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高中生职业成熟度的影响: 核心自我评价和情绪智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摘要：为探究高中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及核心自我评价和情绪智力的中介作用，采用量表法对937名高中生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高中生职业成熟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情绪智力影响高中生职业成熟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情绪智力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高中生职业成熟度。

关键词：情绪智力；职业成熟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核心自我评价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3）35-0004-06

一、引言

高考对于国家选拔人才和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新高考政策的改革，高中生可以根据“职业—专业—选科”这条主线选择高中科目，这就要求高中生需要在高中阶段明确自己的学习兴趣及未来感兴趣的职业生涯[1]。然而，目前大多数高中生未能发展出成熟的个体职业意识，职业成熟度普遍较低，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更多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这不仅不利于高中生的未来发展，还会对国民科学素养和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探讨影响高中生职业成熟度的因素及其内在机制[2]。

高中生职业成熟度（career maturity）是指高中生所具备的对其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相关任务的准备程度[3]。根据Bronfenbrenner[4]的关于个体发展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家庭是儿童早期发展最重要的环境系统，对个体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父母的期望和文化程度都会对高中生的专业和职业选择产生影响[5]。家庭社会经济地位（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家庭因素之一，通常以家庭收入、父母职业和父母受教育水平等指标衡量，是依据家庭所拥有的价值资源而界定的客观社会层级[6]。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高中生的职业成就[7]。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能为高中生提供更多专业选择和职业规划相关信息，有利于培养其职业成熟度。

但目前有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成熟度的内在机制研究比较匮乏，且研究对象多是大学生，因此有必要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高中生职业成熟度的影响机制，以帮助高中生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和职业。

Westbrook、Elrod 和Wynne[8]认为，认知能力是职业成熟度的核心，个体对工作及所从事工作所需的相关心理特性的认知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个体职业成熟度的发展。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EI）是识别和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状态，并利用这些信息解决问题、调节行为的能力。根据Conger和Donnellan[9]提出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互动过程和儿童发展的互动模型（the Interactionist Mode），家庭经济地位会通过家庭压力过程和对孩子的家庭投资影响家庭成员的互动方式，进而影响孩子的认知、情绪、行为和心理健康发展等。有研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的情绪智力呈显著正相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父母会给予孩子更多情感温暖，会对孩子进行更多教育投资，从而有利于其情绪智力的发展[10]。此外，情绪智力影响青少年的职业成熟度，个体的情绪智力越高，越能适应周围环境压力，越会主动进行适合自己的职业探索，提升自己的职业成熟度[11]。由此，研究假设，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成熟度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当高中生拥有一定水平的职业认知并能全面认识、积极评价自我时，就能做出合适的职业选择[8]。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CSE）指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价值的总体评价[12]。研究表明，青少年职业成熟度的发展会受到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13]。自我评价较高的个体具有积极的自我观念，积极应对外界反馈， 因而更容易在学习、工作中获得较高的满意度[14]。个体发展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个体的自我评价[15-16]。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有利于个体接触各种成长资源，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从而获得较高的学业成就和职业成就。由此，研究假设，高中生核心自我评价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成熟度间起中介作用。

家庭环境对个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家庭系统内部各成分相互影响。家庭经济地位会影响家庭压力状态，具体而言，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会遭遇较大的生活压力，引发家庭冲突，导致孩子出现各种情绪问题，不利于情绪智力的发展；家庭的不和谐会让孩子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不利于培养职业成熟度。有研究表明，情绪智力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正相关，高情绪智力个体更容易感知他人的情绪状态，面对周围压力更善于调节自己的行为，因此在生活和学习中表现较好，核心自我评价较高[17]。而且，青少年的自我评价随着其情绪智力的发展而发展，这对他们的职业成熟度和职业探索都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假设，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通过高中生的情绪智力与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其职业成熟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借助生态系统理论，结合高中生的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探讨个体内外因素对其职业成熟度的影响，以帮助高中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和职业观。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根据整群抽样法，选取甘肃省兰州市两所高中（一所重点高中，一所普通高中）的992名高中生为被试，填写问卷时以班级为单位，作答时间为15 分钟，剔除无效问卷后，收回有效问卷937份（回收率为94.5%）。其中，男生446人（ 47.6%），女生491人（ 52. 4%）；高一学生437人（46.6%），高二学生351人（37.5%），高三学生149人（15.9%）。

（二）研究工具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计算步骤如下：先由学生报告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和家庭月收入，再将这些指标转换成标准分并进行主成分分析，获取每个指标的因素负荷[18]。最后，根据公式计算出SES 值：SES=（β1×Z教育+β2×Z职业+β3×Z收入）/εf，其中，β1、β2、β3 为因素负荷，εf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本研究中的SES得分范围在-2.55～2.58之间，得分越高表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2.情绪智力量表

采用王才康[19]修订的情绪智力量表，共包含33个项目，包括情绪知觉、自我情绪管理、他人情绪管理和情绪利用4个维度。采用五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示情绪智力越强。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拟合指标良好，χ2/df =1.95，RMSEA=0.03，SRMR=0.007，TLI=0.99，CFI=0.99。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

3.职业成熟度量表

采用刘慧[20]编制的职业成熟度量表，共包含30个项目，由职业决策知识和职业决策态度2个维度组成，采用五点计分法。职业决策知识分为职业自我知识、职业世界知识；职业决策态度分为独立性、主动性、稳定性、自信心、功利性。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拟合指标良好，χ2/df =3.53，RMSEA=0.05，SRMR=0.05，TLI=0.91，CFI=0.92。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4.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任志洪和叶一舵[21]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共包含12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示核心自我评价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指标良好，χ2/df =3.75，RMSEA=0.05，SRMR=0.04，TLI=0.94，CFI=0.95。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采取Harman单因素法来测量共同方法变异程度，结果表明，有17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解释18.02%的变异量，小于临界值40%，因此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2]。

（二）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核心自我评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成熟度等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 所示，变量间彼此呈显著正相关。

（三）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由表1相关分析结果可知，可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23]。使用 Mplus 8.3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情绪智力和核心自我评价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成熟度间的中介效应。采用题目打包策略对研究中的职业成熟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情绪智力等量表题目进行打包，再通过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24]。结果表明，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2/df =3.80，RMSEA=0.055，SRMR=0.03，CFI=0. 97，TLI=0.96。

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取样1000次）对高中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成熟度的直接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到核心自我评价的路径不显著，因此进行嵌套模型的比较。模型1为假设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删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核心自我评价路径。模型拟合指数如表2所示，模型的χ2增量为2.63，自由度增加1，模型拟合并没有显著变差。因此，本研究采用模型2。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高中生职业成熟度的路径有三条，分别为：（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职业成熟度（β=0.071，SE=0.035，p=0.044）；（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情绪智力影响职业成熟度（β=0.031，SE=0.012，p=0.009）；（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情绪智力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职业成熟度（β=0.021，SE=0.007，p=0.005）。

四、讨 论

研究探讨了高中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及情绪智力和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高中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正向预测职业成熟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情绪智力影响高中生的职业成熟度；情绪智力和核心自我评价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成熟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对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高中生，他们的情绪智力水平更高，也会有较高的自我评价和职业成熟度。这些结果为我们从家庭和个人的综合角度了解高中生职业成熟度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高中生职业成熟度。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也进一步支持了Conger所提出的互动模型[7，9]。根据该模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父母，会对孩子的教育、生活进行更多投资，给予孩子更多的积极教养方式，容易获得利于孩子成长的资源和各种关于职业发展的消息，从而促进其职业成熟度的发展[25]。这一结果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高中生的培养也有一定启发，对于家庭经济地位低的学生，学校可以开设就业指导相关课程，促进学生对职业相关知识的了解，提高他们的职业成熟度水平，并引导他们产生基于自身兴趣和优势的未来职业生涯规划。

其次，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高中生职业成熟度间起中介作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正向预测高中生的情绪智力，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0]。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父母更倾向于使用积极教养方式，在该教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会感受到父母更多的关心与支持，有利于孩子与外界形成良好互动，从而促进其情绪智力的发展。同时，关于情绪智力正向预测职业成熟度这一研究结果也与以往研究一致，情绪智力高的学生更善于感知、管理情绪，对自己和外界环境有更清晰的认知，因此会更善于结合自身优势制定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职业成熟度发展水平较高[26-27]。考察情绪智力在高中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成熟度之间的作用，不仅可以揭示影响高中生职业成熟度发展的机制，有利于促进其未来职业发展，同时也可以促进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进行干预，引导他们与外界积极互动，进而获得职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