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强：以科教融合为突破点，深入推进高校改革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出台，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作为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纲领性文件，《纲要》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全面提升质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科研创新能力等一系列新要求和新任务。在此背景下，本刊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教授张应强，他长期致力于高等教育研究，其著作《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深入探讨了高校治理的核心理念与实践路径，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教育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1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深化高校改革应以什么为突破口，方能起到“牵住改革牛鼻子”的作用？

张应强：如何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一个老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之所以被反复提及，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高校分类改革发展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一个重要问题；其二，这个问题虽然重要，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三，形势变化对之又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是在教育强国建设和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背景下提出推进高校分类发展和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所以，只有准确把握改革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才能找到深化高校改革的突破口和牵住改革的“牛鼻子”。

深化高校改革的“突破口”，既可能是其中的薄弱部分，也可能是其中的攻坚部分。在我看来，科教融合既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薄弱环节，也是难啃的“硬骨头”，既涉及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也涉及高校层面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可以作为高校深化改革的突破口。科教融合的实质，是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因此，需要考虑设立能够统筹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的权威机构来促进科教融合落实落地，以破除部门分割，统筹集聚创新资源，建设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

20多年前，我就提出要通过统筹中国科学院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关系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当前，在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背景下，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有必要考虑建立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部，将之作为落实科教融合的权威机构。

《教育家》：我国高校并不缺少改革的话语，缺的是能把改革话语转化为改革行动以及相应的操作思路和执行能力。您认为导致高校改革碎片化、表象化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张应强：改革和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历史性辉煌成就的法宝。目前的高校改革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碎片化和表象化，其原因可能有如下方面。

一是有些高校缺乏对自身改革发展的战略规划。高校改革既需要政府部门的改革顶层设计，也需要高校结合学校具体情况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实现这两个层面改革设计的有机统一，是深化高校改革并取得成功的关键。目前，有些高校往往依赖和等待政府部门作出改革顶层设计，而没有从自身层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

二是高校改革的内生动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不少高校的改革往往被政府主管部门的评价和问责压力、社会压力、网络舆情压力推着走，使改革变成打补丁、堵漏洞，甚至是“救火”，这样的改革必然缺少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三是不少高校的改革目的还存在偏差。一些高校的改革缺乏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为了改革而改革，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和实现学校发展目标而改革；一些高校往往将学校改革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归因于政府政策支持不足、资源配置不够，因而将向政府要政策、要资源作为改革的目的。

四是改革担当精神有待加强。改革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啃硬骨头”的改革风险更大。目前，有些高校面对改革中的“硬骨头”绕道走，不敢不愿涉及深层次问题，害怕出问题、担责任，缺乏改革的勇气和魄力。

《教育家》：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总体上存在同质化倾向，即都想升级成为研究型大学。这也导致了“千校一面”的问题。该怎样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和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张应强：这个问题涉及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我们通过政府规划和设计，采取重点建设措施来发展高等教育和建设高等学校体系，形成了目前的“金字塔”高校层次结构。这使高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极大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差距，但也使社会上形成了用办学层次来衡量办学水平和质量的等级化质量观。另外，社会上流行着一种比较性成功观，即一个人或一所高校的成功感受，往往来自与他人或其他高校的比较。这是高校追求“高、大、全”办学和追求升格的深层文化原因。

一方面，需破除功利色彩浓厚的评价理念，形成科学长效的评价机制，以改变目前这种无休止的升格办学冲动和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将各级政府、各类高校、教师和学生从“内卷式”竞争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成功观、人才观、质量观等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不可操之过急。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最终还是要通过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来解决，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营造健康的社会教育心态。

《教育家》：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快速发展，这些技术将如何影响大学的治理模式？

张应强：最近，DeepSeek引起了广泛关注。学界和业界对数字技术赋能大学治理展开了乐观的“数字化想象”，认为数字技术赋能是创新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变革具有必然性，必须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但前提是准确把握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关键点。

以高等教育评价改革为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评价建立在基于绩效问责的评价理念基础上。这种评价理念与我国的“单位制”治理传统相结合，导致高等教育领域主要通过“单位制”实施逐级绩效问责评价。这也导致了诸多意外后果，如评价标准“水涨船高”和资源配置中的“马太效应”，导致管理部门以评价代替管理、服务和指导，还有过度的绩效问责导致问责失灵等。这说明要深入推进高等教育评价改革，必须创新高等教育评价理念。而高等教育评价理念的创新，是数字化赋能所不能及的。也就是说，深化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仍在于实现评价理念的根本性变革。

正确认识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治理变革，既要从数字技术角度来看数字化赋能的必然性，也要从高等教育治理目的出发来认识其有限性。数字技术可能以数字技术逻辑僭越和裹挟高等教育治理逻辑，从而使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治理成为一种缺乏针对性的、程序化的、纯技术性的算法游戏。一方面，要防止数字化赋能对高等教育治理的裹挟；另一方面，在充分发挥数字化赋能优势的时候又要合理规避其可能诱发的风险，如数字技术崇拜、技术伦理风险、算法不公、数据依赖、协同不够等。

《教育家》：您在《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一书中写道：“我国的大学制度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和行政权力主导特点。”可以说，高校管理的行政化已经成为沉疴顽疾。在您看来，去行政化的主要路径和措施有哪些？

张应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党的全面领导、国家举办、政府管理、大学主体、社会参与。因此，行政权力在我国大学制度中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必然性。我国高校管理的行政化在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和大学的内部管理中都有体现，其导致的最大问题在于使高校面向政府办学的思想根深蒂固，而忽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我看来，需要从以下方面来推进高校管理去行政化。

一是把高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面向社会办学”“依法自主办学”“法人实体”是其中的关键词。这三个方面既涉及政府与高校的行政关系，也涉及政府与高校的法律关系。我们需要改变只是从行政关系来理解政府与高校关系的传统思维和体制机制，在政府和高校这两个层面都实现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从而形成政府依法宏观管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新型关系。

二是真正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首先，要准确把握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目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其次，是要全面理解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40多年来，人们只是强调政府要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但忽视了高校层面也要扩大和落实办学自主权。现实情况是，高校往往抱怨政府下放办学自主权不够，向政府要办学自主权，却不向学院下放办学自主权。所以，我认为在政府层面和高校层面都要扩大和落实办学自主权。更为重要的是，高校和学院都必须把握好要办学自主权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接住和用好办学自主权来主动适应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是统筹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我国高等教育治理采取的是类市场化治理模式，“计划”手段在高校管理和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很强，而“市场”手段所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需要增强这两种手段的协同性，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统一，以引导高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办学，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进一步增强高校竞争意识，激发高校办学活力，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塑造并发挥自身优势，办出特色。

四是进一步深化政府主导的教育评价改革。教育评价对高校自主办学具有指挥棒作用，必须打造好和用好教育评价这个“指挥棒”，借此给予高校自主办学以正确导向。要处理好问责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的关系，目前政府主导的教育评价存在问责性过强而引导性不足的问题；要开展教育评价治理，克服评价过多、评价独大、以评价代替管理和服务的做法；既要推进分类评价，又要用好分类评价的结果，真正实现分类评价、分类进行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的统一；要进一步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为高校自主办学和特色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教育家》：目前，部分高校出现了“为市场所左右”的现象。大学是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如何才能肩负起从“适应社会变革”到“引领社会变革”的使命？

张应强：你所说的部分高校“为市场所左右”的现象，在我看来，可能是有些高校对社会文化观念的“被动适应”现象。我曾研究过民间质量立场和社会教育心态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民间质量立场，是指民间社会所持的高等教育质量立场；社会教育心态，是指社会上流行的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普遍社会心理。这些年来，大学生就业遭遇的“第一学历歧视”，以及有些新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不积极，还有高职教育的社会接受度和认可度一直比较低，都与民间质量立场和社会教育心态有关。

大约从20年前开始，不少地方本科高校就围绕“考研率”展开竞争。近几年，又有不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开始围绕本科生“深造率”而竞争，这也与民间质量立场和社会教育心态有关。因为不少用人单位提高了录用人员的学历特别是校历标准，甚至有些中学录用的教师，几乎都是毕业于海内外名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本科教育成为事实上的考研预备教育，这可能使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计划形同虚设。我对此虽能理解却深感忧虑。能理解，是说高校改革发展会受到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深感忧虑，是说如果高校一味被动地适应社会文化观念，其引领社会文化观念变革的功能就会被不断抑制和弱化。

大学如何能肩负起从“适应社会变革”到“引领社会变革”的使命？在我看来，一要正确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变革的特质，特别是要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变革与人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关系。二要全面理解大学的功能和作用，全社会要真正认识到大学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要善待大学和善用大学。三要培育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以之作为功利主义思想的“抗毒剂”，平衡大学教育的“有用性”与“无用性”，使大学教育从严重的短期功利主义和实利主义泥潭中走出来。四要以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发展素质教育，着力推进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实现“培养人”与“培养人才”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