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父母的学业期望对其教养压力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摘要：为探究小学生父母学业期望与其教养压力的关系及其内部机制——家庭—工作冲突和配偶支持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采用学业期望问卷、父母教养压力问卷、家庭—工作冲突问卷、配偶支持问卷对625名小学生父母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小学生父母的学业期望对其教养压力有正向预测作用；（2）家庭—工作冲突和配偶支持在父母学业期望与教养压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具体表现为三条中介路径：一是家庭—工作冲突的中介作用，二是配偶支持的中介作用，三是家庭—工作冲突和配偶支持在学业期望和教养压力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小学生父母学业期望影响其教养压力的作用机制，为调节父母过高的学业期望，缓解父母的教养压力，发挥父母教养压力的积极作用提供科学指导。

关键词：小学生父母；学业期望；教养压力；家庭—工作冲突；配偶支持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4）06-0013-06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学校减负、家校合作的推进，小学生父母的教育责任增多，教养压力也随之增大。有研究发现，教养压力会引发家长的消极教养方式，使儿童产生焦虑、抑郁、退缩等内外化问题[1-2]，也会交叉传递给配偶，对配偶的身心健康、生活满意度以及婚姻质量产生消极影响[3-4]。2021年7月“双减”政策实施以来，父母的教养压力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但依然存在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5]。因此，解决家长的教养压力问题，必须追根溯源，对影响教养压力的因素进行分析，探寻教养压力的产生机制。

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多数父母对子女期望较高[6]，家庭阶层背景、教育资源、生育政策等因素累积叠加，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助长父母的高期望。研究显示，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较高时，其感受到的教养压力也较大[7]，尤其是在学业期望方面，现代父母仍将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视为个体获得美好物质生活、实现阶层晋升的有效途径[8]，依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但也有研究发现，对子女抱有高期望的父母会根据子女的现实表现调整期望，进而减少焦虑[9]，父母的期望与教养方式也受到儿童的身心状况、性别等因素的影响[10-11]，养育者较高的教养效能感能直接缓解其压力[12]，也可通过中介作用缓解父母由期望带来的教养压力[13]。由此推测，父母学业期望与教养压力之间可能存在不同变量的内在作用机制。“双减”政策推进以来，父母担心子女学业竞争力下降，依然会增加家庭教育投入，包括陪伴子女、与子女互动以及与子女共同学习等，表明父母并没有因为“双减”而降低对子女的学业期望，父母与子女共处时间增多，小学生生理与心理的不成熟会使小学生现实的行为表现（包括学业和生活）与父母的期望之间差距较大，促使父母体验到更多压力。基于此，本研究第一个假设是：父母的学业期望能正向预测其教养压力。

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格局已发生很大改变，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均需承担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角色，面临着家庭—工作冲突（family-work conflict）[14]。资源保护理论提出，个体在一定时间内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当某个领域的资源不足时，就会调用另一个领域的资源，导致两个领域发生冲突[15]，这种冲突在需要家庭投入更多教育资源的“双减”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父母既要处理工作，还要兼顾家庭事务（如做饭、照料子女等）与子女教育（如协助调试学习设备、打印学习资料、打卡提交作业等），父母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无法同时满足多种角色的要求（例如负责的员工或周到的父母），由此家庭—工作冲突变大[16]。父母的学业期望越高，教养投入与卷入程度越高，家庭—工作冲突越大，教养压力也越大。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是：父母的家庭—工作冲突在学业期望与教养压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父亲与母亲的教养投入在生活照顾、学业支持、规则教导方面均有显著差异[17]，这一差异表明父亲与母亲体验到的教养压力可能是不同的。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夫妻之间的互动方式也会影响家庭功能[18]。父母的学业期望较高时，会主动卷入家庭教育，父母（夫妻）之间的积极互动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能够缓解由压力带来的消极影响[19-20]，提升夫妻双方幸福感，包括家庭满意感、婚姻满意感、心理幸福感等[21]，从而提高夫妻关系的质量，促进夫妻系统功能的良好运行[22]。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是：配偶支持在父母学业期望与教养压力之间起中介作用。根据压力的“溢出—交叉传递效应”模型[23]，来自工作领域的压力会溢出到家庭领域，产生家庭—工作冲突，然后交叉传递给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使配偶面临较高的教养压力，最终损害配偶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包括对关系的满意度）[24]。据此，本研究的第四个假设是：父母的家庭—工作冲突与配偶支持在学业期望与教养压力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选取山东省某市2所小学1～6年级小学生的父母。在取得父母的知情同意后，采取线上匿名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回收问卷628份，剔除无效问卷3份，获得有效问卷625份，有效回收率99.5%。其中父亲126人（占20.2%），母亲489人（占78.2%），祖辈10人（占1.6%）。一孩父母206人（占33%），二孩父母394人（占63%），三孩及以上父母25人（占4%）。低段（1～2年级）学生父母267人（占42.7%），中段（3～4年级）学生父母191人（占30.6%），高段（5～6年级）学生父母167人（占26.7%）。

（二）研究工具

1.父母学业期望问卷

本研究参考前人研究[25-26]自编学业期望问卷，共14道题目，包括学业现实期望和学业理想期望两个维度，每个维度有7道题目，并且两维度的题目相互对应，用学业理想期望减去学业现实期望所得之差，即为所测量的父母学业期望。问卷采用7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7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示学业理想期望与学业现实期望的差距越大，总体的学业期望也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2.父母教养压力问卷

本研究采用由Abidin[27]编制的父母教养压力问卷。问卷共有36题，包括育儿压力、亲子互动失调和困难儿童三个维度，每个维度有12道题目，采用5点评分，父母根据题目中所述的情形与自己或自己孩子是否符合情况作答。分数越高，表明教养压力越大。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

3.配偶支持问卷

本研究采用由Dehle Larson和Landers[28]编制，Barry等人[29]修订的亲密关系支持问卷测量配偶支持。问卷共有25道题目，包含4个维度，分别为信息支持、肢体安慰、自尊/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问卷采用5点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得到的配偶支持越多。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

4.家庭-工作冲突问卷

本研究采用Netemeyer和Boles[30]编制的家庭-工作冲突问卷（中文修订版）中的家庭-工作冲突分量表。该分量表共有5个题目。采用7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7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工作冲突越大。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31]。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8个，且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方差的21.87%，远小于40%，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1报告了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父母的学业期望、家庭—工作冲突、教养压力各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配偶支持与学业期望、家庭—工作冲突、教养压力之间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三）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SPSS的宏文件Process，选择模型6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通过自抽样程序（Bootstrap）验证假设的中介作用。自抽样次数设为5000次，采用偏差校正置信区间。结果发现，父母的学业期望对教养压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4，p<0.001），并且对家庭—工作冲突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5，p<0.001），而家庭—工作冲突对教养压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2，p<0.001）；同时，学业期望对配偶支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22，p<0.001），且配偶支持对教养压力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25，p<0.001）。此外，家庭—工作冲突对配偶支持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14，p<0.001）。加入家庭—工作冲突和配偶支持之后，学业期望对教养压力的直接预测依然显著（β=0.22，p<0.001）。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及路径图见表2和图1，家庭—工作冲突的独立中介效应、配偶支持的独立中介效应以及两者在学业期望与教养压力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三个中介效应的效应量分别为0.06、0.05、0.01，效应量分别占总效应的17.65%、14.71%、3.94%。证明假设的链式中介成立。

四、讨论

（一）父母学业期望对其教养压力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小学生父母的学业期望与其教养压力呈显著正相关，且父母学业期望对教养压力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即父母的学业期望越高，其教养压力也越大，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7，32]。本研究采用学业理想期望与学业现实期望的差值代表父母学业期望的高低，分数越高，代表学业理想期望与学业现实期望的差距越大。由此推测，在“双减”政策实施后，父母家庭教育投入增多，对子女的学业理想期望较高，而小学生独特的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决定了其在家庭中的学习行为或表现并不完美，使父母对子女的学业现实期望降低，扩大了父母学业理想期望与学业现实期望之间的差距，导致父母的教养压力增大。这启示父母应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业理想期望使之符合孩子的学业现实，以缓解自己的教养压力。

（二）家庭-工作冲突和配偶支持的单独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父母学业期望如何影响其教养压力，探讨了父母的家庭—工作冲突和配偶支持在学业期望与教养压力之间的中介作用。首先，家庭—工作冲突在二者间具有中介作用，即父母的学业期望会间接地通过家庭—工作冲突对教养压力产生影响。本研究调查了父母的工作状况：79%的父母都承担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角色，难免产生家庭—工作冲突。大多数父母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家庭生活，还要兼顾孩子的学习与教育，这让他们的教养压力较大。另外，由于在中国文化中学业期望与未来成就、地位、收入等的高关联性[33]，父母的教养压力还会通过家庭—工作冲突把自己暂时无法达成的目标化为生存压力，投射到子女身上，产生过高的学业期望[32]，造成学业期望与教养压力之间相互累加的恶性循环。

其次，配偶支持在父母学业期望与教养压力之间也具有中介作用，即父母的学业期望越高，得到的配偶支持越少，会间接增大其教养压力。由此推测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望越高，教养投入越多，但获得的配偶支持却更少，教养压力更大，证实了前人提出的夫妻的养育压力与其感知到的配偶支持存在负相关这一结论[34]，夫妻感知到的配偶支持与其婚姻质量存在正相关[35]。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夫妻子系统的内部互动会影响亲子子系统的功能，父母的婚姻满意度越低，家庭中的积极情绪表达与积极教养行为会相应减少[36]，导致教养压力增大。本研究中每个家庭只填写了一份问卷，78.2%的问卷是由母亲填写，意味着大多数家庭中母亲的教养投入较多。表明虽然现代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职场，但传统的“女主内” 家庭格局观可能依旧要求女性更多地为家庭付出，“男主外”也可能使更多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缺位，并给予配偶较少的支持。因此，夫妻的积极互动与支持有助于缓解其教养压力，在大多数家庭中，母亲需要配偶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这也是母亲积极参与子女学习并给予子女更多帮助的前提[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