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胜：科学课要驶向兴趣、成长和收获

丹麦皇家科学院，年轻的“奥斯特”们轮流发表演讲。从台下的紧张、局促、不屑一顾，到台上的严肃、认真、侃侃而谈，对电与磁的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鲜活的观点。这所“皇家科学院”，是温州瑞安市虹桥路小学科学教师黄国胜在讲解电与磁时，用PPT中世纪幕布图片简单搭建起来的仪式感。他鼓励孩子们以发现者“奥斯特”自居，畅聊对这个重大发现的感言……

黄国胜的课堂，从不拘泥于形式，他认为一节好的科学课最终要指向三个关键词：兴趣、成长和收获。不仅教课，黄国胜还常年组织跨学科教研，深入中西部地区，为科学师资薄弱的学校做公益培训。每当看到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的科学教师队伍逐渐壮大起来，他都会觉得自己离梦想更近了一步——“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我们要试图去改变现状”

和很多科学教师一样，黄国胜一开始并不是教科学的。

但在他身上，从小就有一种乐于创造的天赋。他的童年充满了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家里的废弃猪圈是他的造梦场，黄国胜在这里建造过“军工厂”“食品厂”“电影院”，对什么感兴趣，他就会尝试着做出来。

黄国胜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年的趣事：“我把尼龙固定在纸的方框上，画上一些图案，用手电筒做光源，用力一拉尼龙下端，小兔子就奔跑起来，把我的小伙伴们都看呆了。培养了一批粉丝后，我乐此不疲地当了好几个月的导演。前几年老家装修，我还翻出了两大盒弹珠，这可都是我当年‘电影院’的票房收入。”

长大成人之后，黄国胜念师专期间偶遇恩师，他的音乐天赋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他一度认为自己会成为一名专业的音乐教师。然而在阁巷小学的第一节公开课，就让黄国胜失去了信心。由于他的声音条件和小孩的音域差得太远，再加上当时惯用的收音机教学过于刻板，黄国胜的音乐课上得很失败，他苦笑：“一周过后，音乐课成了我的噩梦，我成了孩子的噩梦。”

此后，黄国胜被安排接手学校的常识课。常识包罗万象，十分有趣之余，也面临不小的挑战。在当时，这门课并不受家长“待见”。和其他学科相比，常识的地位很低，低到家长看到他一脸冷漠，甚至不会和他打招呼。

更为棘手的问题出现在课堂。黄国胜发现连学生也不喜欢这门课，“因为其中涉及面太广，历史、地理、社会知识占了大部头，剩下的生物、物理内容，教起来要么缺少种植经验，要么缺乏实验器材。任课老师基本上由其他学科老师兼任，读一读，背一背，填一填，一节课就结束了。”

这样的教学方法让他感到毫无生气，简直像催眠曲，让学生呼呼大睡。黄国胜说，一看到孩子们睡觉，就会严重打击他的热情。于是他在课堂上立下规矩：“你们给我一些时间，先听我上课，如果真的不喜欢，可以睡觉，但绝对不可以打呼噜、讲梦话。”孩子们哄堂大笑之余，也开启了新的课堂体验。

想要改变现状，就得把学生从睡梦中“拎”出来。他把枯燥沉闷的历史知识变成了课本剧，让孩子们在荡气回肠的历史语境中收获真情实感；地理知识广博难记，他就教学生如何当导游，带领同学们“游历山川”。课外，他带着学生一起研究沙蟹在淡水里是否能存活、植物的根往哪边生长、生姜适合在哪种土壤中生存……

“社会不重视、家长不重视、学生不喜欢，但如果我们自己不试图去改变现状，整天坐在办公室抱怨是没有用的。”一些“课改”的实施，让学生动起来了。在各类优质课评比中，黄国胜屡获奖项，经由当地媒体的报道，黄国胜的名气逐渐响亮。他担任区科学教研组的组长，带领100多名成员持续深入科研。于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常识课在学生、家长心中的刻板印象。

“只得出结果是不对的”

十多年后，新设的科学课取代了常识课。在常识课上的打磨和经验给了黄国胜底气。但科学课更加聚焦，更加专业。对于一堂科学课，黄国胜认为一是要让学生真正明白现象所反映出的规律，二是要在重探究的同时加强研讨。

基于对学生的了解，黄国胜在课前会仔细思考课程内容要如何开展。科学课四年级下册《运动的物体有能量》，其重点是让学生理解物体的速度和动能之间的关系。“原本的实验装置，是让斜坡上的一辆小车冲撞约10厘米处停着的小木块，通过观察小木块被撞得有多远，来判断小车在不同位置俯冲下来的能量大小。对四年级的学生来说，要测距离，再反过来测时间，太难了。”

得益于从小就爱钻研的乐趣，黄国胜想到了一款街头游戏“拳头力量测量器”，该游戏有一个显示屏，能够用数据直接判断出拳头砸向机器的力量大小。于是，他花一个星期时间做出了一款能量与速度一体化教具。课堂实验中，每当小车滑行下来撞到木块，仪器上立马就会出现相关数据。

黄国胜还注意到，很多教师在科学课上重探究、轻研讨，学生的实验过程有时会长达20分钟，再加上整理教具，留给研讨的时间几乎为零。“做实验只得出结果是不对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研讨交流。老师要尊重学生，把课堂交给学生。”

一次去台州上课，在讲完奥斯特发现的电与磁原理后，他慷慨激昂地对学生说：“你们现在不是别人，你们就是奥斯特。台下的同学更要带着挑剔的眼光，你们是院士，要鸡蛋里挑骨头！”孩子们一个个走上台，“各位院士，我是某某·奥斯特……我的研究过程是……”欢声笑语中，每个人都讲出了自己的心得。台下的小院士们也踊跃提问，相互质疑，相互解答。这场融入了科学史、科学家精神的“丹麦皇家科学院成果发布会”举办得很成功。

多年来，黄国胜在为他人答疑解惑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自己。“尤其是新课标出来之后，广义的科学还包括工程和技术，很多老师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懂，怎么去教学生？”曾有一年黄国胜去台湾桃米社区交流学习，一位讲解两栖动物的老师让每一位听众都听得出神，事后黄国胜才得知这位老师并不是生物学专业出身，“她居然是学经济的，仅仅因为对生物学感兴趣，才去社区参加了培训，这让我深受启发。”

回到瑞安，黄国胜决定将教育培训资源从校园拓展到社区，他开始做跨学段、跨学科、跨专业的教师专业提升培训。一遍遍梳理团队需求，再邀请各领域的工程师或学者给老师们开讲座，“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学科里，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一样可以参加培训。学科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从单学科到多学科、跨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超学科。”

“手动起来，思维才能跟上去”

随着瑞安的科学教育越办越好，黄国胜将目光投向了偏远山区。15年来，黄国胜和多家公益组织持续深入中西部，细水长流，为其量身定做适合当地学校发展的科学教育培训。

各地情况不一，师资问题最为突出。“比如呼和浩特，15所项目学校的小学科学专职教师曾不超过10人，且参加培训的机会少之又少。再如曾经汶川地区的汶川一小、龙溪小学、雁门小学，每所学校的科学老师只有2—3名，开展教研难上加难。在了解情况过后，我首先测算了三所学校之间的车程，最远不超过25分钟，因此我建议他们形成一个教研共同体。”

黄国胜说，培训前的调研是重中之重。通常他接到的培训邀请，都已定好时间、地点、内容，这时他总要反思：这些需求是当地老师提出来的吗？如果不是，黄国胜则会提前2个月与当地教研员对接，摸清需求，再做1—2年的提升计划。

“有些地区的老师，连基本的课都上不下来，甚至连常见的科学仪器都不会使用。那么，‘高大上’的科学课过程设计培训未必合适，他们反而听不懂、不想听。”黄国胜认为，在开展所谓的教育扶贫之前，大家最容易走入的误区，就是“想当然”。

2009年，黄国胜到过西部一所小学。该学校是由某结对城市政府在震后援建的新校，造价高昂。宽敞的校园、精美的实验室让每一位参观者都感到惊讶，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各种不同版本的实验器材摆放得一尘不染，从未开封。“原因其实很简单，没人会用”。黄国胜说，这类学校往往需要的，就是最简单的参与式培训。如果老师不具备该有的能力，所有的美好愿景都无法落地。

2012年，黄国胜重返当地。经过培训团队三年的努力，不仅科学教师的专职数量上去了，实验课也开起来了，“只有学生动起来了，思维才会跟上去，培养科学素养才能成为可能。”

在青海湟中，黄国胜提议发起并深度参与的“桂馨科学夏令营”营员爆满。他幽默地说：“就是‘走后门’都塞不进去！原来每届最多只有100个孩子参与，结果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夏天，营员人数已经达到了260人。”他认为，社会重视、家长支持、学生喜欢，这便是科学教育最好的生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