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公立综合性大学第三使命制度逻辑研究

摘   要：自“博洛尼亚进程”提出以来，德国高等教育体制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化的影响，包括知识和技术转化、继续教育、社会参与三个维度在内的第三使命在德国高等教育法律中地位愈发重要。文章以制度逻辑理论为基础，以83所德国公立综合性大学使命宣言为研究对象，使用MAXQDA软件收集和分析以上大学的使命宣言文本，进而探讨第三使命的表征程度，分析这些大学的古典逻辑和服务逻辑的比重和作用。经过分析发现，第三使命的分类比重体现了德国公立综合性大学的自我定位；德国公立综合性大学使命宣言的内容和实施受到古典逻辑的烙印影响；德国公立综合性大学的服务逻辑具有矛盾性。

关键词：德国；大学使命宣言；第三使命；文本分析；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3.08.07

全球化发展驱使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知识经济的普遍增长将大学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教学与研究作为当代大学的核心使命，逐渐受到第三使命的制约和影响。自“博洛尼亚进程”提出以来，德国高等教育受到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影响，高等教育的知识和研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由此开启了大学的第三使命：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大学使命宣言文本，进一步探讨第三使命的具体表征和制度逻辑。

一、 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s）理论为基础，分析德国公立综合性大学的使命宣言。制度逻辑作为制度理论的一部分，于1985年由阿尔福德（Alford）和弗里德兰（Friedland）正式引入。制度逻辑理论通常用来描述现代西方社会制度中固有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政治民主这三者相互竞争的制度秩序。1991年阿尔福德和弗里德兰在探索个人、组织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背景下进一步发展了制度逻辑这一概念，认为社会的核心制度都有一个关键逻辑，即约束个人行为的手段和目的。之后，一些学者基于阿尔福德等人的理论，又重新定义了制度逻辑的内涵。尽管这些定义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强调一点：要理解个体和组织行为，必须将其置于社会和制度环境中，这种制度环境既规范了行为，又为组织和个体变革提供了机会，对组织结构和个体行为有着战略性作用。而组织通过创建或调整其结构来遵循制度的要求和对环境的认识，可以使组织获得合法性和稳定性，从而提高组织的生存机会。因此，制度逻辑为组织提供了行动、互动和行为解释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的作用在组织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大学作为组织形式，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确定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仅仅遵循指定的社会功能。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高等教育日益专业化和商业化，迫使大学采用更类似于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组织管理模式。但是，受古典大学历史传统的影响，德国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调整和改变。然而，现今德国大学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相互竞争的制度逻辑中：一是基于对大学使命传统理解的古典逻辑，二是认为大学应当像公司一样进行管理的服务逻辑。德国大学发现自己面临着相互矛盾的制度要求，既要成为学习和研究的场所，又要引入类似公司的管理结构。有学者强调，高等教育机构正在进行一场斗争，因为它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市场话语和管理方法进行重组，试图获得合法性，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可能会通过改变其商业惯例而失去合法性，以至于它们偏离了其作为教育机构的本质、功能和积累的遗产”。[1]到了2015年，德国大部分大学仍处于使命宣言制度化的过程中。[2]德国大学在遵循洪堡理念的古典逻辑和将大学视为企业家和公司实体的服务逻辑之间寻找平衡。

此外，制度逻辑强调“合法性”对组织生存的影响，强调制度环境对组织及其行为的约束性。例如，政府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准则和条例对组织施加影响。但是，组织并非被动消极地适应服从制度环境的规定。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组织具有可变性和复杂性，为了生存的需要，组织会采取相应的策略以应对制度环境的约束。作为一种公共组织，德国公立大学尤为依赖州政府，并从州政府获得公共资金。而政府通过大学法律、与大学的合作协议以及与大学签订的绩效协议来确定大学的任务和需求。[3]为了满足国家和州政府的要求，德国公立大学需要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结构，加强大学治理体系，从而获得外部的合法性。具体来说，表现为完善和丰富大学使命。

任何社会组织，不论其规模大小，都会通过使命来确定组织的目标和任务。使命为大学的存在和发展明确责任、价值和方向，揭示大学的信念和原则。大学的使命宣言反映出大学的个性特征和意蕴文化，是大学的自我形象展示，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高度凝练了大学发展目标、职能、核心价值等自我定义的文本陈述。从大学组织内部来看，使命宣言有助于形成价值认同，促成文化共识，产生组织凝合力，传承大学的精神文化特质[4]；从大学与外部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使命宣言既是大学对自身目标、职能和存在价值的宣告与承诺，也是人们对大学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种认定和要求。[5]使命宣言作为一种成熟的组织工具，从商业环境传播到高等教育领域[6]，已经成为现代高等教育治理的工具，用于界定和区分大学定位和加强大学品牌。

从制度逻辑视角来看，一方面，使命宣言具有确立组织价值观并对外传播以获得合法性的功能。通过使命宣言，大学能够说服政府或者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必要的资源。另一方面，使命宣言具有传达组织身份的信息功能。大学使命宣言能够说明大学对州政府和资助机构的重要作用，并将大学与社会需求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新的资源和资金，进一步提升社会合法性。因此，大学试图通过使命宣言来展示其对社会期望的响应，从而提高大学的生存能力。可以说，使命宣言作为协调公共关系的工具，用于改善大学的外部形象，是大学对外部环境期望的反映。它们不仅是对外部需求的反应的表现，也是大学制度自主性增强的象征。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德国公立综合性大学的使命宣言，以评估第三使命的表征程度。

二、概念界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发展要求大学在知识经济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高等教育的第三使命属于全球性现象，但它仍具有国家性和地方性特点。此外，将哪些大学活动视为第三使命的内容，也因大学系统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因此，第三使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埃兹科维茨和雷德斯多夫在分析大学、产业和政府关系时，首次提出“第三使命”这一概念。[7]菲利普·拉雷多认为第三使命具有三种职能，即大众高等教育（以学士学位为中心）、专业高等教育和研究（以专业硕士学位为中心，以“解决问题研究”为中心活动）和学术培训和研究（以博士学位为中心，以文章为主要产出）。[8]这一表述实质上是指第三使命具有教学、研究和服务的职能。格雷戈里·特伦奇等人认为第三使命是指第一使命（教学）和第二使命（研究）之外的各种活动，如技术转让、继续教育和社会参与等。[9]从以上角度来看，“社会贡献”是第三使命的核心概念和内容。

随着对第三使命更深入地研究，其概念范围不仅涉及大学的社会参与、经济贡献等，还包括在教学和研究职能以外开展的所有社会、创业和创新活动。例如，乔丁·莫拉斯-加拉特等人指出第三使命囊括了学术环境之外与知识和其他大学能力的生产、应用和开发有关的所有活动。[10]可见，第三使命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与社会组织合作，还囊括了大学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联系。在德国，关于第三使命内涵的讨论通常集中在知识和技术转化方面，第三使命通常被描述为在教学和研究环境中进行的活动，但不限于教学和研究，其核心特征包括：超越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使命；利用大学相关的资源，如知识、研究成果、技术、人员（学生和教职员工）、基础设施或财政资金；参与人员包括学术和科学部门以外的人员；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11]

根据国外学者对第三使命的研究，可以看出第三使命的概念十分多样，既扩大了教学和研究的范围，又增加了与教学和研究相关的新任务。为此，本研究在整合已有研究的相关定义基础上，将第三使命的内涵限定为知识和技术转化、继续教育和社会参与三个维度（见表1）。

三、第三使命的产生背景

（一） 第三使命产生的全球背景

教学与研究作为当代大学的核心使命，逐渐受到第三使命的制约和影响。美国大学以服务导向作为大学的制度逻辑由来已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管理的高等教育治理形式。麻省理工学院时任校长亨利·普利切特于20世纪初指出，“美国大学在管理上越来越倾向于遵循商业公司的形式。”[12]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鼓励高等教育解决社会经济问题，通过了《贝赫-多尔法案》（Bayh-Dole Act）。该法允许大学通过为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申请专利，将研究成果授权给私营企业来赚取版税。这一做法是保持大学财务正常的关键，也是高等教育与商业合作的里程碑。[13]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三使命在美国大学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到了2005年，美国机构合作委员会（Committee 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制定了第三使命的基准。[14]

无独有偶，由于支持新知识的创造和传播是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大学作为知识生产者，在支持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生产性知识转让逐渐成为欧洲大学的第三使命，各国政府通过提供不同形式的激励措施，以实现大学的第三使命。例如，英国的高等教育公共资助委员会启动了“第三流”（third stream）资助，以支持和激励大学的知识转让活动；西班牙通常以国家项目的形式进行大学资助；瑞典和德国通常在国家或州和地区层面资助大学开发支持性基础设施。

（二）德国高等教育第三使命的产生

长期以来，德国大学承袭了19世纪洪堡对柏林大学改革的精神，即重视学术研究，这一高等教育使命成为19世纪以来德国大学发展的蓝图。正如麦克莱兰所说：德国大学享有的“学术和发现的中心”的荣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大学古老的体系里充满活力的研究机构。[15]可见，高等教育的历史理念对德国大学发展的影响尤为深远，影响着现代德国大学的改革。

然而，自“博洛尼亚进程”提出以来，德国高等教育体制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德国大学处于一个竞争性制度逻辑环境中，即古典逻辑与服务逻辑的理念抗争阶段。基于洪堡大学改革理念的古典逻辑认为，大学是受到国家和宪法支持的高度自治的组织，不会被外部的市场经济所侵蚀。然而，这一理想的德国大学愿景受到了以服务为导向的制度逻辑的挑战。服务逻辑认为现代大学应该具备像企业一样的管理模式，应该向纯学术研究之外的专业管理人士开放。在这一逻辑中，高等教育被视为一种商品、投资和战略资源，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企业组织。高等教育的日益专业化和商业化要求大学主动明晰自身的发展定位，呈现使命宣言中的第三使命，进而确立自己的发展目标，展示自身的办学特色。

此外，德国宪法赋予了各联邦州高等教育部门的立法权，16个联邦州都有着自己的大学法。有研究表明，第三使命在德国所有州立大学法律中地位愈发重要，表现为知识和技术转化以及继续教育不再是高等教育治理中的边缘现象，而是被视为大学的核心任务和需求。[16]联邦政府以及各州都推出了新的资助计划来促进大学践行第三使命，如巴登—符腾堡州的真实世界实验室（real-world labs in the state of Baden-Württemberg）、联邦和州联合计划创新大学项目（joint federal and state program innovative university） 。

四、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是德国公立综合性大学的使命宣言。通过收集各大学的使命宣言文本数据，从而分析使命宣言文本中第三使命的表现程度及制度逻辑。使命宣言是一种组织公开对外宣传机构目标、价值与期望以及自我评价的手段，最早应用于商业领域。从管理学视角来看，使命宣言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54年德鲁克（Drucker）的《管理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和1957年塞尔兹尼克（Selznick）的《行政领导》（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这两本管理著作。[17]根据不同管理流派的阐述，使命宣言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使命宣言是战略管理流程的规范性出发点，具有协调和规范行为的功能；第二，使命宣言是向不同的内部和外部利益攸关方说明和界定企业市场地位的工具，有助于建立企业的良好形象；第三，使命宣言对企业文化发挥着积极影响，具有激励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大学使命宣言是展示大学形象和定位的工具，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有助于形成价值认同，促成文化共识，产生组织凝合力，传承和展示大学的精神文化特质。20世纪80年代，使命宣言在德国大学中出现，规定了院校的目标、独特性与愿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大学使命宣言已经发展成为建立和保持机构和组织特殊性的管理工具。[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