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界关于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主题与趋势探析
作者: 孟彦 洪成文
摘 要:中国教育发展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要了解中国教育,就需要了解中国的教育政策。中国教育政策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影响与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国际发文情况相关。文章借助CiteSpace软件,在了解中国教育政策研究国际发文的作者、机构、国家/地区等的基础上,分析发现当前国际上关于中国教育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四大热点主题:教育公平政策研究、以高等教育政策为主的教育体系政策研究、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和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以学生为核心的政策研究是研究趋势之一,但对于我国政策变迁、民办教育等重要的政策研究领域,在国际出版物上很少或几乎没有学者研究。未来应注重在发文量和水平、研究内容和方法、国际合作和跨学科合作等方面的提升。
关键词:中国教育政策研究 国际发文 热点与趋势
2020年12月10日,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其中强调“不得为追求国际发表而刻意矮化丑化中国、损坏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要求专家学者在向国际同行传达观点时应客观、科学且合理。作为教育研究者,有责任将我国的教育政策以真实准确的方式向世界传达,学者发表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英文文章,可以在增强我国学者声音的基础上,强化国外学者对我国教育政策的正确认识,从而深刻理解我国的教育发展真实情况。探索中国教育政策研究在国际英文刊物上的发表情况,了解研究内容的分布和特点,对于提高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国际发文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研究旨通过对2000—2020年关于我国教育政策的英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了解当前国际上关于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最新成果,把握研究动态与趋势,分析该研究领域的热点,同时诊断研究不足和偏向,为提升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研究工具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采用的CiteSpace软件是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一款可视化分析软件,已经成为当前进行文献分析的重要工具。CiteSpace不仅可以挖掘引文空间,而且可以提供其他知识单元之间的共现分析功能,如作者、机构、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等。[1]CiteSpace可以基于节点之间的联系、关键词的共现来分析研究热点,通过关键词在一定时期的突现来分析研究发展阶段,并根据近几年的突现词预测未来的研究趋势。本研究主要应用CiteSpace对作者、机构、国家进行分析,了解当前发文量的基本情况,同时根据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确定研究热点,并基于关键词突现探索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文献为分析对象,为保证搜索数据的准确性,以“China NEAR/300 education policy”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表示“China”和“education policy”两词之间的相隔在300个词以内,该检索方法足以覆盖相关研究文献。采用此种检索方法一方面保证所检索文献包含的文献是关于“中国”的教育政策,另一方面确保研究文献属于政策研究领域。截至2020年12月,共搜索到2000—2020年的相关文献197篇,通过CiteSpace系统导出和转码,产生189篇文献用于数据分析。
二、数据基本情况
(一)发文量年代分布情况
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自带分析功能可以得出关于2000—2020年我国教育政策的英文研究文献发文数量(见图1)。最早关于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英文文献是2001年的2篇文章,一篇是台湾大学学者发表的文章,主要内容是以我国湖南某侗族村的低入学率分析为例,反映民族教育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2]另一篇是香港城市大学学者发表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年会上的文章,主要从比较的视角分析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在进行教育改革时的政策措施差异,提出我国内地更多的是采取分权政策,地方政府利用多种渠道的资源和方式来提供教育服务;而香港地区基于管理主义的原则,通过提高在提供优质教育方面的竞争力,应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3]2002—2004年,关于我国教育政策的研究发文量为零,2005—2008年发文量仍较少。2009年起,发文量逐渐增多,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出现下降,2019年发文量最多,2020年有所下降。可以看出,关于我国教育政策的英文研究,不仅数量偏少,而且具有不稳定性。
(二)发文作者和机构分布情况
对发文作者和机构合作网络的分析可以了解相关研究领域有哪些学者以及他们所在的机构情况,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了解到学者之间的合作程度。通过CiteSpace生成的图谱,节点的字体的大小表示发文数量的多少,字体越大,表明数量越多。
利用CiteSpace对相关文献的机构进行分析发现,香港大学、香港教育大学(2016年更名,之前为香港教育学院①)和北京师范大学发文数量位居前三位,后续排名依次是昆士兰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悉尼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清华大学等。在香港机构发文的学者也有可能是内地学者。
节点之间的连线越多说明合作越密切,由图2可以看出,整个机构网络得出的节点是184个,连线数是108个,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中心的机构合作数量最多,其次是香港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发文多,除了地域优势以外,还与其他因素有关:一是其在世界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活跃度很高;二是其作为全球顶尖教育学院联盟的成员,与国际上顶尖教育研究机构的合作广泛和密切;三是其鼓励本校学者与国际学者合作科研。
基于生成的作者图谱,通过发文频次和中心性数值可以发现,来自新加坡南阳理工大学的谭夏琳(Charlene Tan)发文数量最多,有4篇,主要围绕中国教育政策的借鉴开展了研究,作者李健(Jian Li)②、洪敏(Min Hong)、赖美玲(Mee Ling Lai)等13人发文数量为2篇,其余作者发文量均为1篇。该网络共得出353个节点,连线数是397个,可见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方面学者之间的合作是比较普遍的。
(三)发文国家分析
通过对发文国家进行图谱分析,发现来自中国的发文数量最多,高达123篇,其次是美国(25篇)、澳大利亚(17篇)、英国(14篇)、新加坡(4篇)等(见图3)。这说明我国学者是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主力军。
三、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
(一)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研究文献主题内容的高度概括。本文基于CiteSpace 对所有文献进行了词频分析,共获得326个节点,其中排名靠前的20个关键词见表1。除China、education、policy为主要关键词之外,我们可以发现,相关研究主要以higher education、Hong Kong、migrant children、English等为关键词开展研究。可见,关于我国教育政策的英文文献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且倾向于对我国香港地区的教育政策、英语教育政策等方面开展研究。
关键词的共现聚类基于关键词的高频程度进行合成,从而更好地把握当前相关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通过CiteSpace分析网络获得17个聚类(见图4),其中数字越小,说明聚类所代表内容的频次和热度越高,越能代表当前的研究内容。这17个聚类分别是:#0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1义务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2教育系统(education system)、#3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4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5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6自闭症(autism)、#7民族主义(nationalism)、#8英语(English)、#9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10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ies)、#11公平(equity)、#12增长(growth)、#13少数民族儿童(language minority children)、#14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17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19外语教育政策(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通过对17个聚类进一步整理,可以发现当前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英文文献主要集中在四个主题。
1. 教育公平政策研究
通过聚类分析可以看出,国际上关于教育公平发展的政策研究主要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对全纳教育理念和社会包容理念的政策体现、特殊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等。主要的关键词有农村教育、户口制度、流动儿童、特殊教育、全纳教育、社会包容等。
通过形成的聚类可以发现,国际上关于我国教育公平教育政策的分析主要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展研究。经过对文献的二次检索可以发现,引用次数最多的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学者发表的关于教育在全球化中的作用,以及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分析了中国、印度、肯尼亚和斯里兰卡四个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教育政策发挥的作用。[4]通过表2可以发现关于教育公平政策研究被引次数较多的文章主要涉及教师质量与专业发展、特殊教育政策和健康教育政策等。
2. 教育体系的政策研究
国际上关于我国教育政策的研究也涉及不同学段的教育体系研究,包括义务教育、教育系统、高等教育等相关聚类,该主题的关键词包括:农民工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高等教育、义务教育和学前儿童等。由于无法割裂教育体系的研究与具体问题的研究,对教育体系的研究与其他三个主题具有重合性。例如,在公平发展主题下的研究,较多关于流动儿童的政策研究,这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政策问题。但经过对文献的二次检索发现,对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研究最多,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政策研究文献共有70篇。中国失业大学生的激增与经济发展、教育政策制定、高等教育改革具有相关关系,有学者利用马丁·特罗的理论分析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大众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被引频次高达117次[5]。被引频次较高(45次)的一篇文章分析了我国在制定教育政策吸引海外人才的背景下,高水平海归群体在国内求职过程中的优势与劣势,探讨了海归人才与我国高校之间的融合和价值观的问题。[10]同时,近年来关于职业教育体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薛二勇和李健探讨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的宏观教育政策设计,从内容体系、认证体系、支持体系和治理体系分析如何建构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生态系统。[7]
3. 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我国的语言教育政策也是研究热点之一,主要针对英语语言政策,涉及聚类包括英语、语言政策、外语教育政策以及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通过对文献的二次检索发现,关于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被引次数最多(23次)的文献由英国威尔士班戈大学的冯安伟发表,通过文本分析和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对中国少数民族整体语言教育政策的分析[8]。被引次数排名第二(18次)的文献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了中国两所大学在英语教学中如何解释教育部关于大学英语教学形成性评价的政策[9]。被引次数排名第三(16次)的文献以台湾一所双语大学为例分析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与语言政策的关系。[10]
4. 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民族教育政策也是最早进行研究的主题之一,主要体现在我国民族主义、国家认同、少数民族儿童发展方面的政策研究。在所有文献中,涉及少数民族研究的文章共17篇,这些文章中大多是将民族教育政策与语言教育政策联系起来开展研究,同时也有以政策分析的视角探索针对少数民族人口的教育政策。具有代表性的是薛二勇在2019年发表的文献,分析与少数民族人口融合相关的教育政策,针对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教育认同的边缘化、教育的非交往性、制度的相对分离、严重的文化壁垒以及相对强调显性教育等),提出了构建一体化开放的民族教育新体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