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历史分析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及意义

摘   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教育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等背景下公共教育体系面临巨大困境，安迪·格林坚持对教育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进行反思。现实的教育危机和多元的学科背景积淀使得格林著就《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一书，该书集中反映了比较历史分析思想与运用，呈现出以问题为基础多层次分析的研究模式、根据研究目的融合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注重因果分析和历时性过程、重视系统化和情景化的比较等具体特征。格林对全球化时代的教育问题的关注以及他的比较历史分析思想和方法对当下比较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重拾比较教育的历史人文主义视野，有利于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推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安迪·格林;比较历史分析;《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比较教育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4.12.09

安迪·格林（Andy Green，1954—）是英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教育历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比较社会科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国际比较教育、全球化时代教育等研究。1990年，格林出版了享誉比较教育学界的著作——《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The Rise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England， France and the USA）（以下简称《教育与国家形成》）。在该书中，格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比较历史分析的理论框架和方法，通过对英法美德①四国的教育体系起源的比较，详细分析了四国教育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复杂原因，阐释了教育在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教育制度与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书中还分析了比较历史分析的理论框架，这是理解其具体运用的基础。通过该框架，作者能够系统地组织和解释各种历史数据和信息，使研究结果更加严谨和有说服力。

一、写作背景

（一）时代背景

公共教育体系的困境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教育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研究的现实出发点。首先，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教育全球化得到迅猛发展，并被标示为一种“时代性”“先进性”“国际性”的教育理念，这样的理念一直冲击着民族文化。教育全球化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对民族国家教育体系与公共教育形成严峻挑战。其次，后现代主义批判启蒙理性，追求绝对多元主义，反对教育标准化，冲击着教育的国家主体性，严重冲击了世界的公共教育理念与国民教育体系。最后，新自由主义推行的教育私有化、市场化与竞争化，也在不断冲击着教育的公共性、国民性和权威性。教育全球化、教育非理性化的盛行与教育市场化的泛滥，借助资本的强势逻辑，严重冲击了国民教育制度的合法性根据，动摇了公共教育体系的根基，导致了公共教育体系与国家教育制度的困境，造成了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危机。[1]

20世纪70—80年代，英国国内社会环境成为格林写作《教育与国家形成》最直接的社会原因。英国保守派政府试图扭转二战后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政策，建立一种以19世纪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因此，公共教育体系的困境与英国本土教育存在的诸多现实教育问题，不断促使格林进行这项研究，格林也一直坚持研究教育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教育反思的重要途径。

（二）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背景

二战后，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世界各国相继开展大规模教育改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比较教育研究异常活跃，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其中，比较教育研究的思考方式和分析方法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局限于早期运用历史和哲学的方法来描述各国的学校制度，开始借鉴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受到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大趋势的极大影响，相当一部分的研究审视了教育在现代化和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因此，比较教育研究逐渐社会科学化，编织了一种以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为基础的交叉网络。

20世纪50年代末及60年代，由于结构功能主义对社会不平等、矛盾和革命等方面缺乏独到的分析，社会科学家们开始寻求新的发展路径，逐步强调从中宏观层面运用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对社会过程与结果进行结构性解释。随着后现代主义对教育领域的冲击，后现代主义也影响了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性、不确定性、个体性、建构性、开放性等特征，给比较教育实证研究带来挑战，但又使比较教育研究从理论、方法、内容等多个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国际化的新趋势。[3]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变体逐渐取代了功能主义在比较教育研究的主导地位。新殖民主义理论、依附理论成为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理论分析框架，其中殖民主义研究如果没有历史和比较的背景是无法进行的，因此比较教育的历史主义重新得到重视。

随着时代发展，比较教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发展趋势，要求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寻找适合多元发展的研究知识路径，而比较历史分析以其具有明显的多元理论和方法特征应运而生，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注入了新的知识逻辑。[4]其中，格林的《教育与国家形成》一书正是标志性代表，在具体解释各国教育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了比较历史分析思想与运用。朱旭东先生曾评价格林的这本书：“学术界视格林的《教育与国家形成》是一种比较研究，但是我们更应该把它看作是继承了康德尔的比较教育的历史主义范式而发展的历史比较研究。”[5]

（三）格林的研究背景和兴趣

格林在1975年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分别于1981年和1988年在伯明翰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致力于文化与教育研究，重点研究欧洲和美国大众教育的兴起。1990年开始，格林任职于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先后成为比较教育学教师、比较社会科学教师，并分别在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终身教育和比较教育中心、教育实践和社会中心工作，是比较社会科学与比较教育学教授。格林具有良好的哲学、历史学和文学的学科背景，使其着眼于宏观的教育视角，对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教育政策等宏观教育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审视和剖析教育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更具有深刻性和现实性。格林发表了大量的社会和教育领域的专著和论文，其研究成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的成果集中于关于教育体系的起源、教育与培训的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比较研究，以及终身学习与社会凝聚力方面的研究。[6]

《教育与国家形成》一书起源于1985年格林的博士研究成果，它探讨了英国教育体系中某些独特性的历史起源问题。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的技术教育发展为什么相对落后？英国政府为什么不太热衷于义务教育之后继续教育的大众参与问题，甚至在英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已经确立一个世纪之后情况依然如此？格林对上述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研究英国的教育制度形成逐步深入，后面扩展到对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国民教育制度历史起源进行更广泛的比较研究。格林认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话题，虽然有关各国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很多，但很少人就此进行比较研究，更没有人对19世纪欧洲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做出充分解释。要想确切地了解现代教育体系为何得以建立、各国建立这些体系的时间和形式为何如此不一致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事情，但这被历史上的社会学研究者忽略了。[7]因此，格林想通过《教育与国家形成》这本书来回答以上问题。

二、比较历史分析理论框架及其运用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比较历史分析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开始兴盛的一个跨学科研究范式，其根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欧洲社会理论。在20世纪80—90年代，比较历史分析得到延伸和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大量带有历史制度主义的著作。比较历史分析是一门讨论如何对历史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历史”和“比较”意味着存在时空两个方面的制约：在时间上，研究的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而非当前正在进行的事件;在空间上，需要基于空间维度的比较。[8]具体到《教育与国家形成》，时间上选择19世纪，因为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大约都是在19世纪建立起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空间上选择了英格兰、法国、普鲁士和美国为研究个案，格林在选择个案时考虑到在类似经济体制下各个研究对象国家又有着明显的教育形式差异。

（一）以问题为基础多层次分析的研究模式

格林在完成《教育与国家形成》时，带着强烈的问题导向，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因素问题：是哪些社会因素导致了各国教育体系的不同特点，哪些社会因素影响了学校教育及学校教育的功能，哪些历史原因使得20世纪各国教育发展模式出现巨大差异。[9]第二，关系问题，即教育与国家的关系，一是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二是教育对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作用。格林一直关注教育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一方面，国家这个巨大的组织通过中央权力逐步包围、控制、规范、监督和严格管理市民社会，其中包括对教育的控制和规范。教育制度就是国家控制教育的基本形式和结构。另一方面，教育对国家的形成具有独特的价值。教育主要是通过观念发生作用，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10]

格林的研究是宏观到微观多层次分析的研究：在宏观层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了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国家教育制度产生的根源;在微观层面对各个国家教育制度产生过程的一系列因素进行分析。例如，对英国教育制度的分析，格林具体地比较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进程、自由放任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的不同性质的作用。[11]

（二）根据研究目的融合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

在理论上，格林指出社会学理论常常缺乏历史分析，而历史研究又常常缺乏一个具体的理论基础，因此进行理论重构非常必要。[12]格林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借助了多种理论并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以分析国家教育制度的形成过程。格林首先通过传统教育改革理论对各个国家建立现代国家教育制度出现的巨大时间差进行解释，如自由主义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传统、有关城市化、无产阶级化和家庭结构变迁理论、玛格丽特·阿修（Margrat Archer）关于韦伯主义体系理论在教育领域的思想解读而提出的“韦伯式解释”。但是在格林看来，这些理论都无法解释现代教育在各个国家的差异性，于是他提出了“国家形成理论”来解释国家教育制度产生的不平衡，并对普鲁士、法国、英格兰和美国的教育制度形成进行了比较。但是格林的“国家形成理论”是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葛兰西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他认为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论述教育对于国家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揭示了教育对于国家的意义，即教育可以介入国家形成过程并通过建立国家教育制度、规范学校类型、提出教育目的、确立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式发挥独特作用。格林还利用葛兰西的思想来解释国家教育制度如何满足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和文化霸权要求。[13]

在方法上，格林在《教育与国家形成》中融合了多种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服务于研究本身。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依据研究目的将比较历史分析划分成三种类型：一是理论平行的比较历史分析，其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并置来说服读者，一个既定的理论或者假设能够反复出现在案例中，并且可以解释案例中的待解释项，从而说明理论的适用性;二是背景对比的比较历史分析，通过案例的独特性来限制过于一般化或概论化的理论，强调认真对待作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独特案例的历史完整性，其目的与理论平行的比较历史分析几乎相反;三是宏观分析的比较历史分析，其目的是关于宏观层次的结构和过程进行因果推理。三种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宏观分析搭建了理论和案例对话的平台，而其他两个类型对其进行了很好的补充。[14]在理论平行上，格林在《教育与国家形成》的第四章、第五章都是基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葛兰西思想的理论模型下对导致英法美德四个国家教育发展出现差异的社会起源进行了解释;在背景对比下，格林在说明美国教育制度产生的一般原因的同时，突出了美国国家地方分权导致教育制度产生的特殊原因和独特形态;在宏观分析下，格林在寻求英国教育制度落后的原因时不局限于教育领域，而是从英国整个社会历史环境中通过正反面例子的比较分析教育制度落后的原因。格林曾指出，比较教育最理想的研究方式是对因果关系做宏观分析，比较并不在于可观测到的事实，而是要关注彼此间存在联系的关系或关系的模型。比较教育的研究方式必须超越仅对案例进行分类或者对案例做平行描述。[15]因此，格林在《教育与国家形成》中融合以上三种类型对四个国家建立现代国家教育制度过程进行比较历史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