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教育的行动框架

摘   要：自1945年成立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陆续发布了几份全球性报告，以重新思考教育在社会转型关键时刻的作用。近年来，在追求高速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也面临着多重危机。202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发布报告《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提出需要对教育本身进行变革，建立起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以修补不公正的现象并改造未来。该报告对新的社会契约进行构想，并从课程、教法、教师、学校以及教育机会五个向度提出了重构教育的组织方式，以此作为指导未来的行动框架。

关键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教育；教育社会契约；重塑教育；行动框架

中图分类号：G513         文献标志码：A         DOI： 10.3969/j.issn.1672-3937.2023.03.09

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巴黎发表演讲，强调“教科文组织一定能为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谱写新的篇章。”[1]自1945年成立以来，UNESCO陆续发布了若干份全球性报告，以重新思考教育在社会转型关键时刻的作用。这些报告始于富尔委员会1972年提交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并在德洛尔委员会1996年提交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延续。这些报告在世界范围内极具影响力，使“教育先行”“公民教育”“终身教育”深入人心。近年来，在追求高速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也面临多重危机。2019年9月，UNESCO发起了“教育的未来”倡议，旨在调动人们的思想，通过变革教育应对全人类目前面临的各类挑战，并提倡采取相应的行动。[2]2021年11月，UNESCO面向全球发布《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以下简称《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提出需要对教育本身进行变革，建立起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以修补不公正的现象并改造未来。该报告从社会契约角度重构了教育，并从课程、教法、教师、学校以及教育机会五个向度提出了重构教育的方法与原则，以此作为指导未来的行动框架。

一、失衡现象：重塑教育的背景

人类社会出现了多重失衡现象：全球贫困水平已经下降，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却在加剧；最高水平的生活与历史上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并存；在不断征服自然的同时，人类受到自然的反噬，环境与气候的持续恶化威胁着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生存；数字技术使我们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也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与紧张。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凸显了人类和地球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着一个生存的选择：继续走不可持续的道路或者彻底改变方向。继续沿着之前的道路前行，将意味着人类不断扩大不平等和剥削、环境的不断破坏、不断升级的暴力威胁，以及受到侵蚀的社会凝聚力和人类自由的威胁，同时还将面临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灾难性后果。此外，人类也将承担社会技术和数字转型带来的风险。因此，我们亟需采取紧急行动来改变未来的发展方向，迫切需要重新平衡我们与彼此、与地球以及与技术的关系。

教育发挥着开启潜在未来的关键作用，但目前的教育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失衡现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世界各国在教育领域实现了持续发展，各级各类教育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如今，全球人口达到80亿，95%的人接受过教育。中小学入学率在各地区和国家逐步提高，失学青少年比率明显下降，学前教育参与率也显著提高。此外，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尽管全球人口的受教育机会显著增加[3]，但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仍然不充分，教育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教育质量在多个方面仍然存在差距。一方面，歧视依然存在，并且往往具有系统性，体现在性别、种族、文化等方面。这些歧视因素剥夺了数以亿计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接受优质教育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传统的学习方式往往难以满足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需求和愿望。低质量的教学正在扼杀儿童和青少年的创造力和好奇心。一些受教育者既没有为应对当前挑战做好准备，也没有为应对未来挑战做好准备。因此，我们需要对教育进行变革，解决不公正、不充分的问题，使教育变得更加包容。

教育是塑造未来可持续发展框架的重要支柱。教育的力量在于将我们与世界和他人联系起来，调动知识帮助我们驾驭这个不断变化和不确定的世界。面向当前至2050年的教育，共同世界研究集体（Common Worlds Research Collective）于2020年11月提出了七方面的教育宣言，认为人类要放弃自我幻想并回到“现实”中来，以共同世界为基础将我们重塑为地球生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会融入这个世界[4]。2021年11月，UNESCO在《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报告中构想了新的社会契约。以建立公正、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为指导目标，提出我们需要建立起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从而重建人类之间、人类与地球、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为实现更好的未来而进行改造。正如UNESCO总干事阿祖莱所说：“这一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是我们修复过去不公正和改变未来的机会。”[5]

二、平衡重建：重塑教育本身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教育社会契约。社会契约不仅仅是一种交易，而且是一种植根于文化的规范、承诺和原则。在社会契约视角下，教育被视为一种社会政策和手段[6]，是一种社会成员之间为共同利益而合作达成的隐形协议（implicit agreement）。教育的社会契约反映了人们对公共教育目的的共同看法。20世纪以来，公共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为儿童和青年提供义务教育，进而促进公民和国家的发展。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教育逐渐走向市场化，以市场为基础的逻辑给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对教育的目的和功能产生了深刻影响。教育的功能逐渐聚焦于为个体利益服务，范围缩小至帮助个体获得工作、提高社会地位等，忽视了教育对社会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7]由此，教育的公益性功能被严重忽略，包括社会化功能、推动道德和社会进步的功能、使个体能够发展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功能等。[8]在此社会契约下，教育系统长期错误地灌输了一种信念——短期的特权和舒适比长期的可持续性更重要。诸如此类强调个人成功、国家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信念，使得人们忽略了团结、理解人类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对彼此和地球的关爱。当前，人类和地球的未来面临严重风险，我们需要重塑教育，建立起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以帮助我们共同应对挑战。

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必须纠正过去的不公正，将人们团结在一起，提供必要的知识、科学和创新，为所有人塑造一个以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为基础的可持续未来。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必须遵循以下两条基本原则。一是确保终身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受教育权是实现所有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关键，必须继续作为新社会契约的指路明灯和基础。长期以来，受教育权被理解为“儿童和青年在学校的受教育权”。教育需要对建设人类能力做出更加深刻的承诺，受教育权应覆盖所有年龄段和所有生活领域。此外，为保障所有人的受教育权，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必须以人权为基础，以不歧视、社会正义、尊重生命、人类尊严和文化多样性等原则为依据，同时包括关怀、互惠和团结的伦理。二是加强教育作为公共事业和共同利益的作用。一方面，教育是在人们与他人和世界的接触中共同经历的。教育机构应最大程度保证学生的多样性，以帮助他们跨越差异的界限，相互学习。另一方面，教育是被共同治理的。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教育治理模式须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不同的观点和声音都需要被纳入教育政策和决策过程中。因此，作为一项共同的社会事业，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不仅要确保为教育提供充足和持续的公共资金，而且要承诺让每个人都参与到有关教育的公开讨论中。

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不仅包括构建教育系统的基本原则，而且包括为建立、维护和完善这些系统所做的各项工作。为了强化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和共同的社会承诺，以及作为最重要的人权之一和国家、公民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教育需培养公民受教育的能力，使他们成为自主的、有道德的思考者和行动者。这意味着要让受教育者具备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发展他们的能动性、责任感、同情心、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以及从多方面提高他们的社会情感能力。为了使教育与这一宏伟的愿景相一致，有必要建立起新的教育组织方式。

三、平衡发展：重塑教育的五个向度

19世纪和20世纪建立了旧教育社会契约，其教育组织方式具有以下五个向度。其一，旧的课程：教育是通过课程传授的，课程是按照学科网络组织的；其二，旧的教法：教育被视为一个教学项目，根植于教师在班级中讲授的课程，但学生个人的成就被赋予更高的优先级；其三，旧的教师：教学被认为是一种单独的实践，依靠各学科教师的专业能力实现有效教学；其四，旧的学校：学校是按照固定模式组织起来的，这种模式在建筑、组织、程序上有较大的相似性，不受环境影响；其五，旧的教育机会：教育的组织形式是在专门机构中教授年龄相仿的学生群体，这些机构离家庭和社区较远，当学生被认为他们已经为未来生活做好准备时，教育就会结束。

在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下，需要一种全新的教育组织方式。《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报告不仅呼吁新的教育社会契约，还从课程、教法、教师、学校以及教育机会五个向度提出了实现新的社会契约的教育组织方式。

（一）重塑课程：从传授知识到共造知识

课程兼具教育性与社会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课程问题已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围绕教与学的内容与方式的讨论从未停止。未来教育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课程改革势在必行，必须重新思考和想象课程。课程应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的内容，让学生准备好适应、缓解甚至扭转气候变化，同时要适当吸收女权主义观点和本土知识体系，使学生学会关心彼此、关心地球。然而，对知识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内容必须占主导地位。知识从来都不是完整的，它始终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而在知识传递过程中还会伴随不平等的现象。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课程培养学生广泛的能力，支持他们进一步获取和生产知识，并培养批判思维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在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下，课程要从丰富的常识中生长出来，以支持生态的、跨文化的和跨学科的学习，从而帮助学生获得和生产知识，同时培养他们批判和应用知识的能力。课程问题始于斯宾塞1859年提出的经典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在培养个体知识、能力和价值观的过程中，课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几十年来，关于课程的争论一直围绕学科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平衡展开。我们要认识到，知识如何在产生、应用与反复检验中持续发展，知识共享空间（knowledge commons）与课程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一是从历史角度，课程不是由“已有知识”（completed knowledge）组成的，而是以连接不同世代的知识为依据，在传递的过程中留出审查与更新的空间。二是从方法角度，课程需要将认知领域（cognitive domain）与解决问题的技能、创新和创造力联系起来，同时将情景化的社会情感学习纳入其中，支持性别平等、消除不公，强调气候变化教育，并意识到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的紧密关系。三是从能力角度，课程取决于知识与能力固有的关联性：为增加参与全球对话的机会，读写能力与多语言教育应受到重视；鉴于数学知识和技能的广泛应用，计算能力在未来教育中同样重要；通过推广科学知识和调查方法培养学习者的科学素养，凭借数字教育培育关键技术素养（critical digital literacy），进而引导技术创新和社会数字化转型；重建教育与人文科学的联系，加强对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并在艺术创作中增进学习者对世界的理解；人权教育可以提高国家教育系统的整体效率，相关课程在解决性别不平等和种族主义问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高等教育在共同知识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大学可以通过合作和国际化进一步开放知识共享空间，还应该支持跨文化和多样化的知识生产方法。

展望2050年，我们需要超越将课程视为学科网络的传统看法，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重新认识课程。指导原则如下：一是课程应提高学习者利用和创造共同知识的能力；二是课程要重新定位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三是课程需通过培育科学素养、数字素养与人文素养来帮助学习者抵制虚假信息的传播；四是强调人权与民主参与的人权课程应成为改变人类和世界的基石。[9]

（二）重塑教法：从个人竞争到团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