵

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会主席Clark于1980年首次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概念；国内则是由龚放和赵曙明最早提出[2]。事实上，高等教育国际化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古希腊和古埃及的高等教育，具体表现为当时的“跨国”和“游学”[3]。高校国际化属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范畴。一方面，高校国际化需要依托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环境和趋势；另一方面，高校国际化也是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手段之一。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大学联合会将高等教育国际化笼统地定义为：“是把跨国际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育工作、科研工作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变化过程，既有学校内部的变化，又有学校外部的变化，既有自下而上的，又有自上而下的，还有学校自身的政策导向。”

国内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理论层面开展了系列研究。舒志定提出的高校国际化的三层次理论，涵盖信念系统（认识）、功能系统（结构）以及运动系统（规范），并指出应不断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在以上三方面的办学模式，从而改造、完善本国高校体系[4]。有学者将高校国际化归类为高校职能，指出高校应具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以及国际化合作这四种职能[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高校国际化主要以学术交流为载体，也就是说，不同大学之间进行学术互动、合作是其主要特征[6]。与此同时，刘兰芝提出全球发展学说，即在高校国际化的过程中，不仅要服从民族和本国利益，而且还需培养具备包容性胸怀的国际型人才[7]。此外，相关学者还从高校国际化的动因、路径以及国际比较方面展开研究。汪旭辉从经济、教育、科技等多个维度深入分析高校国际化的原因及其必要性[8]；袁本涛和潘一林则以清华大学为例，个性化分析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以及在国际化合作方面的具体举措，明确指出应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水平大学[9]。

（二）我国高校国际化的发展实践

在实践层面，以2001年11月加入WTO为分界线，可以将2001年之前划分为我国高校国际化的起步期，之后划分为快速发展期[10]。在初步探索阶段，我国高校的教育开放程度较低，国际化办学规模小，影响范围窄[11]（P150-155）。这一时期，复旦大学中美法学班、中国人民大学中美经济学班等中外合作示范培训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加入WTO之后，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我国高校国际化快速发展，呈现出多种办学模式。其中，应用最为广泛、也是延续至今的经典模式，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其具体指的是本土大学与海外大学、国际研究机构、海外非政府组织或者政府机构开展国际合作研究或者联合培养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国际交换生项目、访问学者项目、联合培养项目等[12]。

21世纪初，共建模式转变为我国高校国际化办学模式新兴的探索方向。共建模式在我国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合作办学，其特点是独立于母体机构且需要取得当地的办学资质。共建模式的典型代表是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校园、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该学校沿用国际化质量评估体系，通过与全球知名高校及企业的密切交流合作，为学生提供海外学习与全球暑期夏令营机会，实现国内外优质高校资源的结合，标志着我国高校国际化进入注重双边互动、平等交流的新阶段。

此外，国内采用卫星模式、实现“走出去”办学的高校近年来层出不穷。诸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卫星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海外办公室、海外分支校园以及海外研究中心等；其特点是拥有独立的财务核算和管理团队，但并不独立于母体机构，与母体机构仍共享认证体系与资源。

共建模式与卫星模式起源较早，是不断发展完善中的办学模式，而教育集群模式则是近年来正处于初步尝试阶段的办学模式，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教育集群模式是将本土与海外的高等院校集聚于某一特定区域，提供公认的学分体系，形成教育集群或教育园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与紫竹国家高新区共同出资建设的上海紫竹国际教育园区和地处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的苏州独墅湖科技创新区均是将产学研结合、通过国际化学术交融开展多样化人才培养的高校集聚园区。

（三）文化自信视角下我国高校国际化的认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新时代大学生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其坚守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弘扬传统文化是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基础，强化主流文化是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核心，正视西方文化则是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关键。一些学者从国家认同这一角度切入，指出高度的国家认同来源于充分的文化自信，认为当下全球化浪潮削弱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文化自信等，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以及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路径[13-14]。另一些学者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可通过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提升高校国际化水平，并强调文化自信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起到的重要作用[15]。还有学者指出，高校应充分发挥文化课堂的教育主导作用，强化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加强新媒体教育平台的构建，推动网络在文化自信方面的引导作用[16]。

当前，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多样性，我国高校在大学文化构成、学术话语权、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存在由西方主导的问题。对此，我国高校应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引领，着力进行改革、创新，构建自主话语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好基石[17-18]。“十四五”规划提到，我国教育正处在复杂多样的大环境下，应乘风破浪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体来说，应坚持教育的对外开放，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19]；与此同时，应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助力我国高校的国际化发展[20]。孔子学院是高校国际化的典型案例，王坦基于文化自信视角，详细阐述了孔子学院在外开办“降速”的原因及其对策[21]。

现有研究显示，高校师资国际化是高校国际化中较为重要的一环，需要不断强化教师课程培训、学术会议等各种国际合作形式，培养开放型人才，提升教育服务水平[22]。除了提高教师的道德、授课以及科研水平，还需增强教师培养学生文化自信的能力，从而建成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教学体系。陈婷婷分析了我国高校国际化过程中文化自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认为高校应拓宽国际化办学的广度和深度，并强化教职工和在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23]（P237-238）。此外，在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国内高校应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合作办学基本原则。

三、文化自信视角下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我国高校国际化办学现状

整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出国留学人口持续增长，规模不断扩大。由图1-a可知，2003～2019年，出国留学人口从11.73万人增至70.35万人，来华留学人口从7.77万人增至39.76万人。同时，出国留学学成回国人数稳步增加，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出国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比例从25%上升到65%。由图1-b可知，2003～2019年来华留学生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占比从32%上升到46%，来华留学生教育结构不断优化。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3～2019年期间，留学生的来源国也从175个增至205个，国际化交流范围更广。

此外，共建模式发展迅速、日趋成熟，中外合作机构不断增加。中外合办大学的主要承建方包括地方城市和外方学校，即地方城市提供财政和政策支持，外方学校给予技术指导。截至2020年底，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达2 332个，其中本科以上的机构和项目1 230个①。中外合办大学校园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区域，依托长三角和珠三角集聚发展。由表1可知，拥有独立法人办学资格的10所大学，其学科门类覆盖广泛，在校生规模庞大。这批中外合办大学，主要采用全英文教学，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外方学校的优势学科，引进一系列延续外方教育模式的学位课程，力求培养高层次人才。

卫星模式近年来快速扩张，为高校国际化办学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截至2019年9月，我国共计84所高校（来自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境外设立和举办了128个办学机构和项目。①北京语言大学曼谷学院是我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的汉语教学办学实体，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国高校开始从“引进”向“输出”转型。除北京语言大学曼谷学院外，我国还建立了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研究生院、大连海事大学斯里兰卡校区、成都中医药大学葡萄牙宝德分校、老挝苏州大学、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等20个符合《中国高等教育境外办学指南》标准的海外分校[24]。为了宣传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些学校大多开设了汉语言文学课程。作为中国大学的海外分校，这些学校多采用英文授课，以“1+3”、“2+2”或全海外分校学习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如表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