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家庭实施体制化减压迫在眉睫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如今，社会和时代急遽变化，家庭与其个体成员的需求亦随之改变。如何看待亲子矛盾现象背后的深层生发机理？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胡湛。基于多年从事人口和公共政策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经验，胡湛从宏观研究层面对中国家庭变迁和社会政策做出了思考，为观照当代亲子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关键词：孩子的价值

《教育家》：为何当前的亲子矛盾越来越不容忽视，个别事件甚至达到了“亲子对立”的程度？今天家庭面对的环境更加多元，给亲子关系带来哪些影响和挑战？

胡湛：的确，亲子间对立的“凸显”正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尤其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来看，更增加了这个现象的复杂性。从宏观层面讲，我们首先要审视“亲子对立”作为一个家庭变迁议题是否成立，也就是要怎样定义这件事情。西方学界有一个词叫代际冲突（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它的使用有限定领域或场景：例如美国“垮掉的一代”，以反叛上一代的形象出现，还演化出阶层冲突；又如欧洲养老金政治引发的代际问题，即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的养老金压力传导给年轻的劳动力，再叠加其他社会问题，代际冲突显现。西方的家庭和社会现代化进程比我们起步要早，其代际冲突涌现为宏观现象时，很大程度上来自制度结构问题——并非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直接摩擦，而是制度导致彼此的利益此消彼长。以此来审视我们的亲子冲突，显然与他们的机制和层级都不同，只能说它呈现为一种现象，要重视它，但不要夸大其严重性。特别在自媒体时代，网络传播有其固有逻辑，在新的传播环境下酝酿出的社会话题，容易以非典型性替换典型性，需要研究者非常谨慎。

当抛开上述因素后，再来思考亲子间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认为肯定还是有的，其中一部分是发展环境变化所造成的。这里必须谈到计划生育政策，所谓的一孩政策从1980年开始实施，前十几年相对严格，后来逐渐有宽松迹象，再后来就是单独、二胎、三胎政策出现。计划生育推进和加剧了家庭变迁，直接影响两代人，并映射到整体人口和家庭结构，尤其改变了孩子的价值（value of children）。

具体来说，30多年的生育政策实施其实建制化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育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的教育政策、住房政策、福利政策等社会制度，社会观念和社会价值，甚至包括商业及行业形态（如早教），都为了适应家庭少子化或子女独生化而改变，整个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对家庭内部而言，两个重要的机制也被改变。一是责任和权益的分散机制，父母承担养育责任，并获得养育带来的收益。“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全世界普遍存在，西方有大量关于孩子养育教育的投入收益研究，只是它在我们的传统中被伦理化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基于多孩的家庭权责分散机制不存在了，以前父母可以将养育教育资源有针对性地规划和投入给不同的孩子，但独生子女家庭没有选择。二是风险分散的概率调节失效。教育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以前孩子多的时候可以分担风险，不强求所有孩子“成功”，但独生子女父母却难以接受孩子的“失败”，特别是用世俗的“成功”来定义教育成果的行为很普遍，这种所谓成功的门槛就越来越高。

家庭对于孩子的价值观被重构了。以“不要输在起跑线”为例，这样的语言经过商业化包装后，“再穷不能穷教育”成了新的个体消费观，养育孩子成了高投入的事业，所产生的亲子关系一定是比较刚性的——父母对孩子有外显或潜在的高要求，也对此支付了高成本，尤其平均来讲，80后一代的父母较再往后独生子女的父母并不是资产很好的一代人，孩子对此都是有感知的。我们曾面向80后做调查，他们表示“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要对父母负责，所以我要努力要成功，否则对不起父母”。你会发现，这样的亲子关系中有一种天然的张力存在。

关键词：系统化和结构化知识的获取变难

《教育家》：从家庭结构来看，中国核心家庭的数量在上升，但很多家庭功能的实现还需要依靠祖辈和亲人的协助。有人说，中国家庭的变革，并没有严格遵循西方工业化导致的核心化模式。为何我国家庭的变革会呈现这种面貌？

胡湛：实际上，今天讲的家庭结构很大意义上是指居住结构。中国人口流动频繁，区域间人口流动不断增多，即便同一城市内两代家庭也可能住在不同的房子里，调查家庭关系比较困难，因此用居住结构来替代性地表示家庭结构，或者叫家庭户结构。很多人认为从结构来看，中国家庭的功能磨损了，比如空巢家庭增多，所以养老功能肯定磨损了，其实这一判断未必准确。我们的空巢压力主要在农村，而城市中虽有需要特别关注的空巢老人群体，但不少情况是子女和父母居住不远，有些年轻人下班先去父母家吃饭再回自己家，而子女买房、接送第三代上下学依然要依靠父母，互动频繁。因而不能说孩子数量减少，家庭功能就必然磨损或者关系质量必然降低。但家庭关系网络确实收缩了，传统家庭亲属之间的互动更多元，亲子网络只是家庭中的一部分。即便只看亲子关系，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与不同子女的关系特点不同，比如这个孩子跟父母谈心多、那个孩子帮父母做家务多，父母和一个孩子有了小摩擦，可以跟另一个孩子走近一些。现在的独生子女家庭中，亲子网络的弹性减弱。父母将所有的需求、期望都放在单一的亲子链条上，这个链条的压力变得很大，而且是相互的，自然有脆弱性。

当前，个体化越来越多地被强调，这是以全球化和现代化为平台所呈现出的价值诉求。其中当然有积极一面，比如对个人的解放、对权力的关注、对平等的追求。对于我们来说，急速的现代化转型一定会集聚张力。在任何二元关系中，如果两者想要取得均衡，有两种形态是容易达成的，一种是一方的资源权力比另一方大很多，一种是两方势均力敌，脱离开这两种形态的其他中间形态，会具有很大的动态性。孩子和父母的权力、能力、资源最初是不平等的，随着下一代不断成长成熟而向平等关系趋近，这是一个时间过程。但现在的亲子之间相对要更平等，某些领域的平等状态甚至“提前”了：在网络化时代环境下，孩子的知识获取能力极大提升，不再受物理空间的阻隔，有时候孩子了解的信息，父母反而不知道，孩子容易产生一种对父母的“平视感”。并且，社会的评价标准多元了。一位物理学教授告诉我，儿子的功课靠他辅导，教育儿子也很听话，但是儿子“看不上”他，嫌他打扮“老土”、对新事物了解不够等。儿子认可父亲的专业能力，但在生活日常方面，两代人的观念是不同的，而以往衣着打扮等因素并不会作为重要的代际评价指标。代际之间更平等是因为知识获取更容易了，但问题是系统化和结构化知识的获取反而更难了，后者是需要依靠体系化教育实现的。网络信息真假混杂，当孩子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的时候，容易偏好性接收，陷入算法陷阱，所建立的知识观和价值观能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逻辑有待检验，可能会加剧亲子间的观念差异和矛盾。

很难判断这种家庭变革所带来的亲子问题，是否会成为一个长期问题，其背后是人口结构的复杂因素。当前社会从带有强大生育传统的社会转型而来，对包括家庭结构在内的社会形态是缺乏想象的，面对不确定性会感到紧张，对转型时代中的亲子矛盾存在着焦虑，而东亚文化中代际往往存在和解的过程，也就是常说的“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也许焦虑中有过虑的成分。但现在的社会太多彩了，世界的变化已经超出了想象，疫情的出现、逆全球化的出现、网络传播的发达，都增加了未来的变数。

关键词：伦理文化的支撑

《教育家》：您刚刚提道，亲子间的权责在我国演变为一种伦理，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况？面对家庭和社会的变革，传统伦理的作用几何？

胡湛：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代际关系的“反馈模式”，与西方的“传递模式”截然不同，即上一代抚育下一代，而下一代成年后再反馈上一代。在古代，封建集权的规范化治理是有边界的，例如秦开始的郡县制，边界之下的基层依靠家族来完成治理的闭环，这是传统治理的二分结构，家族自治跟国家治理要互补。家国不仅同构，其实还互构，家庭的联结纽带非常强。西方老年人晚年离去的时候，子女不在身边的并不少见，虽然老年人也会感到孤独，但双方并不会觉得是很大的问题，他们依靠宗教和公共服务来代偿部分亲人的功能，尤其是宗教，有学者讲是“因信得救”。而在中国，父母离去时子女在床前是基本底线，已经是融入文化血液、必须要做到的伦理要求，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心理慰藉和情感满足，是“因亲得救”。

这套家庭伦理中确实也会产生张力，在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的时代还体现为负担，今天也依然有很多声音在抨击，更倾向强调个人价值释放所带来的好处，但往往这些发声者自身和其家庭还未经过一个完整的时间周期，对中国家庭伦理中的共情和共洽的优势没有深切体会，也因此容易产生和父母、和子女的矛盾。传统家庭伦理和急遽变化的中国社会如何彼此调适与接轨，是一道待解题。眼下家庭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当前的社会和人都太年轻了，社会制度变化后，一代人还没有走完整个历程。我们需要花一两代人的时间来逐渐树立一种新的范式，这些成本是要由几代人和社会来共同面对和承担的。

对于计划生育后出生的80后来说，他们所继承的资源有限：他们的父辈并不是享受经济红利最充分的一代人，所以现在不敢“乱来”。而90后、00后，其父辈拥有更好的资产禀赋，他们的职业观、人生观、家庭观到底是什么，必须持续观察。为何很多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没有像我们这样产生爆发性资源积累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背后有伦理文化作支撑，可以被视为勤劳红利——里面更有家庭主义动机，为了给下一代留下些什么，但投射到个体行为上，就是让人要勤劳勤奋起来。而如果以后的年轻人都“佛系”、都“躺平”了，那就会出现问题。当然有人说“躺平”只是发泄情绪，多数人是“躺而不平”或者“明躺暗卷”，我很希望如此，但也需要持续观察。我们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要在价值观上做文章，重视价值观的引导和传递。

关键词：建立家庭政策视角

《教育家》：家庭作为社会单位，其发展离不开社会政策的支持。如果想建设更好的家庭关系，家庭需要哪些社会政策支持？

胡湛：我们需要以体制化的方式给家庭减压。几乎大部分民生政策都跟家庭功能的延伸有关：过去的教育是请先生到家中授课，而为了低成本地普及教育，于是有了普适性和公共性的学校教育；传统家庭或家族养老功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障碍时，于是有了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的养老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政策都是广义上的家庭政策。

目前，我们的许多政策依然是以个人为单位，没有建立起家庭视角，或者说考虑得还不够。近几年对有养老和育儿需要的家庭进行减税，就是迈出了非常好的一步，不过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所有的社会政策都应该建立家庭视角，否则政策很容易脱靶。例如：城市中的两个同等高水平收入者，一个是从农村中打拼、举家供出来、父母和亲戚还要依靠他，另一个是本地房车皆有的单身贵族，两个人的家庭责任和负担完全不同，这就需要制度性地给予考虑和调节。又如，我们常说要保护女性在职场中的劳动权益，那么结婚与否、生育与否、孩子年龄多大，不同情况下女性的支持需求是不同的，如果能看到女性的不同家庭角色以及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角色需求，就是家庭政策思维。未来的政策设计需要越来越多地以家庭为单位，形成一种政策视角或框架，真正有效和长效地为家庭发展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