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冲突与中小学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摘要：为探讨父母冲突和青少年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以及父母低头行为和抑郁的中介作用，采用儿童对婚姻冲突的感知量表（CPIC）、短视频过度使用量表、父母低头行为量表、健康抑郁问卷（PHQ-9）对1138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父母冲突正向预测问题性短视频使用；（2）父母低头行为和抑郁在父母冲突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中发挥单独的中介作用；（3）父母低头行为和抑郁在父母冲突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及中介作用机制，为引导青少年科学地、健康地使用短视频应用程序提供有益指导。

关键词：父母冲突；父母低头行为；抑郁；短视频过度使用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4）12-0019-05

一、引言

短视频的过度使用可能是对青少年构成威胁的网络成瘾的一种亚型[1-2]。问题性短视频使用是指不受控制和强迫性地使用短视频应用程序，并可能会导致负面的身体健康或社会心理后果[3]。青少年对新鲜事物具有较高的接受度，是短视频观看的主要人群之一，但其自我控制能力较差，更容易产生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现象[4]。研究表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对学生的学习有一定负面影响[5]，同时，还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和幸福感降低等问题[6-7]。因此，有必要探讨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相关影响因素，为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和发展最持久和最重要的环境之一，溢出假说认为父母子系统产生的情绪和行为会迁移到父母—儿童青少年子系统，即父母关系的良好与否直接影响亲子关系，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父母冲突会引发溢出效应，损害亲子关系，进而对儿童的发展和适应产生负面影响[8-9]。国内外研究一致发现，经历父母婚姻冲突的儿童更有可能表现出一系列的内化、外化的问题行为[10-12]。当儿童面对父母之间的冲突时，他们可能会因为无法处理而选择逃避，沉溺于网络世界寻求情感温暖和支持。相关研究表明，父母冲突是网络成瘾的重要预测因素[13-14]。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作为问题性网络使用的一种形式，也可能会受到父母冲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父母冲突正向预测青少年的问题性短视频使用。

低头行为是指在社交环境中低头看手机而冷落他人的行为，当这一行为发生在亲子互动中，即被定义为父母低头行为[15]。父母低头行为是影响儿童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重要家庭因素。研究表明，中国有35%的父母在与孩子的互动中经常使用智能手机[16]，这一行为会干扰正常的亲子互动，导致亲子互动质量下降，让孩子有强烈的被忽视甚至被拒绝的感觉[17]，进而增加其问题行为[18]。父母低头行为的产生会受到父母冲突的影响。压力应对理论认为，当个体遭遇压力性的生活事件（如婚姻冲突）并难以解决时，他们可能会选择使用手机以逃避婚姻困境，客观上产生了更多的低头行为[19]。而父母的低头行为会传染孩子，导致孩子沉溺网络。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父母低头行为在父母冲突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之间起中介作用。

问题性短视频使用还可以归因于由于日常生活压力引起的负面情绪，最常见的负面情绪是抑郁，研究表明抑郁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有正相关关系[20]。父母冲突会导致青少年抑郁[21]，情绪安全理论解释了父母间的冲突是如何影响儿童发展的，即当青少年频繁而强烈地接触父母间的冲突可能会导致高度的情绪不安全感，具体可能表现为抑郁、愤怒等负面情绪或是亲子关系紧张等。因此，负性情绪可能是父母冲突经历的产物，作为儿童青少年未来适应发展的预测因素。与这一观点相一致的是，抑郁已被广泛证明是父母间冲突和儿童适应问题之间的中介因素[22]。父母冲突所产生的情绪问题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网络成瘾等行为问题。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抑郁在父母冲突对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此外，父母低头行为与抑郁之间也存在一定联系。研究表明父母低头行为会增加焦虑、抑郁[23-25]等问题的风险。当孩子感觉受到父母的拒绝或忽视时会增加其自身的内化和外化行为问题风险。在亲子互动时，父母的低头行为可能会让孩子认为自己受到了忽视或拒绝，儿童更有可能产生情绪和各种适应不良问题。总体而言，父母冲突增加了其低头行为，这可能会导致青少年的抑郁情绪，而情绪和适应不良问题可能会导致问题性短视频使用。因此，提出假设4：父母低头行为和抑郁在父母冲突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山东、内蒙古、安徽部分中小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整群抽样法，问卷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匿名施测，共发放问卷1214份，回收有效问卷1138份（有效率为93.7%）。其中，男生534人（46.9%），女生604人（53.1%）；四年级145人（12.7%），五年级118人（10.4%），六年级122人（10.7%），七年级216人（19.0%），八年级341人（30.0%），九年级106人（9.3%），高一90人（7.9%）；平均年龄为12.94±1.98岁。

（二）研究工具

1.儿童对婚姻冲突的感知量表

该量表由Grych，Seid和Fincham[26]编制、池丽萍和辛自强[27]修订。总量表由三个子量表组成，分别为冲突特征、威胁认知和自我归因，三个子量表具体可分为六个维度。本研究选用冲突特征子量表，由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冲突解决三个维度组成，共19个题目，采用四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儿童感知到的父母冲突频率高、强度大，冲突解决得差。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父母低头行为量表

该量表由丁倩、王兆琪和张永欣[28]修订，包含9个题目，采用Likert五点计分，1分为“从不这样”，5分为“一直这样”，量表得分越高代表父母低头行为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7。

3.健康抑郁问卷

该量表是抑郁自评量表，共有9个题目，采用四级评分，可以评估被试过去两周的抑郁症状，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量表可以应用于评估青少年的抑郁情绪，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

4.短视频过度使用量表

该量表由王建亚，张雅洁和程慧平[30]编制。共7个题目，采用Likert五点计分，1分为“非常不符合”，5分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短视频过度使用情况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

（三）数据分析

使用SPSS 26.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Mplus 8.3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链式中介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于可能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首先采用匿名调查、变换问卷中题目的顺序等方法从测试程序上加以控制；其次，采用Harman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共有7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为27.3%，小于临界值40%，表明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父母冲突、父母低头行为、抑郁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两两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父母冲突和父母低头行为多、个体抑郁情绪严重，其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也更严重。

（三）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方杰、温忠麟和张敏强等人[31]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本研究以父母冲突为自变量，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为因变量，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父母低头行为和抑郁依次为中介变量，构建链式中介模型。结果显示，模型总体拟合良好（c2/df =3.64，CFI=0.94，TLI=0.93，RMSEA=0.05，SRMR=0.04）。

如图1所示，父母冲突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父母低头行为（β=0.51，t=15.01，p<0.001）、抑郁（β=0.34，t=7.99，p<0.001）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β=0.15，t=3.93，p<0.001），父母低头行为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0.18，t=3.91，p<0.001）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β=0.24，t=6.28，p<0.001），抑郁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短视频使用（β=0.33，t=9.63，p<0.001）。

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如表2所示，父母冲突通过父母低头行为对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间接效应显著，父母冲突通过抑郁对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间接效应显著，父母低头行为和抑郁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表明父母低头行为、抑郁在父母冲突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中分别发挥单独的和链式的中介作用。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冲突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短视频使用。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也与以往对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以及网络成瘾的研究结果一致[13-14]。长期处于父母冲突环境中的青少年倾向于将互联网视为相对安全和舒适的环境，并过度依赖互联网寻求情感温暖和支持，以满足他们在家庭环境中未得到满足的社会和心理需求。研究结果再次证明，个体的行为成瘾可以由家庭风险环境造成，父母冲突是造成家庭功能失调的危险因素之一。

父母低头行为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的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2。具体而言，父母冲突正向预测父母低头行为，而父母低头行为的程度越高，青少年的短视频使用情况越严重。溢出假说认为，夫妻之间的负面行为或情绪也会外溢到亲子之间的互动，通过消极的亲子互动对孩子的适应造成不良影响[8-9]。夫妻之间的冲突会让双方感受到压力，他们可能会通过低头使用手机进行短暂的逃避。这一方面会给孩子树立沉迷手机的形象，使孩子模仿这一行为，另一方面可能会释放玩手机比亲子互动更重要的信号，让孩子感到被忽视，甚至被拒绝，间接损害儿童的安全依恋和健康成长，而不安全的依恋会导致行为成瘾，包括网络成瘾[32-33]。

抑郁在父母冲突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中也起着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3。由父母冲突所引发的抑郁情绪对问题性短视频使用起到正向预测作用。根据情绪安全理论，孩子在家庭中应感受到安全，而父母冲突会削弱他们的安全感，孩子会认为他们的父母关系不稳定，这可能会增加他们的各种适应不良风险。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冲突显著正向预测抑郁，这说明处于高父母冲突环境的儿童青少年，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父母冲突是抑郁的风险因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9]；另一方面，有抑郁情绪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发展成网络成瘾，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来说是有压力的，会损害他们的情绪和心理安全，从而产生负性情绪，此时他们可能会通过网络缓解，从网络中获得情绪支持。

父母低头行为和抑郁共同作用于父母冲突和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关系中，形成链式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4。父母冲突越频繁，父母低头行为的程度越高，青少年的抑郁情绪越增加，从而引发了问题性短视频使用。这表明父母冲突对青少年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影响是受到个体情绪因素和家庭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即家庭环境中的父母冲突产生了父母低头行为，父母低头行为不仅直接给青少年做出了不良示范，还给他们带来了情感上的冷落，进而导致了其问题性短视频使用。

本研究从理论层面探讨了父母冲突与子女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机制，探索了家庭中的消极因素和个体自身的不利因素在问题性短视频使用中的共同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对实践中的预防和干预工作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家庭是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源头，夫妻冲突、婚姻关系质量差，会影响青少年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父母应避免在子女面前爆发冲突；应多关注青少年的情绪健康，帮助其调节不良情绪，避免产生不良行为和适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