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卓越”和“普及”双重向度的实践逻辑

摘   要：普及化高等教育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平衡“卓越”与“普及”的双重价值追求。美国是世界上首个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在40余年间并未经历重大的重组性变化和颠覆性调整，而是灵活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进行适度调整。这种实践效果显著，成功实现了“卓越”与“普及”双重向度的统一。文章通过统计分析，研究了美国高等教育在普及化阶段的层次结构、院校结构和科类结构的演变和调整，并与英法德日等国的相应数据进行横向比较，以揭示普及化高等教育结构演变的一些规律性趋势，提出了促进“卓越”与“普及”双重向度统一要因应社会需求变化、坚持多层次多样化原则、努力打造顶端优势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结构;演变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4.12.06

普及化高等教育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平衡“卓越”与“普及”双重向度的价值追求。美国于1975年率先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至今已有40余年的历程。在这段时期内，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并未经历过重大的重组性变化和颠覆性调整，而是较好地实现了“卓越”与“普及”双重向度的统一。为深入探究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在普及化阶段的变化，及其对平衡“卓越”与“普及”双重价值追求的实际效果，需要比较这一变化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并提炼出美国高等教育结构演变中的规律性认识。这些规律性认识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提供借鉴，促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融通，助力完善我国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一、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纵向演变：

对双重向度的观察

满足“卓越”与“普及”双重向度的价值追求，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面临的根本性的问题。“卓越”主要指培养超出一般的优秀拔尖人才的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而“普及”则指让更多人享有高等教育机会的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这两种价值向度，有的学者称之为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关系，也有的学者称之为“精英高等教育”与“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关系。[1]著名学者马丁·特罗认为，精英教育指的是“追求学科专业性和复杂性的一种教育模式或层次，这种精英教育的内涵是与大众高等教育相较而言的。”[2]然而，或考虑到“精英”含有阶层意味，各国在政策领域更多使用“卓越”的话语。“卓越”与“普及”的双重向度与质量与公平、效率与公平紧密关联，其实践形态关涉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院校结构和科类结构，不同的实践形态在实现“卓越”与“普及”的价值追求时所展现的力度和效果呈现出多样性。由于双重价值向度的矛盾性，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结构在这两极之间摇摆。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其处理方式尤为引人关注。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如何处理“卓越”与“普及”两者的关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83年，美国国家教育促进委员会发表的《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指出，对于公平和高质量这一对目标，“无论在原则和实践上，我们不同意让一个目标屈从于另一个目标。”[3]卡内基教育基金会于1986年提出，应该反对那种认为美国政策必须在质量与平等之间选择其一的观点，国家必须两者兼顾。在过去的40余年里，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兼顾“卓越”与“普及”双重向度，稳步前行，并在层次结构、院校结构、科类结构等主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一）双向推进的层次结构：总体结构基本稳定，结构重心略有上移

层次结构的变化直接体现了“卓越”与“普及”两种取向的平衡。高等教育的金字塔顶端专注于培养高层次优秀人才，这部分被马丁·特罗称为“精英高等教育的形态”。[4]如表1所示，在“卓越”向度上，美国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数由1975年的40.8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94.9万人，其中博士学位授予数由1976年的9.1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18万人;而在“普及”向度上，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75年的51%提高到2015年的87%。经过40余年，美国高等教育规模显著扩张，但各层次之间的比例关系基本保持稳定。在此期间，层次结构重心有所上移，硕士教育层次占比小幅扩大，最高年度与最低年度相比仅提高4%。当前，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呈现出比较标准的橄榄形结构，其中中部主体部分是学士教育，占比约50%，而两端分别是短期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各自占比约25%。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博士教育占比长期稳定在5%，这种稳定中追求卓越的发展模式为美国保持科技强国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二）两者兼顾的院校结构：院校分类发展，研究型院校同步增加

院校结构的变化也直接反映了“卓越”与“普及”两种取向的变化。世界一流大学普遍遵循精英教育的价值取向，其中研究型大学在美国精英教育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并提供了独特而卓越的本科教育。相比之下，非研究型院校，尤其是两年制的短期高等教育，主要承担普及教育的任务。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在总体上分为两年制院校和四年制院校，其中两年制院校主要负责职业技术教育、转学教育和技能培训等;而四年制院校则专注于学士及以上教育。在美国国家统计中，四年制院校被细分为以下几类：非常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博士/研究型大学、硕士为主型大学、其他四年制院校和专门学院。其中，非常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博士/研究型大学都称为研究型大学。硕士为主型大学中的部分院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但其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在20人以下。除了研究型大学，其他四年制院校主要承担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任务。1975—2015年，美国博士研究生规模扩大了一倍。这一显著扩张不仅促使博士学位授权高校扩大培养规模，同时也对增加具有博士学位授权高校的数量提出了要求。如表2所示，1977年，美国拥有博士学位授权的高校共计371所，其中研究型大学占206所。到2015年，美国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的高校跃升至981所，其中研究型大学数量为311所。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美国院校结构的变化显著展现了重点与一般的统一。具体而言，虽然研究型大学数量增加了100多所，但它们在高等院校总数中的比例并未发生变化。尽管如此，众多研究型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名列前茅，成为全球瞩目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些大学在美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引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

（三）注重应用的科类结构：传统学科收缩，应用学科扩张

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卓越”与“普及”两种取向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高等学校已然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它们不仅需要培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拔尖人才，也需要培养大量在生产、工作和服务一线工作的应用型人才。在“卓越”与“普及”双重价值的推动下，应用学科的水平与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共同提升。1975—2015年，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变化突出表现为科类结构的变化。科类结构的变化又具体表现为传统学科的收缩和应用学科的扩张。如表3所示，在传统学科中，人文艺术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占比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数学和统计、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等自然科学学科也呈现出一定的收缩趋势。而与此同时，商业法律、医药卫生等学科的占比大幅提升，通信技术、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工程技术等工学领域学科占比均提高了4%。商业、法律学科占比的提高，反映年轻人谋求到贸易、金融、法律等服务业领域从业的人数显著增加。医药卫生占比的提高反映美国社会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巨大需求。

二、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的横向比较：

对双重向度的评析

高等教育结构历经不断演化，各国因其不同的文化传统而呈现出多样的结构样式和比例关系。尽管不同国家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时间、方法和路径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普遍入学”和“追求卓越”这一对固有矛盾。在化解这一对矛盾过程中，各国所采取的策略与措施不同，效果也往往大相径庭。在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的比较中，美国高等教育结构“更好地把握现代高等教育结构这一‘存在’的本质。”[18]

（一）层次结构比较：纵向四个层级，梯度相对平缓

如表4所示，相较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采用了梯度较小的四层次结构。具体表现为，学士教育与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比例为2.5∶1，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比例为4∶1。日本虽也实行四层次结构，但副学士教育的占比显著低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前，日本博士研究生教育占比长期稳定在1%。然而，从1993年起，日本开始实施研究生教育倍增计划，并在2000年将博士研究生教育占比提升到2%。尽管如此，日本现阶段研究生教育占比仍然偏低。日本高等教育的本硕比为8∶1，硕博比为5∶1，四层次结构的梯度相比美国较大。在“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推行了“3·5·8”学制，构建了学士、硕士、博士三层次教育结构。这一变革主要是将欧洲许多国家原来实行的二级学位制度中的第一级学位教育分割为学士教育和硕士教育两个层次。受历史因素影响，学士层次与硕士层次之间的梯度较小，而硕士层次与博士层次之间的比例则大体保持原来较大的比例关系。以德国为例，学士教育与硕士教育的比例约为1.3∶1，而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比例约为7∶1。相比之下，美国的博士教育占比相对较高，尽管德国的博士教育占比略高于美国，但按照每百万人口授予博士学位数的指标来衡量，德国仍低于美国。从实际效果看，四层次的教育结构更有利于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也更适应社会对多层次人才的需求，以及青年对多样化高等教育的需求。

（二）院校结构比较：“普”“职”融合融通，“学”“术”并举并进

如表5所示，美国高等院校结构的显著特点在于其实行的综合制，而并未在院校类型上划分普通高等教育院校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两年制社区学院作为高等院校的一个大类，同时也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层次，实施2011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的第5级教育，主要是高等职业教育。而四年制院校则进一步细分为研究型大学、硕士为主型大学和其他四年制院校。研究型大学主要承担科技创新和学术型人才培养任务，非研究型大学则侧重承担应用型人才培养任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与“术”被明确区分。“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25]根据我国传统文化对“学”与“术”的区分和界定，美国高等院校结构的显著特点是“学”“术”并举、并进。

英国在1992年前实行的多科技术学院和大学双轨制现已统一改为大学制度。现阶段，英国大学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1992年前老大学和1992年后新大学。老大学按照成立时间和功能不同，又可分为传统大学、红砖大学、平板玻璃大学，其中研究型大学主要集中于传统大学和红砖大学。1992年后成立的新大学“则承担了普及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旨在立足当地，提高全体劳动者素质。”[26]

法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大学和大学校的双轨制结构，这两类院校都具备博士学位的授予资格。大学实行开放入学政策，招收所有获得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并设有技术学院部，专门招收职业中学毕业生。而大学校则实行选拔性入学，其预备班设在中学阶段。

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由专门大学（亦称应用技术大学）和大学组成双轨制结构。专门大学招收各类职业中学毕业生，实施职业学士和职业硕士教育。大学又细分为综合性大学、教育大学、艺术大学和神学大学。

相比之下，美国高等院校体系的特色在于“普”“职”融合和“学”“术”并举，这种结构更有利于学生在不同类型高等教育之间转换和提升，同时也促进高等院校多样化发展。

同样是四层次高等教育结构的日本在研究生教育授予学位的绝对数量上与美国有较大差距，不到美国的1/11。日本的人口总量远超英国、德国、法国，研究生教育授予学位数只有英国、德国的1/3，其工学学科是研究生教育的主要部分。然而，日本工学研究生教育学位授予占总体的41.4%，远超美国、德国、英国、法国。

（三）科类结构比较：理工类短板依旧，医卫类优势突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版的学科分类标准，对比美国与英法德日五国的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占比，结果显示美国在理科领域占比为4.9%，工科领域占比12.4%，这一数据低于五国的平均值，尤其是工学占比仅为日本的1/3。这一现象可能与美国近几十年来推行的“去工业化”政策导致的产业结构空心化有关。2012年，美国商务部在《美国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报告中就指出，理工科教育存在短板。[33]尽管现阶段美国理工科教育的短板问题已有所缓解，但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然而，“美国高等医学教育是西方高等教育的典范”[34]，入学门槛很高。申请者需先获得大学学士学位，且大学期间的各科成绩几乎都须达到A，才有资格申请报考医学院。由于严格的筛选条件，近半数入学者需要经过多年申请才能成功入学。这种严格的选拔机制使得“美国医学专业教育代表了美国最高水平的高等精英教育模式”[35]。2015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量占比高达19.1%，远高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见表6、表7）。这一提升反映了美国英才教育在医科方面的持续投入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