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除疲惫，提高养育效能

父母倦怠不是被某一件事激发，而是一种持久的慢性压力。随着我国社会高速发展，人们承受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父母群体不仅承担着高负荷的工作、生活压力，还肩负着养育孩子成长成才的重任。哪些因素导致父母倦怠的产生？父母应怎样自我调节和缓解养育压力，更好地度过育儿倦怠期？我们邀请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王玮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期让父母走出养育倦怠困局。

当养育风险与养育资源失衡

◎《教育家》：作为心理健康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父母倦怠给父母和孩子带来了痛苦和不良后果。在您看来，哪些因素导致父母倦怠的产生？

王玮：父母倦怠，结合英文“parental burnout”及日文“子育てバーンアウト”，翻译为养育倦怠可能更为贴切。既有的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养育倦怠的产生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在家庭背景方面，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的限制、特殊的工作状况（兼职而非全职工作）、有需要特殊照顾的子女（如有先天性疾病、身体残疾、注意力障碍等）、子女年纪较小（小于5岁时）。第二，在父母自身的人格特质方面，父母的神经质倾向、焦虑及亲近依赖型依恋风格，以及缺乏宜人性、较低的情绪智力等。第三，在养育实践中，父母可能感受到养育活动或者自身的角色是对自由的限制，或者缺乏养育的自我效能感和养育心理灵活性。第四，在家庭层面上，缺乏共同养育者相应的协同教养、与配偶或祖辈的养育分歧、家庭功能的紊乱或缺少家人的肯定与社会支持等。第五，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父母与子女在一起的时间增加，父母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承担照顾孩子的重任，还需要担任部分“老师”的角色，敦促子女按时线上学习，辅导子女作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父母的养育压力和养育倦怠产生的可能性。

◎《教育家》：为何有些父母容易出现倦怠症状，有些父母却没有呢？从现有父母倦怠的情况看，为何社会人口因素的影响较小，而认知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玮：这要回归到养育倦怠的定义上来讲。比利时发展心理学教授伊莎贝尔·罗斯卡姆将养育倦怠定义为“由于长期养育风险与养育资源的失衡所导致的一组特殊症状”。养育风险指的是能够增加养育倦怠风险的因素，包括父母完美主义、低情商、不良的育儿习惯、无数的父母职责和家务、缺乏外部支持（包括家庭支持、托儿所等）。养育资源指的是降低养育倦怠风险的因素，比如高情商、良好的育儿习惯、休闲时间、积极的共同抚养、外部支持等。养育者是否会出现养育倦怠，主要取决于其养育要求（风险因素）与养育资源（保护因素）之间是否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

对于个体而言，其所拥有的养育资源不尽相同，在面临相同的风险因素时，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应对面前的需求，就不会产生养育倦怠，而当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不足以应对养育需求时，就会产生养育倦怠。当然，养育资源与养育要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对而言的，资源并非没有风险，而是风险的反面。某个因素对于个体而言可能是养育资源，对于其他个体而言可能就是养育要求。

比较有趣的是，母亲的养育倦怠水平更高，而父亲受养育倦怠的负面影响更严重，尤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更为明显。由于自身的性别角色和社会期许，从幼儿时期起，女孩就通过模仿学习如何表现为女性，男孩则学习如何表现为男性。他们的父母、教师以及同龄人会引导他们从事与性别角色一致的活动，比如父母会给女孩买裙子、洋娃娃等，会给男孩买汽车模型等玩具。同样，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会学习如何做好一个母亲，男孩也会学习如何做好一个父亲。鉴于母亲在养育活动中更多被视为主要养育者，她们会比父亲更愿意应对子女养育和教育方面的需求，也比父亲更能抵御养育的压力和倦怠。相关研究表明，母亲被发现更能抵御风险与资源的不平衡，即风险明显大于资源时，母亲才会产生养育倦怠。而父亲在面对风险与资源的不平衡时则更脆弱，在资源仍高于风险时也会产生倦怠。倦怠的父亲会对子女表现出更多的忽视和暴力行为。

在风险与资源平衡的过程中，家庭的经济水平、子女数量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养育倦怠的发生，但是其作用与人格特质等相比是非常小的。研究表明，父母人格特质的相关因素对养育倦怠的影响大约是社会人口学因素的7倍。无论是在养育压力还是工作压力中，个人的认知评价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压力产生的过程中，如果个体认为这个压力源对自己不构成威胁，或者是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能够应对压力源，压力源就不会使其产生压力反应。

走出困局，重建自我效能感

◎《教育家》：怎样应对接连不断的挫败和疲惫、怎么平衡育儿和工作、如何管理孩子的身心成长……当精神资源被消耗到极限，父母应怎样自我调节和缓解养育压力，更好地度过育儿倦怠期？

王玮：如果已经陷入养育倦怠之中，还是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相对而言，针对养育倦怠的干预性研究还比较少。在已发表的论文中，有项研究采用了指导性干预和非指导性干预两种方法来帮助倦怠的父母恢复风险与资源的平衡。指导性干预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专家向父母提供心理教育和有针对性的练习，包括引导父母积极应对养育倦怠的主要压力源（例如社会压力、缺乏共同养育者的支持等）和增加可利用的资源（例如情绪智力、压力管理能力、有效的育儿实践等）。非指导性干预则为倦怠的父母提供了一个分享自身苦难经历的空间，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家引导和倾听，在此过程中，得到大家的理解与支持，使倦怠的父母重新建立起自我效能感。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分析出，如果有陷入养育倦怠的风险，可以寻求家人的帮助，如寻求配偶的帮助、祖辈参与教养等，也可以找亲朋好友倾诉。当然，还可以采用诸如正念、提高自我的养育效能感、心理韧性等方法。

◎《教育家》：从世界范围来看，父母倦怠正在加剧。针对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研究表明，目前至少有5%的父母有倦怠感。在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父母倦怠的比例已高达8%。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更重？我们应如何为父母的心理健康创设良好的环境？

王玮：整体而言，在西方个人主义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养育倦怠的水平更高。另外，男女平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养育倦怠水平也会更高。相对而言，倦怠的水平与发达程度无关，比如非洲一些国家的养育倦怠水平也不高。相较于欧洲发达国家，非洲发展中国家平均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更多，但是他们的养育倦怠水平却低于欧洲国家。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工作倦怠水平上，父亲与母亲的工作倦怠水平并无显著差异。而在养育倦怠水平上，母亲要显著高于父亲。这表明，母亲的整体倦怠水平可能要高于父亲。因此，在企业与组织中，应当适当向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有所倾斜，为其提供育儿支持。

在国家和政策层面，适当的育儿假、减轻生育和养育子女负担的公共政策、专业正规的育儿和护理措施的提供等也会对降低父母养育倦怠水平有所帮助。

◎《教育家》：缓解和消除父母倦怠状态，社会支持是关键一环。父母需要哪些可发挥作用的社会支持？

王玮：在诸多社会支持中，配偶的支持是最重要的。首先，解决养育倦怠的问题需要夫妻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交流，解决夫妻之间在教育与养育问题上的分歧，减少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当一方在养育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其伴侣能够向其提供支持和帮助。当然，也有研究表明，母亲的社会支持对于父亲的养育倦怠并没有显著的效果。有可能是因为父亲认为养育本身就是母亲的责任和义务，一些支持性的活动（比如换尿布、做家务）是母亲分内的事情，进而不把这种行为视为社会支持。

其次，在中国家庭中，来自祖辈的支持很重要。一方面，祖辈的直接参与可能会使父母在养育活动中适当抽身出来;另一方面，祖辈在情绪、经济上的支持等也会缓解父母的养育倦怠水平。

最后，合理运用社会中的资源也是获得社会支持的有效途径之一。例如很多地区、学校都会设置心理服务热线，当父母倦怠问题超过自身能够处理的范围时，可以适当寻求他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