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由熬长夜而创基业

摘   要：鉴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李达被毛泽东誉为“理论界的鲁迅”。从留日期间为救亡苦寻出路，到留学回国为中共一大召开巧设方案，李达求索一剂救国良方;从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大中华民国救国团以宣传全民抗日，到担任中共一届中央局宣传主任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高擎一面赤色旗帜;从留日期间研读并翻译马列经典，到终身捍卫马克思主义并培育革命力量，李达开垦一片思想沃土。以李达为代表的留学人员无愧于缔造建党伟业的“真正的人”。

关键词：李达 留日 留学生 建党

“你（李达）就是理论界的鲁迅，我一直就是这么个看法！”毛泽东1956年7月在武汉东湖宾馆接见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时作出如是判断。1936年在父亲李辅仁80岁寿诞之际，李达为父亲代笔所撰写的《自序》寿屏，悬挂于湖南永州的故居中堂：“三子鹤鸣，学而能成其名，教授于大学，垂二十年，著述盈筐，桃李满天下，而自持不阿，绝意仕进。学者立身，行世固当如是，报国之道岂止一端哉！”终身秉持报国之道，只因李达所代表的留洋学子负笈苦学，“以便将来回国搞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即便“要忍耐着”留学期间“不堪忍受的欺凌侮辱”。以妻为佐，守初心;以刊为桅，举旗帜;以笔为鞭，育新人。三度负笈扶桑的李达无愧于缔造百年伟业的“真正的人”（毛泽东语）。

一、求索：从一高寻路到一大筑基

“今日之中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未见有乐观者存。”日本法政大学学生陈天华1905年12月7日泣书《绝命辞》，次日蹈海殉国，以惊醒同胞“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此壮举传至陈天华故乡湖南，在由始建于1739年的蘋洲书院于1903年改制而设的永州府官立中学堂（今永州第一中学）“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就读刚一年的李达“渐渐知道世界大事”：“当时的中国处在英、俄、德、法、日、意、比、荷的宰割之下，好像是‘羊处群虎之交’，瓜分豆剖，国亡无日。”学界由此频频掀起爱国运动，“昨天排英，今天排日，明天排美”。在赴京求学路上，李达“悲愤地觉悟到，中国已经变成了列强统治着的殖民地”。怦然“发生了爱国心”的李达“成了朦胧的民族主义者”，立志教育救国，先后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今湖南大学）。

因孙中山1912年8月在表明北上共商国是之目的时提出“尤在振兴实业”，李达遂弃师范从理工，由教育救国而实业救国。1913年“参加统考到日本去留学，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的”。清政府驻日公使与日本文部省1907年达成的“五校特约”，指定文部省直辖的五所高等教育机构自1908年起15年内每年定额录取中国官费生。在此特约的框架下，李达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名列榜单第二，入1902年建校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今筑波大学，简称一高）数理科学习。因悬梁刺股般攻克外语而患肺病，留日仅一年便回国养病。三年后，1917年春，李达再度赴日，考取作为帝国大学预科、学制三年的第一高等学校（今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编入1908年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特设预科第二部，即理、工、农科以及医科的内药学科，学制一年。经每周修学32个课时的修身、日语、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画图、体操等课程，李达1918年9月底修完特设预科。随之升入大学预科，编入第二部工科1年级第1组，学习正规课程。

一心难以只读圣贤书。鉴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向袁世凯政权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李达“沉痛地感到”：“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象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此际，俄国十月革命如惊梦之春雷，“震动了全世界，震动了中国人，特别是震动了富于政治警觉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李达从日刊获悉这件“人类有史以来破天荒的大好事”，对苏维埃政权“感到无限的喜悦”，“才知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而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这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称”，由此“初步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对苏俄的向往”，并坚信，“要救国，除了依照俄国的办法，实行社会革命，打倒北洋军阀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外，是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的”。

要救国，唯有坚信，“除非到共产主义全面实现的时代，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1920年8月4日，李达结束留学生涯归国，抵沪“寻访‘同志’”，从留日学长、久仰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处喜闻筹备共产党组织之意图。陈独秀一年前因散发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李达即刻在1919年6月24日《民国日报·觉悟》上撰写《陈独秀与新思想》予以声援：“‘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在协助陈独秀编撰《新青年》时，结识编务助理王会悟。两人遂结连理，婚礼即在《新青年》编辑部，由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操办。而之前三个月，亦在《新青年》编辑部，李达与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雁冰、陈望道、俞秀松共同组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因陈独秀1920年12月赴广州任职而由李汉俊代理书记，李汉俊又与陈独秀产生分歧并愤然辞去代理书记，自1921年2月至1921年7月，李达实际主持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1年6月，李达与由李大钊介绍来沪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商讨建党事宜。李达统筹陈独秀、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三方意见，遂与李汉俊分别致函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欧洲的党组织，要求各地派遣两位代表来沪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汇去由共产国际提供的路费。在长沙新文化书社，毛泽东收悉李达信函，请他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赴ΟΟΟΟΟ（共产主义者——笔者注）之约”，并附上200块大洋路费。7月23日晚，中共一大9名代表，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分批走出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前往一大会场。因经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上海学联评议长何世桢介绍而在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从事文秘，王会悟得以与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共事。而这位留日学子黄兴之遗孀兼任1914年创办的博文女校董事长，“以竭女子之知能，启发国民之自觉，提倡社会服务为宗旨”的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即设在该校。王会悟便借用校舍作为一大代表宿舍。一大最后一日遭到法国巡捕房突袭，王会悟遂把一大闭幕式安排在家乡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舫上。琴瑟和鸣，既奏响一曲百年和好之情歌，更唱响一部百年初心之史诗。

二、宣传：从金鼓齐鸣到赤旗招展

“排外救国，已成为当时学生的共同心理。”师范科班出身的李达在永州就读期间便感悟教育救国之道。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最有激烈情绪的一人”，之后成为最年长的赴法勤工俭学的湘籍老乡徐特立，1909年12月8日在长沙修业学校（今湖南农业大学）授课时，历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所不至，清朝政府事事屈从洋人的要求”等屈辱，言至1902年湘西“辰州教案”，声泪俱下，竟持刀断指，蘸血写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借以激励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徐特立语）。此义举给在长沙就读私塾的毛泽东“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毛泽东语），一封寄往永州校园的《徐特立断指血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做反日救国运动》亦激起千重浪，永州学生纷纷“对日本侵略者和清朝卖国政府的罪行义愤填膺”，以抵制日货与练军事操培育爱国情怀。“这一类的反帝爱国运动在那时是年年都要举行的，每逢帝国主义者向清廷提出亡国性的侵略条件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就集会、游行、喊口号、发宣言、向清廷请愿。可是这些运动每一次都以被压制而告终。”

华夏学子所在之处，无论祖国与他乡，反帝运动如火如荼。针对段祺瑞政权1918年5月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一致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假虞灭虎’之计”，群情激愤。李达就读的第一高等学校中国留学生“尤忿不胜忿，已于2日全体决议归国”，且“分派代表多人到各校，各省同乡会一致赞成”（《民国日报》，1918年5月11日）。仅东京36所大专院校，中国留学生罢课占比便高达96%（日本警视厅5月15日调查资料）。1918年5月5日，各校同乡会、同窗会代表聚集东京，决意组建“大中华民国救国团”，作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等留日学子1915年2月11日在位于东京神田神保町的中华民国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驻地创建）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该团派遣先发队同时前往北京和上海。李达与救国团副干事长阮湘及王希天、龚德柏4人组成北京先发队先抵津并成立救国团天津支部，随即抵京并成立救国团北京支部，访各大报馆与各界人士，尤其联手邓中夏、许德珩为代表的北京大学学生，决定5月21日共同发起向段祺瑞政权请愿示威运动，可视作五四运动的预演。救国团“预定唤起国内学生大搞救国运动的希望终于没有实现”，反而让北洋政府借机解除“五校特约”，这惊醒李达：“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李达6月三度赴日，增添一重身份：天津《益世报》东京特约通讯员。因“担任天津汉字报纸《益世报》特约通讯员，与俄国激进派有共鸣，其行动屡次报告过”，抵日的李达已遭日本外务省监视。五四运动爆发，以“天放”作笔名，李达每隔两天撰写一则长篇通讯发往国内，《益世报》用大号字登载。1920年8月3日，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馆，留学生总会举行全体大会，身为留日学生总会文牍主任的李达负责起草檄文《反对日本援助我国祸首的宣言》《留日学界关于时局的通电》，“以吴友仁的假名罗列了极端的排日文字”（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与国内军阀专制主义暗中勾结，要求彻底改革北洋政府体制。李达亦以救国团1918年7月5日创刊的机关刊物《救国日报》为平台，对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击鼓而鸣以攻之”。

要救国，唯有“实行社会革命，打倒北洋军阀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共产党作为“参谋部”，“才有胜利可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中国共产党深谙击鼓鸣金之道。一大推举李达担任宣传主任，实乃唯才是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首任总书记陈独秀1921年11月签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通告，明确提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1921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刊发李达起草的《人民出版社通告》：因“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而“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为海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中国共产党第一家出版机构遂宣告成立，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者——笔者注）丛书》十一种，其他九种。1921年9月至1922年6月，这家设在李达寓所的出版社业已出版《马克思全书》两种，《列宁全书》五种，《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李达继而主编《妇女声》。这份1921年12月10日创刊的半月刊“专以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为主旨”，虽以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出版，实为由中国共产党主办，且作为党的首份妇女刊物。早在建党前夕，李达便担纲宣传马列主义之重担。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纪念日，效仿列宁由创办全俄秘密政治报《火星报》而建党之举，上海共产党早期组创办《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以李达所得商务印书馆稿酬充作办刊经费。这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之雏形，虽不标明编辑、印刷、发行的地点，发行量却高达5000份。编辑部即设在李达王会悟夫妇新房，李达撰稿编稿，王会悟印刷发行。该刊遂成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紧密联系的纽带，并列入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推荐书目。毛泽东1921年致信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该刊率先在华夏大地树起共产党这面大旗，共发表文章53篇，其中李达执笔的长短文累计38篇。在《共产党》第五号短言中，李达明确提出共产党在中国的两大使命——“经济的使命”和“政治的使命”。将中国变成赤色世界，须大张旗鼓。以报为鼓，以刊为旗;击鼓而鸣，擎旗而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