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柬埔寨华文教育中的书院因子探析

摘   要：柬埔寨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节点国家，而且是全球华文教育的示范引领国家。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和现代大学书院教育对柬埔寨华文教育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在柬埔寨各级各类华文教育中都具有书院因子的印记。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柬埔寨“四角战略”深入协同背景下，柬埔寨相关教育政策和教育规划、华文教材的内容选编等均相向而行，传统与现代并重、中西交融并举的现代书院精神的打造，为中外教育协同发展、交流与传播提供借鉴。

关键词：“一带一路”；四角战略；华文教育；书院教育；孔子学院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3.09.09

“一带一路”建设为推动区域教育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提供了大契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与沿线国家开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本着开放包容精神，与愿意参与的各相关方共同努力，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贡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教育合作、共同行动，既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人才支撑。柬埔寨华文教育由来已久，不仅在全球发挥着示范作用，而且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已经与中国形成了平等、包容、互惠、活跃的教育合作态势，进一步为中柬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的国家关系夯实了基础。发端于私塾的柬埔寨华文教育，受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和现代大学书院教育的影响，在渊源、教学实施、教材等方面，都融入了为人、为学、穷理、笃行和文化传承等书院教育的因子。

一、中国书院教育与柬埔寨华文教育的渊源

中国古代书院是教育的场所、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思想交流的中心。明代开始，书院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各国，甚至部分欧美国家和地区，这种态势对传播中华文明、教育形式和丰富当地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以来，新学、西学传入中国，书院又成为连接中西方文化的纽带。由于西方近代学术自由等教育思想与书院有很多相似之处，故而国外学者对书院也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如日本学者大久保英子所著的《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等，为中外教育交流与传播提供借鉴。

（一）柬埔寨华文教育概览

“截至2020年底，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国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000万。自2021年1月25日起，中文正式成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官方语言。”[1]全球共有16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孔子课堂[2]，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54个国家设有孔子学院153个、孔子课堂149个[3]。其中，柬埔寨华文教育的模式主要包括：华校模式、孔子学院模式、来华留学模式和其他碎片化学习模式[4]。从“住番”华商开始，闯荡南洋的华人就在历史的长河中埋下了中外交流的种子，华文教育开始萌芽；从“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扶南王派遣使者到中国”[5]，中柬两国就开始持续至今的国际交流；从早期私塾到1914年潮州人在金边建立端华学校开始，华文教育就开始在柬埔寨生根发芽且蓬勃发展。“柬埔寨华文教育有百余年历史，早在清朝，为传承祖国文化、解决华人后代的教育问题，华人社会就开办起各种形式的华文学校，柬埔寨华文教育也由此诞生。”[6]正规华文学校的出现，不仅规范了华文教育的形式，而且扩大了华文在当地的影响。1990年12月26日，柬华理事总会正式成立，属下机构包括金边五大会馆（福建会馆、潮州会馆、海南会馆、广肇会馆、客属会馆）、各省（市）柬华理事会、十三宗亲会和全体会员等共140多个单位，形成统一组织、统一领导、共同发展的完整民间华人社会服务领导机构，此后华文教育蓬勃发展。

截至2022年6月，柬埔寨华人华侨约110万[7]，在柬华校约80余所，在校生大约5万余人，教职员工1500 人以上。柬埔寨目前有3所孔子学院，分别是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由九江学院和皇家学院共同建设）、马德望大学孔子学院（由马德望大学和中国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共同建设）和柬华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由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和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共建，2022年）。其中，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23个教学点覆盖首都金边及12个省市，包括19个汉语中心、2个孔子课堂、2个中文系，累计培训学员达10万人，成为华校之外最主要的华文学习和传播阵地；柬华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是全球第一所实施“中文+职业教育”的特色孔子学院，拥有中柬两国认可的学历学位专业本科证书授予权，采用“4+0”“2+2”“3+1”等方式实现“中文+专业技能”的本科教育模式，同时突出定向职业培训。

（二）中国书院教育与柬埔寨华文教育的渊源

目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已成为柬埔寨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游客来源国，华文及华文教育在柬埔寨不仅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而且成为柬埔寨国家竞争力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中柬书院教育的佛教传承影响因素

塔克西拉大学（Taxila University）和那烂陀大学（Naland University）是古印度最具影响力的佛教大学，对包括中柬在内的亚洲很多国家的佛教传播具有深远的影响。我国名僧中的法显（东晋，求出家修行的戒律）、玄奘（唐代，学习佛教的哲学理论）和义净（唐代，学习出家修行的戒律及生活方式）前往古印度求学或者取经，就跟这两所学校关系密切。据相关史料记载，三位高僧学成归来之后组建了很多寺庙，从而影响了中国书院和书院教育的基础，书院的组织形式、建筑、课程、经费来源、独立精神以及教育形式等都跟寺院的建设发展相关。南北朝时佛教采用的佛画传播、开题、论难、格义讲经等方法，都为当时的儒家教育所吸收。唐宋书院教育以人物为中心的形式也与寺庙发展相关，与现代教育以课程为中心，强调不因人设课有根本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书院主要功能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这就是前贤往哲筚路蓝缕探索出来的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有着千余年历史的中国书院，在开创儒家学派、挺立民族脊梁、凝聚民族精神、涵养民族之气以及传承中华文明方面，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8]书院教育在“为人”与“为学”两方面并行不悖且以“为人”为要旨，这与书院多兴起于私人创办的私学有关，更与魏晋南北朝及唐代佛教私学的发展与兴盛有关。书院从选址到活动内容、活动方式以及学规等均与佛教寺庙选址、传经布道、规约、学习文法和背熟经典的教育程序等息息相关，既反映了书院受佛教寺庙的影响，也说明了文人借书院复兴儒学而兼容佛老义理的实质。

作为有着多种宗教信仰的柬埔寨，佛教在历史上一直是影响其最大的宗教，也是其国教。因而，寺庙教育在柬埔寨古代教育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直到现在也有一定影响。寺庙不仅仅是宗教活动中心，也是重要的社会活动场所，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担负着文化教育的职责。佛教约在公元前1世纪传入中国新疆和田地区，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以大乘佛教为主。而在约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佛教传入柬埔寨，以小乘佛教为主。据《梁书》卷五十四《中天竺国传》记载：“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9]据史料记载，南朝（梁）时在其都城（建康）设有“扶南馆”，专供柬埔寨僧人工作、学习和居住。这一时期（南北朝），那伽仙（天竺僧侣，受扶南国王委派出使中国）、加婆罗（中国名僧养或僧恺，印度沙门求那跋陀罗的弟子）、曼陀罗（中国名宏弱）、须菩提（中国名善吉）、真谛（中国名亲依，原印度僧人，扶南政府委派到中国扬教）四位影响较大的从扶南来中国的僧人，有的在中国居住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在政府和民间传译经论，向中国传播佛教及扶南文化，同时也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佛法。当时，也有中国僧人前往扶南传经论道。这充分说明天竺（古印度）佛教对柬埔寨（扶南）影响的同时，也说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柬交流中，中国文化对柬埔寨的影响，而两国佛教的兴盛更是进一步促进了中柬文化的交流和学习。由于扶南真腊时期资料的缺失，虽然不能直接得出柬埔寨教育直接受佛教影响的证据，但从吴哥窟及其他出土文物考证，特别是从中国史料的记载中不难得出其教育形式寺庙化或者中国书院化的结论。

2.书院形式对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影响

书院教育经过不断发展、壮大、成熟和衰落，在中国文化发展和教育发展上都举足轻重。书院教育经历了从私学到两汉儒家学者建立精舍、魏晋名士清谈讲学，而在从唐宋到明清千余年的历史中，书院教育长期保持着自身特色。历史上，柬埔寨的华文教育起源时期是以家庭教育、师徒传承为主体的学习形式，具有学校教育意义的私塾（家庭）、义学（会馆）和类似中国书院教育式（庙宇）的华文教育形式逐渐发展，至今仍有留存。在柬埔寨近代，1908年潮州籍华侨刘泰生在金边创办华侨私塾，1914年后迁至潮州会馆办学，改名端华小学（即前文所说端华学校）。1917年，波罗勉省巴南华侨创办冠华学校；1920年，琼州帮华侨开办觉新学校，由潮州、福建、广肇和客家四帮合办起广育中学（柬埔寨喷呸市）；1927年，闽籍华侨在金边创办民生学校，教学用闽南话讲授。这个发展过程也说明柬埔寨华文教育受中国教育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都借鉴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书院教育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国学教育是现代大学以书院形式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现代“书院制”教育不但延续了古代书院传承与传播传统文化、立德修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思想意识形态交流等功能，还承担文化自信、中外交流融合、产业协同、技术创新等功能。而这些功能，在“柬埔寨2030年高等教育愿景”（如道德价值观的培养等）、“柬埔寨教育2030路线图”（如培养民族意识、诚信和民族自豪感、技术创新等）、柬埔寨“通识教育和技术教育的课程框架”中都有明确涉及或规定。以柬华理事总会所管辖的华校和以孔子学院为主的华文教育，更是受到国内现代书院教育的影响，并将一些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做法迁移到柬埔寨华文教育之中。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高校探索大学书院建制进一步发展，教育模式的向外辐射影响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凸显文化交流在创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中“民心相通”的基础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思想，本身就具有共赢、共享、共建的先天特质，加之柬埔寨较高的西化程度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高度认同，使得融合西方传统博雅教育和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精神在内的现代书院制方式能够在华校、孔子学院等华文教育的地方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历史上，柬埔寨虽然具有灿烂的文明，但几乎所有的辉煌都没有本国的文字记载，其相关历史发展差不多都在中国相关史料中有确切体现。因此，无论是从历史渊源上还是在“一带一路”现实合作中，中柬两国都具有共同的历史和现实需要，柬埔寨华文教育受中国传统及现代书院的影响就是水到渠成之事。随着民心相通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凸显，“一带一路”倡议和“四角战略”①（Rectangular Strategy）的进一步深入协同，华文教育对柬埔寨国家利益、人才培养、创新机制等方面的进一步助推，书院文化及书院教育的相关思想将会进一步得以强化、本土化和科学化，中柬书院教育相得益彰的格局有望形成，势必进一步影响柬埔寨华文教育，从而进一步助力两国教育的协同。

二、柬埔寨教育规划、华文教材中的

书院因子

随着中柬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和“一带一路”倡议与“四角战略”的深入协同，华文教育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水到渠成，以“柬埔寨2030年高等教育愿景”“柬埔寨教育2030路线图”等为指导的柬埔寨教育规划为华文教育的深入开展提供契机，有利于华文教育的书院式发展。柬埔寨华文教育基本上跟随中国教育模式——统一学制、统一教材和统一师资调配。具体教学上是执行统一教材、统一教纲、统一考纲的“三统”策略，华校教材主要是由柬华理事总会与中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研究中心共同合编的《华文》教材。该系列教材包括小学《华文》（共12册，每学期1册，分六学年）、初中新版《华文》（共6册24本，其中每册配练习册A、B两本和教师参考书），参照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系列教材的标准体例，结合柬埔寨历史与现实特点形成本土化、个性化系列教材。孔子学院及其教学点教材以《新实用汉语课本》《快乐汉语》《跟我学汉语》《成功汉语》《当代中文》等教材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