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幸福感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数字化浪潮中，学生心理健康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数字幸福感不仅关乎个体在数字世界中的情绪体验，更是联接现实与虚拟的桥梁。它强调平衡数字联接与断联，促进心理健康发展。本期访谈，俞国良教授引入数字幸福感这一新兴观点，系统阐述了数字幸福感的概念、与传统幸福感的异同及其动态系统模型，诠释了数字幸福感在未来数字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剖析了数字幸福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不可或缺性。在此基础上，提出要重视数字幸福感的功效、建立健全数字心理健康教育、完善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从而响应数字心理健康的时代号召。

关键词：数字幸福感；数字心理健康；数字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24）31-0004-07

俞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研究所所长

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

何妍：俞教授好！由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及世界卫生组织《数字健康全球战略》的推动，数字健康已成为健康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特别是智能手机等智能设备在大中小学生中的广泛应用，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却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请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开展数字心理健康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是什么？

俞国良：2016年10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健康科技创新，建设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此后，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获取及应用在健康保障方面的作用逐渐凸显，“数字健康”走向公众视野。

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字健康全球战略（2020—2025）》更明确指出，数字健康是 “与开发和使用数字技术改善健康相关的知识和实践领域”，表明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来改进医疗与心理健康服务、增进人类福祉和幸福感已成为各个国家的广泛共识和普遍愿景。

然而，伴随数字技术尤其是智能设备的不断发展，作为承载着国家、社会、家庭高期望值的大中小学生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甚至有研究发现，正是从2010年代初期智能手机的诞生与普及开始，全球36个国家（包含我国在内）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便呈现全面恶化趋势。

这进一步导致部分家长、教师与心理健康相关工作者，将青少年某些心理健康问题的来源归咎于数字信息技术，并由此对大中小学生数字心理健康的实现持消极、怀疑态度。

诚然，数字媒体使用可能会干扰儿童与青少年的社交活动，分散其学习注意力，诱发情绪、睡眠和健康问题等。但将数字技术本身视为洪水猛兽，否认和拒绝这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力量，无疑是“因噎废食”，也与《“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中“加快数字健康融合发展”的方针背道而驰。因此，为了减少大中小学生在数字技术应用中各类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帮助其最终实现数字心理健康，国家、教育部门与各层级学校亟须推进、普及和深化数字心理健康教育。

这是新数字时代背景下心理健康教育的当务之急，更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必然要求。大力倡导和努力践行数字心理健康教育，数字幸福感是突破点和着力点。

数字幸福感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何妍：随着学生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数字信息技术如何影响学生的自主性、使用习惯及幸福感？您怎样理解“数字幸福感”这一概念，及其在心理健康中的角色，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如何？

俞国良：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89亿，其中学生群体最多，占比21.0%，互联网普及率更高达89.5%。这说明以智能设备为载体的数字信息技术已逐渐成为大中小学生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数字技术极大程度上支持了学生群体的自主性，使其个性化数字服务不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但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联接也对学生的自主性以及数字使用习惯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即应何时与数字技术产生联接？应何时断开与数字技术的联接？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与数字技术的联接和断联中获得平衡及幸福感？

数字幸福感的概念应运而生。它被定义为“在数字联接和数字断联中获得平衡的一种幸福状态”。

最初，部分研究者与教育工作者认为，在问题性网络使用、网络成瘾现象频发的新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断联”是保持良好心理状态的有效途径。

然而，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数字联接”被证实对拓宽个体支持来源、降低孤独感、增进其社会联系等都具有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不少研究也支持了心理健康水平通常在数字媒体使用水平较低时最高，而并不是在不使用时。

因此，数字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效应开始备受重视，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数字幸福感。

2018年，谷歌率先提出数字幸福感并将其运用于操作系统中，旨在监控、限制数字媒体使用时间，以帮助用户达成个人目标及实现幸福感体验。

之后该议题得到众多学者关注，相关定义、结构及其模型逐渐完善。如有研究者认为数字幸福感是媒体素养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工具；Abeele则提出了数字幸福感的理论模型，解释了用户与数字联接的复杂性、动态性。

此外，研究者还进一步提议数字幸福感可作为潜在机制，缓解由社交媒体过度使用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何妍：数字幸福感与传统幸福感有何联系与区别，特别是在概念、干预手段及学科背景上，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独特关系及差异？

俞国良：综观以往研究，数字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传统幸福感（指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的集合体）的数字化延伸。相较于传统幸福感，数字幸福感与其既具有共通点，又具有明显区别。

其相似之处主要在于：

（1）数字幸福感和传统幸福感都关注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形式，包含了情绪情感体验和认知评价等。

（2）数字幸福感和传统幸福感都可被视为一种动态的体验状态，具有时间可变性。

有关二者之间的区别，则具体如下：

首先，从概念内涵上看，以积极体验为目标、以个体为中心的传统幸福感，更侧重于获得积极、欣喜、愉悦的情绪，以及基于个体生命质量而产生的对生活、对自己、对与社会关系满意程度的评价。而以数字技术为依托、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幸福感，更侧重于识别和评估用户在参与数字活动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管理和控制有助于数字心理健康的方法，包括实现注意力集中、避免信息过载等，并不再仅仅提倡“获取快乐”，从而超越了积极体验的范畴，最大化数字技术带来的益处，最小化其害处。

其次，从干预手段上考察，传统幸福感主要通过心理学疗法，包括感恩回顾、团体辅导等认知及行为技术进行干预，更依赖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数字幸福感除了能够运用心理学疗法，如正念等帮助用户在数字化环境中获得自我效能感、价值感，还可以基于数字技术这一工具，如防沉迷提醒、限制使用时间等，使其及时从由数字联接带来的焦虑、压力等状态中脱离出来。它既依赖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又可以借助优秀的用户体验设计，从而实现数字幸福感。

最后，从历史溯源上解析，传统幸福感主要孕育于心理学，催生出了一系列模型及测量工具，并辐射到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继而开始运用到实践生活中。而数字幸福感是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心理学、符号科学等跨学科的产物，由于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有关数字幸福感的应用早已生根落地、开花结果。在商业领域，一些科技巨头建立起“调整技术使用习惯，以实现数字幸福感”这一目标，其理念正反哺到心理学、媒体学等多门学科，呈现出实践应用与理论研究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何妍：在探讨数字幸福感时，我们了解到它受到多种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因素影响。请问，您认为哪些关键因素在塑造和调节个体的数字幸福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个体在数字世界中的幸福体验的？您和研究团队是否正在研究或计划提出一个模型，来系统地阐述这些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并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数字幸福感的本质？

俞国良：数字幸福感是一种与数字技术有关的个人体验状态，因此，它不仅涉及个人特质等因素，也受所使用的数字技术设备及所处情境影响。此外，数字幸福感包含动态的情绪情感体验，及与数字联接的实时认知评估，具有动态可变性。据此，我们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并提出了数字幸福感的动态系统模型（如图1所示）。

首先是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是指个体自身存在的特异性因素，包括个体的生物遗传学特性、人格特质与行为倾向等。研究已经发现一些人格特征，如冲动会增加数字媒体使用的敏感度，易使其体验到焦虑、暴躁等不良情绪状态；另外，个体的错失恐惧、无聊倾向等也会影响到数字媒体使用的积极体验，致使数字幸福感下降；自我控制能力的下降更是与问题性网络使用、网络成瘾等现象密不可分，严重的不仅会导致数字幸福感缺失，还会弥漫到现实生活，造成学业成绩下滑、人际关系破裂等多种不良后果。

其次是设备因素。

数字设备包括智能手机、电脑等作为数字联接的载体，同样影响着数字幸福感的高低。如将手机静音在一定程度上会保护个人免受网络过度使用的困扰；反之，设备上的信息过载则会使数字技术处于“永久联接”状态，这种不断激活用户警戒体验的设置会使其注意力不断消耗，可能会诱发内疚感、拖延感，负面情绪将持续累积。

最后是情境因素。

与数字技术的联接除了不能脱离设备以外，也无法脱离所处情境。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强制联接”（如强制个体使用数字设备完成某项任务）和“强制断联”（如在学校中被强制要求没收手机）都会影响到个体的数字幸福感状态；此外，环境与数字媒体使用产生冲突时（如在上课时使用手机）也会加剧不良情绪体验，进一步破坏在数字联接与断联中的平衡状态。

综上，作为一个具有动态系统的数字幸福感概念模型，它一方面认为数字幸福感取决于一系列潜在的复杂因素（个体因素、设备因素、情境因素），另一方面从数字幸福感的概念出发，通过其动态可变性特征，认为四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局面。

然而，虽然数字幸福感的动态系统模型试图整合影响数字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但鉴于目前有关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该模型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并加以完善。

数字幸福感是数字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

何妍：针对当前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您如何看待数字健康教育作为应对这一挑战的新兴趋势？数字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如何，在实际推行中遇到了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主要困境？

俞国良：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智能终端的普及，有关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任务遭受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究其原因如下：

第一，大中小学生自身发展尚未成熟，本就是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易感群体，再加之受数字技术影响，大量信息资源充斥、学习注意力容易分散、正常社交活动易受干扰，极易陷入不良心理健康状态。

第二，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内容需要不断更新，才能更好地为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但对于在数字技术应用中出现的各类心理健康问题，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覆盖面不广、针对性不强、影响力不高，在实际运用中往往出现“捉襟见肘”的状况。

第三，与数字技术的快速扩散不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数量短缺的现状仍未有所缓解，这进一步导致心理健康教育的可及性受到限制。

因此，相比于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数字心理健康教育已逐渐成为时代发展趋势。它不仅倡导学生通过各类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来获取平等、兼容、高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更重要的是，数字心理健康教育还能针对在数字技术使用中出现的各类心理健康问题，提供专业、灵活、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服务，从而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他人、学业及其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在数字技术使用中挖掘自我潜能、提高适应能力，继而增强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和数字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