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摘   要：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场由数字技术发展引发的教育领域的系统性变革。美国高校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定位和实践经验，对于我国高校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有积极意义。文章以美国高等教育信息技术协会教育数字化转型调查报告为始点，结合美国多所院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案例分析，形成了对美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白描，同时介绍为美国各级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服务的相关机构和组织，为借鉴美国数字化转型的规范化路径提供了线索。分析发现，近年美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受疫情影响而得到整体加速，尤其在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学生服务、大数据支持下的院校发展决策、跨部门工作流程的贯通等方面有明显的转型迹象。但是，在技术生态建设、技术人才更新、文化变革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障碍。在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有必要从价值定位、战略方向、运作模型层面来增强高校应变能力和竞争力。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高等教育；IT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9.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3.05.04

大数据时代，教育数据不再只是一堆用作统计的简单“数字”，而正在成为一种变革教育的战略资产和科学力量。美国高等教育信息技术协会（EDUCAUSE）认为数字化转型是高等教育的未来，先行学校已经开始了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开展数据驱动的教育变革，这些正在发生的令人兴奋的转变将塑造精准教育的未来。

一、什么是教育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指使用数字化技术对一个机构的核心业务过程进行深度变革，新建数字化模式。其成功实施需要机构在价值定位、战略方向、运作模型层面重视数字技术对于机构发展的价值和作用，协调机构各个层面的创新领导力来增强机构应变能力，提高竞争力。

美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以提高学校经营绩效为目的而进行的组织变革，即通过数字技术对整个学校的业务模式进行转型，以更好地服务学生，优化业务运作。

目前数字化转型已经在众多领域全面展开，普遍采用的解释模型如图1所示，即认为一个机构的数字化过程会经历三个阶段、五个步骤。

第一阶段是数字化转换，即信息数位化（digitization）。数字化转换将数据从模拟格式变成数字格式，如将纸质记录数字化以进行存档和检索，实现信息数字化；把信息放到网上，实现条理化组织信息。在教育领域，书籍杂志的电子化、研究数据数字化，对于教育科研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第二阶段是数字化升级，即流程数字化（digitalization）。通过数字化业务过程让数据流动起来，包括流程自动化和精简作业流程，以“提高机构正在做的事情的效率或效果”[1]。例如，使用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管理学校的财务、人事，学生在线申请学校、教师在线提交项目申请等。在此阶段，各部门的信息化是各自为政的，容易出现机构数据（如在校学生总数）因来源不同而不一致的情况，部门间数据难以互通，没人完全清楚整个学校的情况，严重影响高校对于发展方向和业务重心的判断。

第三阶段是数字化转型，即业务解决方案数字化（digital transformation）。从机构发展目标和面临挑战出发，从战略层面重构机构的数据架构和技术框架，全方位协同开展机构各方面的数字化变革，改变大学的战略方向或价值主张。比如，建立更强大、更有目的性的数据库，以便更好地盘存、分类、组织和保护各类机构数据，加强数据完整性、安全性、标准化和基于数据的治理；确保跨多个应用程序和平台的数据互操作、规模易扩张、功能可扩展；各类应用以用户为中心进行设计，开展流程改进和系统再造，以减少冗余或不必要的工作，改善用户体验。本质上，数字化转型是从“业务需求”出发，最终回归到解决“业务问题”。

美国高校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会为其学校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和机会。美国联邦教育部发现近20年美国新增了很多大学。《经济学人》认为，日趋激烈的高校竞争是由营利性机构和一些希望重塑高等教育的新型竞争者所主导的[2]。对于美国高等院校来说，其开展数字化转型是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增强高校的数字化发展能力。为此，其数字化转型的体系架构和方法机制始终要以服务学生价值为导向，深化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提升、整合、重构组织的内外部能力，赋能业务，加速创新转型。但是，如果只是技术先进，在学校的运作中不能从观念、文化和战略层面重视数据及相关技术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价值，即使增加信息技术的投入，其投资回报也不会有明显增益。因此，数字化转型的根本任务是价值体系的优化、创新和重构，不断创造新价值，打造新动能。通过周期性明确价值新主张，提升价值创造、价值传递的能力，转变价值获取方式，创新价值支持、价值保障支撑体系，才能稳定获取转型成效。

总之，数字化转型是信息技术引发的系统性变革，涉及战略调整、能力建设、技术创新、管理变革、模式转变等一系列转型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机构需要开展大量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工作，在数字化转换和数字化升级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

二、美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现状

2019年8月，EDUCAUSE对高校数字化转型进展进行了一次调研[3]，发送了上万份调查问卷，只获得181个回应，这个调查回收率也反映出当年很多高校对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和内涵还认识不清，对于本校是否在开展数字化转型缺乏辨识，在机构层面对数字化转型还没有引起重视。

2021年8月31日，EDUCAUSE再次采用快速问卷调查方式更新了高校数字化转型进展数据[4]，EDUCAUSE工作人员将10道题的快速调查问卷投放到协会的“数字化转型社群”和“信息技术（IT）领导力社群”，在一天之内收集了239个回应，87%的回应主体是美国高校，覆盖各种高校类型和规模。

对比两项调查的结果①，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加速了高校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更多的美国高校开启数字化转型规划和相关工作。几乎没有开展数字化转型的高校比率由2019年的55%下降到29%（见图2）。超过79%的受访者称，疫情在“中度”或“较大”程度上刺激了他们所在的机构开展数字化转型；而不到1%的受访者称，疫情根本没有加快他们所在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不少受访者表示，对其所在机构的数字化进程满意度有所提升。

EDUCAUSE还分析了学校全日制学生规模与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发现来自规模较大（5000名学生以上）机构的受访者（52%）称当前在数字化转型上有投入，远高于来自规模较小（5000名学生以下）机构的受访者（30%～32%）（见表1）。

与其他行业一样，有四个因素推动美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分别是更好的客户体验、更强的竞争力、更高的盈利能力和更快的应变敏捷性。[6]

目前，美国高校数字化转型最成功的业务模块是学生服务，这是美国高校需求最大且管理层面愿意支持投入的方面。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新增高等院校数量整体增加，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报告，2005—2016年，美国大专院校的数量增加了近10%；2016—2017年，达到5157所；最近几年略有下降，2019—2020年为4901所，比2015—2016年的4874所多30所。[7]另一方面，美国大部分地区的高中毕业生人数逐年减少，预计2024年会有所回升。

在非营利性机构的领域谈盈利似乎是不合理的，但许多州立和私立机构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削减成本、调整学费。疫情也影响到大学的收入，因此，借助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大学招生的吸引力（62%）、减少在校生的辍学率（64%）、增进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和提供良好的学习体验（87%），成为很多高校最近几年重点发展的信息化业务。[8]不少学校从学生的招生、入学开始到毕业和就业，以这条求学旅程为线索，统整跨部门数据，创新业务服务模式，敏捷应对其间出现的各类问题。

据2019年的调查结果，美国高校各部门在数字化发展各阶段的工作量如图3所示。有三成的学校的信息化部门、招生部门、教务管理部门、证书发放部门、图书馆在进行流程自动化方面的工作，而教学、研究、人力资源、对外合作部门等还主要在做信息上网的工作，教师提职、校内合作方面的业务大多处于信息数据化阶段。大部分学校的运行过程尚处于数字化的第一阶段。在这些学校部门中，已经开始做数字化转型的五大业务是：学校信息技术中心、教务（招新、入学管理和学籍管理）、图书馆、科研和学生学习。2021年的调查发现“教师教学”代替“科研”上升到了数字化转型业务的第四位，这显然与疫情影响下的远程教学有关。

总之，疫情整体上加速了不少高校的信息化进程，包括加速IT相关的采购和系统更新，促进了部门之间的合作，也让学校的信息化工作更多地支持学校的战略发展目标。因此有人感言：即使学校没打算做数字化转型，外界因素也会逼迫学校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应变。

前述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高校并不多，EDUCAUSE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大家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不同，有些人可能认为需要大动干戈才是数字化转型，而并没有将校园内涌现出的小型新业务模式纳入数字化转型范畴，为此，EDUCAUSE列出学校数字化转型迹象核查表[9]，帮助美国高校了解本校数字化发展进程。

其一是战略层面：学校数字化转型是否针对学校的核心挑战，如学生学业成功、学校财务改善、学校声誉、外部竞争力等；是否已引发学校价值定位、业务模式、学院或部门战略方向的改变；学校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影响是否是巨大的、深远的、根本性的；学校领导层对于数字化转型有无明确的承诺，是否广泛参与数字化转型目标定义和工作协调，是否有明确的数字化转型计划或路线图，是否有明确的数字化转型领导能力和资金投入。

其二是文化层面：是否关注机构整体目标，跨部门的合作有无达到新水平；领导人是否擅长变革管理，从风险规避转向风险管理，是否愿意采取有特色的新战略方向，依靠数据、分析和其他形式的证据来告知和调整决策，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新的机会；IT投资和计划与学校发展优先事项是否完全一致，有无建立基于问责和数据支持的信任文化；是否投资侧重能够增加用户良好体验的数字化转型项目，并加大数据分析以指导数字化转型过程。

其三是人才层面：是否会根据发展需要重组员工队伍，设立一些新职位，界定相关角色胜任力要求，如首席数据官、首席创新官、学生成功官、企业架构师，以及与供应商管理、用户体验和业务关系管理相关的角色；学校IT人员是否都非常熟悉高等教育的“业务”，在科研、行政、教学等方面不断扩大数据和数字技术的变革作用和范围；是否更加强调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允许弹性工作时间和灵活的工作地点，以及新的福利和发展机会，以成功地吸引和留住人才；是否在全校范围内强调数据素养、实现多样化、公平和包容。

其四是技术层面：学校的信息化管理是否更加集中化或外包给校外机构，且始终与学校的产出目标直接挂钩；是否将敏捷性和灵活性作为技术业务和企业架构的优先项；网络安全战略是否日益成熟以应对数字转型带来的新风险；是否定义了指导机构决策的数据分析策略，推动数据驱动决策的技术部署和资金投入。

三、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

虽然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是美国许多高校的共识，但是不少高校也在数字化转型的尝试中遇到了困难，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管理层将数字化转型误认为只是技术工程，另一方面也是对流程再造的难度估计不足。归纳起来，影响高校数字化转型的环境因素有如下四类。

（一）学校技术生态：过时技术或孤立系统

美国高校各部门的业务信息化系统往往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期间也许经过更新换代，但大多由业务部门主导建设，常常是传统业务工作模式的数字化，而且这些系统独立的数据库因为业务壁垒而构成了机构的“数据竖井”，难以共享和流动，影响业务流程改进，妨碍建立增强用户体验所需的互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