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韩教育交流:现状、挑战与对策

作者: 万作芳 乔蓉蓉

摘   要:中韩互为邻邦,自古以来交流频繁,文化和历史渊源为两国教育交流奠定人文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双方教育交流机制逐渐成熟,为中韩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持。同时,双方教育交流仍面临合作领域偏窄,重要科研合作偏少,来华韩国留学生数骤降,深入交流不足,学生学历层次偏低等挑战。近年来,韩国推动教育新政,如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推进高校结构性改革、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支持力度、完善远程教育,为双方教育交流提供了新契机。面向未来的中韩教育交流合作,需加强教育政策沟通,完善交流机制;推进教育交流项目,实施区域一体化;促进两国语言互通,加快构建语言服务体系;提高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的全球意识,加强教育经验交流。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韩;教育交流;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志码:A         DOI: 10.3969/j.issn.1672-3937.2024.04.02

教育是促进人类发展的重要途径。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在众多领域进行合作交流,教育在推进两国交流互通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1]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韩两国的教育交流不断深入发展。在中韩建交30余年之际,本文回顾两国教育交流现状,分析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对推进未来中韩两国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一、教育交流历史

1983年中韩两国开始从体育、文化、旅游、教育等非政治领域交流。1984年,时任高丽大学校长洪一植教授随韩国羽毛球队来到中国,顺访北京大学,开启中韩学者学术交流的大门。1986年,在夏威夷大学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杨通方和韩国时任社会科学院理事长金俊烨,为恢复两国学术交流迈出第一步。1988年,山东大学开始与韩国高校进行交流,此后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仁荷大学、成均馆大学等签订友好交流意向书。1989年,时任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开启中国大学校长访韩的先例。1992年中韩建交,山东大学韩国语专业开始正式招生。此后两国教育交流变得活跃。1995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签署《1995—1997年中韩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韩国教育部教育交流协议》,并在两国分别进行“汉语水平考试”(HSK)和“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开启两国教育交流的新局面。2008年,两国教育部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关于高等教育领域学历学位互认谅解备忘录》,推动中韩教育领域的深化合作,为中韩教育交流提供政策支持,标志着中韩教育交流进入新阶段。2012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两国深入探讨“亚洲校园”项目,并签署《2012—2014年中韩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推动两国教育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2]

二、教育交流现状

教育交流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议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韩两国在教育合作规模、形式和范围方面均有拓展,交流合作机制日趋成熟。2013年,中韩两国建立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机制。2016年,习近平主席同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共同商定发挥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机制作用。双方发布《2016年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交流合作项目名录》并积极推动落实,该名录包括学术交流、文化等人文领域共69个交流合作项目,截至2016年3月,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已举行三次全体会议,开展近70项人文交流活动[3],引领和推动中韩人文交流取得更大发展[4]。2018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和韩国时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金相坤见证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与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合作协议的签署,并考察全球首家孔子学院——首尔孔子学院,与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理事长金学俊等中韩两国政府和教育界人士为汉语水平考试韩国事务局“网络汉语水平考试韩国总部”揭牌,进一步推动中韩教育的交流。[5]

(一)两国政府引领教育交流合作

中韩关系的发展推动着教育交流合作的深入。在政府间协议的框架下,两国教育部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大韩民国教育部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中韩两国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备忘录》,各省市教育厅和多所中韩高等院校也签署多项学术交流活动,学者、留学生交流,韩语、汉语水平考试等合作协议,两国教育部门高层及代表团交流频繁,建立了每年派遣教育行政长官代表团互访机制,为两国教育交流机制的成熟奠定坚实基础。在两国政府的牵头下,成立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中韩大学校长论坛、中韩职业教育论坛、“亚洲校园”项目等合作平台,为中韩教育交流建立有效沟通机制。[6]根据中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截至2021年8月,被中国承认的韩国教育机构共有348所。[7]韩国也积极推进教育相关政策和项目,制定对外国留学生的支持计划,包括简化留学程序、降低留学生TOPIK考试成绩要求、延长留学生的合法打工时间、留学生医疗保险实现义务化、加强对外国留学生就业的帮助等。[8]同时,为鼓励和支持海外留学,韩国政府设立国家公派项目,并为在韩留学生设立多种形式的奖学金,如全球韩国奖学金[9]、大学奖学金[10]、亚洲艺术专业奖学金计划等[11]。

(二)校际交流合作形式趋于多元

1992年两国建交后,中韩校际教育合作交流也正式开始,高等院校之间开始开展语言研修、学者互访及学术交流等活动。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展交流合作,并探索多元化的校际交流模式,如双学位课程、联合教学模式、交换生项目、科研合作等,双方在教学和资源上不断进行资源整合创新。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名单,截至2022年2月,中韩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到100个。[12]在校际双边交流合作的基础上,中韩两国也探索多边交流项目,如中日韩人文交流领域的“亚洲校园”项目,对增进青年间的交流与理解和加强三国教育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留学生交流积极性提高

地理位置的优势和文化的相近,使得赴韩留学的中国人数居高不下。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统计数据,2017—2021年在韩中国留学生数分别为68,184人、68,537人、71,067人、67,030人、67,348人,占全韩外国留学生总数的55.05%、48.20%、44.37%、43.6%、44.2%。2019年在韩中国留学生数达到峰值,比2015年54,214名增加2万多名,但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留学生人数有所回落。[13]据中国教育部2019年统计,韩国仍是中国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2014年,203个国家和地区的377,054名在华外国留学生中,韩国留学生62,923名,占比第一。2015—2018年来华韩国留学生数分别为66,672人、70,540人、50,600人,均位列第一(以上数据均不含港、澳、台地区)。[14]但2019年之后,来华韩国留学生数开始滑落。[15]

(四)语言文字教育交流密切

语言不仅是表现民族思想、理解文化的手段,还能形成社会与文化共识,有助于中韩两国在更深的领域进行更广阔的交流[16],为传播本国的语言和文化,中韩开设各自的语言学校,如中国的孔子学院和韩国的世宗学堂,通过语言学校推广本国语言,加强交流,也吸引着中韩两国人民相互学习传统文化。

2004年11月,中国在首尔成立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开展以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中国语言和文化推广,推动韩国形成“汉语热”。[17]截至2019年12月,韩国有孔子学院23所、孔子课堂5个,在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550所孔子学院中占比第一,是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18]韩国政府于2007年开始在全球范围设立韩语教育机构世宗学堂,以想要学习韩语的外国人为对象,开设韩国文化课程和讲座,通过韩语教育促进韩国文化传播。截至2021年6月,中国有21所世宗学堂。[19]另外,TOPIK和HSK是双方语言教育、留学和就业的重要依据,为两国的教育交流合作架起桥梁,每年考试的热度居高不下,2019年超过11万韩国人参加了HSK,人数居全球首位。[20]

(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韩国与中国相邻,是海上丝绸之路途经的国家。[21]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韩方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2017年12月,文在寅出席中韩产业合作重庆论坛,挖掘推进韩国“新北方”“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对接的具体合作方案。[22][23]2018年2月,韩国成立“‘一带一路’研究院”,并在2019年1月30日得到韩国政府的正式认可,是韩国专门研究“一带一路”的综合性专业机构,同时也围绕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的中韩关系议题进行各类研究、学习和讨论活动,旨在从中寻找两国实现共赢的契合点。[24]同年3月,“‘一带一路’研究院”以中、韩、英三语版本发行《一带一路》学术期刊,解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5]同年5月,在韩国国会议员会馆举行主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中韩国际研究会。2019年,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和韩中文化友好协会等在首尔共同主办“‘一带一路’与韩国:合作前景与展望”论坛,参加论坛的中韩政要与学者积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同韩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分享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考,推动”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26]

三、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一)教育交流合作领域偏窄

中韩教育交流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的合作培养项目、人员互派、学术交流等领域。但两国的教育交流不应仅仅局限在高等院校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应拓展到科学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等领域。高等职业专科院校由于生源持续下降等原因,其本身的发展就面临着诸多困难,因此通过国际交流合作确保学习资源和提高就业率非常重要。与邻国之间的合作,根据产业及社会的变动和需求谋求共同发展,对职业教育而言非常重要。另外,中韩学科分类、教育制度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导致双方交流的学科多集中在人文类学科领域,合作领域有待拓展。

(二)重要科研合作偏少

科研合作可以集各方优势资源进行知识共享、取长补短,是中韩学者教育交流的方式之一。2023年12月,以Web of Science为数据来源检索韩国科研论文总发文量为1,589,678篇,其中,与其合作产出论文量最高的是美国(占比12.911%),其次是中国(占比4.713%),第三是日本(占比3.712%)。中韩学者科研合著论文数虽位列第二,但与韩美学者合作发文量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与韩日学者合作发文量差距不大,且在排除2020—2023年发文的检索结果中仅次于日本。根据In Cites分析中韩学者合著论文的JNCI值,从期刊分区的情况发现,中韩学者科研合著论文在1区的比率最低,2区的比率最高,总体来看影响力逐步增大,表明中韩学者教育交流总体趋势虽然在不断深化与扩展,但由于地理、经济、政策等客观原因,1区具有高影响力的重要科研合作偏少。

(三)来华韩国留学生人数骤降

韩国教育部自2001年开始对在华韩国留学生进行统计发现,在华韩国留学生人数从2001年的16,372人逐年增至2017年73,240人,达到峰值后,自2018年(63,827人)开始逐年减少。2023年12月韩国教育部发布的《国外高等教育机构韩国留学生现状》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4月1日,在华韩国留学生人数共计15,857人,较前一年减少6.5%,较2017年骤减78.3%。从2019年开始,中国不再是韩国留学生的首选留学国家[28],虽仍位列第二,并存在韩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学龄人口减少等诸多其他社会问题,但从中也暴露出诸多教育交流中的不足。中韩共建“一带一路”依旧面临人才缺口,需要进一步发挥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在双方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

(四)深入交流不足影响文化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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