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课程思政教育的学理依据

[摘 要]中国文学史是中文类专业的核心和主干课程之一，在该课程中开展思政教育既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又富于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文学自身的入世性、思想性、道德性特质令中国文学史教育具有内生的思政教育属性。古人用以“立言”的文学作品，可以视作其“立德”的文字表现。在中国文学史丰富的思政教育内涵中，价值观的确立处于基础地位，是进行课程思政需要特别注意的关键一环。从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实的维度来看，文学史课程思政教育可以通过静思、涵泳、言说、作文、践履等方式来展开，追求学思并用、知行合一的教学境界。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课程思政;立德;文学教育;知行合一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22）06-0027-04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明确提出“各门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课程思政理念自此在全国高校广泛确立。教书育人，本来就是教师的神圣天职和教育的根本宗旨。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对教书育人的重申和强调，还包含着新时代党的教育事业的新要求和新发展，需要我们认真审视、扎实推进。现代大学建立以来，中国文学史课程一直是中文专业最为基础的主干和核心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学科性质和学理依据来看，在中国文学史课程中进行思政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为何而学：立德任务的本质要求

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依循着从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的顺序逐次展开，于20世纪初掀起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制度变革。国家官办教育体制发生了变化，以培养官府公务人员为目的的科举教育，被以培养健全的国民为宗旨的国民教育所取代。无论是“壬寅学制”“癸卯学制”还是“壬子癸丑学制”，都明确强调“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使学生他日成就，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2]“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3]“注重国民教育，而人才教育亦宜随时世之需要而尊视之”[4]。对于新式大学学堂，则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5]。在这样的时势中确立的大学文学教育，既是基于学科知识的专业教育，又是具有通识教育性质的树人教育，即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国民。

作为文学教育的核心，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设立是中国教育近代转型和现代大学专业分科教育的结果。它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教育特别注重品德养成的传统，特别强调“为己之学”，强调“成人成物”，始终把立德作为教育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另一方面又顺应时代需要，拓展了文学教育的功用。我们可以从几部较早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教材的编写立意中，窥见这门课程立德树人的本质要求。

林传甲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自编讲义是国人撰著中国文学史的开端，他在自述编纂缘起时指出：“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6]。将中国文学视作国民教育之根本，看重的自然是中国文学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在确立一国民众思想灵魂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与之几乎同时，东吴大学汉文教习黄人在讲授中国文学课程时亦极为看重文学史之时代效用，认为“保存文学实无异保存一切国粹，而文学史之能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亦无异于国史焉！”对于我国当时的社会弊端，黄人归之于“莫大于不诚”，从而提出“以诚为至善，以诳为极恶，外交内政，昭如划一，以固其国础，文学未始无功焉。而文学之能去不诚而立其诚者，则有所取鉴而能抉择也”[7]。

如果说林、黄二人对文学史教育存亡继绝的社会意义的强调，明显带有清末王朝崩解的时代吁求，那么鼎革之后曾毅和谢无量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则更多地从文学内在质素的阐发来把握文学教育的立德宗旨，且特别看重人之本质。曾毅和谢无量的文学史书写，是民国建立后第一个十年大学文学教材的重要收获，其发行量和影响都比较大，郑振铎、胡怀琛认为这两部书在同类教材中是出类拔萃的。曾毅和谢无量在对中国文学特质的认识上颇有相近之处。曾毅认为：“中国，故以文立国者也……故文学者，实可谓为中国之生命，四千余年之国华，四百余州之声采也”[8]，将中国文学视作中华文化的中心，而中华文化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生命的体现。在曾毅看来，文学教育的要义在于延续文化生命，而文化生命的寄托则必须落实到人，人心之邪正、人情之纯驳、人道之显晦，都可以通过文学来表现和营造。正所谓“名曰《中国文学史》，虽时期划然不紊，而派别之流衍，实隐系以人心之隆污。盖欲以正人心者正文心，其辞甚隐，其意甚显也”（石门蛰叟序）[8]。谢无量对中国文学的人本特质也有深刻体会，他断言：“文学之所以重者，在于善道人之志，通人之情，可以观，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虽天地万物、礼乐刑政，无不寓于其中，而终以属辞比事为体。声律，美之在外者也;道德，美之在内者也。含内外之美，斯其至乎。”[9]谢无量认为，文学表现的核心是人的情志，文学美的内在质素便在于情志的高度，即道德的水平。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文学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教育。

可见，无论从继承古代教育传统，还是从确立现代教育宗旨来看，中国文学史课程都始终遵循以人为本、以立德为宗的本质要求，这一教与学的基点从未改变。当然，由于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其立德的内涵既有超越时空的普适性的部分，又有与地域、时代紧密相连的部分，且两者往往交织融合在一起。在新时代，课程思政教育的总体目标，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政治合格、思想过硬、素质优良的接班人。

二、有何应学：思政内涵的精准把握

从历史上看，与近代大学学制同步建立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在其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出因时而异的思想教育导向，对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思想性进行了有意的择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面貌。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史课程被民国政府当作国民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大学、专科学校、师范院校乃至中学广泛开设。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便是它致力于讲述中国文学的悠长历史，这对于建立近代国家形象以及民族精神的发扬都具有益处。因此，在这一内忧外患的时期，中国文学史课程在思政教育方面突出的是对爱国主义情怀的倡扬。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可以划出一条由屈原发其端，杜甫、岳飞、陆游、辛弃疾、顾炎武、龚自珍等承其后的爱国主义的红线，对他们作品的教学，最看重的是其饱满的爱国精神。岳飞的《满江红》因之成为传颂极广的宋词经典，甚至发挥了鼓舞民族抗战意志的巨大作用。但细辨起来，岳飞身上与爱国精神并存的忠君思想被淡化了，君辱臣死的志节和收拾山河“朝天阙”的理想都被泛化为爱国情感;对于屈死风波亭的悲剧，只强调秦桧和高宗的作用，或是从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加以解释，而不再深究岳飞本人思想中的悲剧性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文学史课程的内容、学时、教材、教法等逐渐纳入计划教育体系。195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草案》，规定中国文学史课的宗旨就是要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中国文学各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并指出其发展方向。这新观点、新方法就是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因此，此后几十年间，中国文学史课程设置突出了唯物主义史观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育。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现实主义和人民性成为理解和选择文学史课程教学内容的重要标准。任何个人化、个性化的偏向，都会受到来自集体的批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就对中国文学史课的任课教师提出过不少意见，他们不满意游国恩先生用不少时间讲不该重点讲的作品，如《尚书》《战国策》、汉赋;不满意林庚先生歌颂王维、谢灵运、李商隐，却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评价不高。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也认为，文学史课教师在选材上存在严重问题，如中、晚唐诗歌，就把较多时间用于讲授韩愈、柳宗元、李贺、李商隐的作品，而张籍、王建却被略去[10]。这样的状态发展至极端，实际上影响和限制了文学教育的审美属性和弹性空间。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拨乱反正在各个社会领域展开。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也有了更多的反思，人们在文学与政治之外探讨文学的多向关系和复杂面貌。恢复文学是人学、文学表现人性的总体判断，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教育更多地呈现出人文主义的本色，人本主义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史课堂张扬的主题。为打破过于关注政治中的人、礼制中的人、伦理中的人的旧有局面，中国文学研究和教学转而更加关注市场中的人、世俗中的人、欲望中的人，面向个人而不是集体来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式和重点。这一价值取向一度使当时的文学教育课堂颇为多元和活跃，有时散发出个人理想高张的仙气，有时又弥漫着烟火风尘杂糅的地气。但从整体上看，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失范令文学史课堂的思想教育逐渐无所适从，因而学院派知识教育的特点日渐明显。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也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学史课程必然要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这一建设应该是在总结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史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以新时代治国兴邦理念为根本遵循而又尊重文学特性和文学教育规律的更为自觉主动的建设。按照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史哲类专业课程思政的要点是“在课程教学中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维度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结合专业知识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1]。要点的核心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即“三观一论”）教育。我们认为，价值观是“三观一论”中更为根本的决定性理念，它渗透和体现在其他观念和方法中。因此，新时代中国文学史课程思政的重点应该是价值观教育，即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维度深刻理解中国文学中所蕴涵的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体系，从理论深度、行为广度、现实效度等方面引领学生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为其他内容的思政教育提供基础性的思想支撑。

由于中国文学史课程内容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政治性，其开展课程思政的重点并不在于寻找合适的思政元素，而在于精准把握思政要点和采取切实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对于后者，尤其需要认真思考和实践探索。

三、如何教学：知行方式的互用合一

中国文学史课程思政的教与学，在方法上应该充分尊重两个规律和传统：一是中国文学的规律和传统，二是德育的规律和传统。就前者而言，中国文学的主流思潮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不论是抒情言志的诗歌还是叙事言理的文章，都倾向于从社会性、政治性、道德性的角度判定其价值。“文以载道”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最典型最重要的价值理念，因而对中国文学的研习主要不在于知识的记忆，也不在于思理的分析，而重在对“道”的体认和践行。学思并用、知行合一是中国文学、中国学术的重要传统。就德育教育的规律和传统而言，“德”是至虚至实的东西，“虚”在于它是一种合乎正道的思想境界，无影无形;“实”在于它可以随时随处见之于言行，作用于事务。这也就决定了德育教育要把握好虚与实的关系。立德是基于一定价值观念（道）之上的人格锻造，其形成之法不在于知识的获取和思维的演绎，而要在长期的浸润濡染中、在不断的反思磨砺中去修习、去践行。中国有悠久的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传统，以立德树人为宗旨的课程思政应该汲取其有益的做法。

可见，充分尊重中国文学和德育的规律和传统，就意味着文学史课程思政必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必然要强调知行合一，必然是一个入于心、见于行的长期过程。而且，课程思政不只是课堂思政，更是涵盖课上课下、兼具言传身教的系统教育。从实践来看，以下几种方式可以尝试。

（一）静思

学习者在安静的外在环境中默坐沉思，反省自身的思想言行。静思的修养方法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孔子的弟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礼记·大学》提出正心诚意的内圣之法，后来的儒家学者都特别重视内心的反省作用。在静思中，心灵由静而敬，由敬而诚，由诚而成。逐渐消除杂念，在心地澄明中体会仁道的精义。学生可以每日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澄心净虑，以所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评估自身言行，进行自我批评或勉励，也可以将每日静思的结果用文字记录下来，以督促、鞭策自己。久而久之，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