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科学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摘   要：倡导联盟框架有助于透视政策变迁过程。文章借助倡导联盟框架，解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科学教育政策系统中的倡导联盟及其信念系统，从历史演进和变迁逻辑两方面对科学教育政策进行分析，并从政策取向学习、外部干预环境的营造和联盟共同体的构建三方面为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科学教育政策 倡导联盟框架 历史演进 变迁逻辑

一、问题提出

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二战后，为确保科技发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美国等发达国家将科学教育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并相继出台科学教育政策，引领世界科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基于系统结构分析原理，扩展政策演化的各个阶段，深入分析政策发展过程中的逻辑和变迁机制，是政策变革理论中典型的分析工具，在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得到广泛使用。本研究尝试借助倡导联盟框架，解读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科学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以期为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倡导联盟框架及其适用性

20世纪80年代，倡导联盟框架由美国保罗·A. 萨巴蒂尔（Paul A. Sabatier）等学者首次提出。在该框架中，倡导联盟是由合作组织组成的联盟团体。倡导联盟的共同目标可称为信念体系，即与决策相关的判断、主张和价值取向。信念体系由三维层级构成，包括深层次核心信念、核心信念、次要信念。其中，深层次核心信念是倡导联盟的根本价值规范，是贯通所有政策子系统的根本原则;核心信念是倡导联盟制定政策的核心价值，代表倡导联盟的基本行为准则和立场;次要信念主要通过工具性决策来实现政策的核心价值，易受社会环境、经济制度、文化舆论等因素影响。[1]

在倡导联盟框架中，持有共同信念的组织可形成倡导联盟，开展长期的协调与合作，以此将其信念转化为政策。在此过程中，倡导联盟会持续进行政策取向学习，以达到强化信念体系合理性的效果。因此，信念体系的变化是政策变化的内因。短期外部干预，包括经济环境、统治联盟地位、社会舆论等系统性政策的变化，则是政策变化的外因。内因和外因的影响相比，前者缓慢而持久，后者快速而剧烈，二者共同推动政策变化。

划分把握发达国家政策变化的不同历史阶段，是运用倡导联盟框架进行分析的必要步骤。为此需进行以下分析：对倡导联盟信念体系的变化进行分析，阐明倡导联盟制定科学教育政策的价值根源;对短期外部干预的作用进行分析，明确影响科学教育政策变化的经济、社会等因素;总结科学教育政策变化的逻辑，以为科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借鉴。

三、倡导联盟框架视角下的科学教育政策

（一）倡导联盟的划分

根据信念的不同，发达国家的科学教育政策体系可分为三个倡导联盟，分别是体制内联盟（Intra-system alliance）、体制外联盟（Extra-system alliance）、受众体联盟（Audience alliance）。[2]体制内联盟主要负责制定科学教育宏观政策，由中央政府和中央官方机构组成，如美国的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S）、美国联邦教育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ED）、澳大利亚的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Scientist，OCS）。体制外联盟负责制定地方政策，促进国家科学教育政策的区域化以及履行科学教育的监测、评估和信息反馈等职能，由地方政府、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非官方机构组成，如美国教师联盟（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AFT）。受众体联盟负责科学教育政策的落实，由科学教育实践者组成，如学校、博物馆、科技馆等。

（二）信念系统分析

分析三大倡导联盟的信念系统可知，科学教育可持续发展以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是倡导联盟共同的深层次核心信念，各倡导联盟持有不同的核心信念和次要信念。

体制内联盟的政策核心信念是科学教育可持续发展，确立科学教育发展战略是其政策的次要信念。为了实现科学教育可持续发展，2002年英国财政部发布《迈向成功：加雷斯·罗伯茨爵士评估报告》（SET for Success： the Report of Sir Gareth Roberts’ Review），明确建议优先发展科学等学科。早在1989年，美国也采取类似举措，如“2061计划”中指出“普及包括科学、数学和技术在内的基础科学知识已成为教育的中心目标”，并以此制定美国科学教育改革战略。

体制外联盟的政策核心信念是科学教育适应性发展，次要信念是构建科学教育课程体系。在美国各州科学教育课程体系发展参差不齐的背景下，美国州长协会和国家首席教育官委员会（The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and the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于2010年发布《州共同核心课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Initiative），强调要建立各州公共科学教育课程体系，统一各州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课程标准，以促进科学教育发展与地方发展相适应。

受众体联盟的政策核心信念是科学教育的实践创新，其次要信念是构建特色的科学教育体系。在欧盟国家里，社会机构与欧盟共同举办“科学商店”“欧洲科学周”“青年科学家竞赛”“科学中心”等活动。[3]这些举措促使科学教育政策从宏观的国家意志转变为微观的教育行为，是科学教育从业者对科学教育政策的最现实诠释。

四、演进历程

倡导联盟信念系统中的政策次要信念容易受新现象、新经验的影响而改变，绝大多数政策变化便发生在该层面。[4]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转折点，教育系统受到重要事件的冲击，促使倡导联盟开展政策取向学习，而经济环境、舆论、联盟地位等短期外部干预则对政策调整施加直接的外部力量，最终导致新政策出现。本文以政策次要信念的核心价值取向为依据，对发达国家科学教育政策演进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从重要事件、短期外部干预和政策取向学习三方面入手，剖析发达国家科学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见表1）。

（一）精英人才培育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

1.短期外部干预

20世纪50年代，科学教育改革在发达国家率先开展。当时，发达国家经济处于战后恢复和发展时期，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成功发射，轰动世界。倡导联盟中，体制内联盟、体制外联盟和受众体联盟共同构成统治联盟，三者地位因时而异。当时，体制内联盟在科学教育决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体制外联盟、受众联盟被动受体制内联盟的政策约束，政策话语权不平衡。此时，《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和其他科学教育政策纷纷出台，为科学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政策取向学习

1957年，苏联卫星发射后，美国政府和公众立即对教育进行反思，矛头直指科学教育质量。美国民众普遍批评科学教育质量低下，导致科学技术竞争力落后。在此背景下，改革科学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受这一内部冲击的影响，面向学科知识素养的政策取向学习在体制内联盟的带头下开始发展。例如，美国成立美国科学院科学教育委员会，由布鲁纳任主席，并确立将布鲁纳的结构主义作为美国科学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强调新课程应以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原则为主要内容，强调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5]在此阶段，英国新一代科学教育课程也强调要提高中学阶段学生的学术水平。随后，许多国家相继启动科学课程改革，借鉴美国和英国的经验，各国成立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引进课程并基于本国情况进行本土化，以满足本国需要。[6]

政策传导效应下，体制外联盟构建起合乎自身发展需求的课程体系。例如，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的支持下，麻省理工学院的杰罗尔德·扎卡赖亚斯（Jerrold Zacharias）成立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Physical Science Study Committee，PSSC），并由其牵头开发物理课程。此外，美国生物科学课程研究会（Biological Science Curriculum Study，BSCS）开发的生物课程也是典型代表之一。受众体联盟既要适应宏观政策变化，又要面临教学改革困境。在此背景下，受众体联盟开始探索科学的教学方法，如学校教师开始尝试使用发现学习法进行科学教学。

（二）贯通式人才培育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末）

1.短期外部干预

这一阶段，短期外部干预的经济、舆论、其他制度性政策以及统治联盟的内部地位都发生变化。环境、生态失衡和资源破坏问题日益严重，发达国家继续加大科学教育投入力度。社会危机意识和反思精神逐渐占据主流，科学教育的人文性和社会性受到质疑。科技政策等其他系统政策转向为工业经济发展服务。作为统治联盟的受众体联盟和体制外联盟的主体意识觉醒，“政策共同体”在这一阶段初具雏形。

2.政策取向学习

科学教育的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两大问题：一是教材内容难度大，导致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难度较大，只有少数学生真正从中受益;二是70年代以后生态失衡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科学教育的社会功能受到质疑，增强公民的科学素养的呼声渐高。[7]此时，体制内联盟开始重建科学教育的目标体系，“一体化培养”和“科学素养”成为重要目标。1996年，美国颁布《国家科学教育标准》（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明确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目标、内容和评价指标。[8]2000年，英国政府发布《国家科学教育课程标准》（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强调21世纪要培养较高科学素养的公民。[9]体制外联盟开始重建科学教育课程体系。1980年，美国化学学会开发提高中学生科学素养的“社区中的化学”（Chemistry in the Community）课程。1986年，英国科学教育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开发“社会科学与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ociety）课程，使社会、经济和技术与科学概念紧密联系，并鼓励教师采用多种方法开展教学。受众体联盟积极探究科学教学的实践模式，如日本山梨大学设置融合地理、科技、社会的综合性教学课程，讲授人与社会、科技、环境的关系。[10]

（三）高质量人才培育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

1.短期外部干预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不断加大对科学教育的支持力度。少数族裔等特殊群体日益得到关注，教育公平理念深入人心。三大倡导联盟协作成为趋势，“政策共同体”形成。在此背景下，STEM教育得到优质资源共享政策的支持，同时衍生出诸多优质网络资源，使得STEM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具有良好前景。

2.政策取向学习

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美国等发达国家对科学教育开展了新变革，将焦点转移到STEM教育上，培养学生运用跨学科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体制内联盟实施多种战略以提高STEM教育。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发布《K-12阶段成功的STEM教育：识别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有效途径》（Successful K-12 STEM Education： Identifying Effective Approaches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11]，制定K-12阶段STEM教育的发展目标。2011年，英国国家科学、技术与艺术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rt Foundation of the UK）发布《未来一代》（The Future Generation），从STEM教育走向STEAM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2018年，美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绘制成功之路：美国STEM教育战略》（Charting a Course for Success： America’s Strategy for STEM Education）[12]，强调所有公民都能从高质量的STEM终身教育中受益。体制外联盟注重加快构建STEM教育课程体系。英国创意产业联合会（British Creative Industries Federation）发布《创新教育议程：下一届英国政府如何以及为什么支持英国文化和创新学习》（Creative Education Agenda： How and Why the Next British Government Support British Culture and Innovative Learning in the UK），呼吁将创新课程纳入英语学士学位（English Baccalaureate ， EBacc）考试。教育部随后将考试范围限制在STEM教育的五个学科。[13]受众体联盟专注于建设特色STEM优质课程，如北卡罗莱纳州的科学与数学学院（North Carolina School of Science and Math，NCSSM）开发了贯穿初中、高中和大学的STEM精英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