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的多维面相
作者: 王付欣 阚昊[收稿日期]2024-05-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海洋强国战略融入‘大思政课’建设改革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2VSZ145);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民族认同理论体系融入爱国主义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编号:17JDSZK097);山东省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培育和能力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M2021004);中国海洋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重点课题“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话语体系及路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701)。
[作者简介]王付欣(1984-),男,山东聊城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阚昊(2001-),男,山东青岛人,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决定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的关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双向交互受“两个结合”的时代感召,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的现实基础上,呈现为以新时代发展现状定位交互指向的现实既定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交互内容的思想浸润。“两个结合”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出了主客体交互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频共振的新要求,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能动性、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良性循环模式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两个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式现代化;主客体交互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4)06-0091-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4.06.014
在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中,主体和客体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两者能否顺利交互运行,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践效能。从广义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动者和实施者的主体与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受动者和接受者的客体在思想政治的教育内容、方法、状态等方面双向互动而形成的动态关系。立足新的时代背景,特别是“两个结合”作为战略性方针被鲜明提出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发展的现实境遇,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有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展现出既映照当下又呼应未来的鲜明特征。基于此,进一步以时代眼光探究“两个结合”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所呈现的多维面相,揭示“两个结合”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出的新要求,对解决新时代主客体交互难题,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何以交互:“两个结合”的现实感召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时代命题,“‘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我们不断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得以保持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并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1],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双向交互指明了方向。立足思想政治教育广阔领域,深刻阐述“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及时代感召,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思想传导及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能动性发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呼唤: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共鸣
“两个结合”的首要内涵是要引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坚持回应时代共鸣,立足实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将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精神力量。梳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时代特点,不难发现在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现实样态,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也由此具备特定表征。第一,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有其现实经济基础。相异于资本主义世界观中“政治似乎是脱离经济”[2]的阶级谬论,马克思认为在社会这座大厦中,经济基础是以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科学等为代表的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因素,“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3]。概言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向客体传递的思想观念以及客体发生的主体所希冀的思想行为变化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会有不同的时代刻印,主客体双向交互由此呈现不同的运作样态。梳理历史的长线条,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百余年的嬗变与坚守,从“以夷制夷”到“中体西用”、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如今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新时代的底色,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类主体均以能迎合时代需求、回应现实询唤的方式传导思想政治观念,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和行为发生有利于巩固经济基础的变化,并引导其将思想变化外化为行为实践,进而以积极的姿态反作用于现实经济基础。如此主客体双向交互的闭环系统既能避免思想政治教育脱离现实孤立发展,又能充分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反馈及时调整方针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合理运用。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美好生活需求。“人民群众”这一概念覆盖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全部具象客体,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双向交互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征程上不断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政治实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在“两个结合”的时代视域下,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人民之问,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指导解决人民群众所困所惑、所盼所难,在物质领域解决群众生活难题,在文化领域丰富群众精神世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人民群众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庞大客体,因其所处阶级、地位、利益取向的不同,呈现出个性化和复杂化的群体表征,要使理论真正为群众所掌握,并外化为促进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除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给思想观念“包装”外,还需秉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人民群众积极转变角色,变思想政治教育的受动者为主动者,发挥其主体性和首创精神参与思想政治观念传导全过程,在主客体的双向变化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能。
(二)融通:“第二个结合”的生发条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天然共通之处,“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历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互通标注了时代坐标。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来看,实践性是其鲜明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开花结果的成长史。中国具体实际广义上既包括时代背景下的革命、建设等具象化实践,也包含历史背景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因此深挖“两个结合”的话语概念不难发现,“第二个结合”内含于“第一个结合”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特殊单位单独提炼,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作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伟大实践的高度重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培植文化土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来看,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塑造了文化的深厚底蕴,其与马克思主义在内核理念、本质特征、价值追求等方面具有高度契合性与自洽性。例如:传统文化中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思想蕴含着重实践、脚踏实地的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高度耦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性原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强调人是自然存在物的思想不谋而合,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实践提供理论注脚;等。概言之,“只有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绽放出真理的光芒”[5]。也就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融相通、和合共生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指明了发展方向,既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明确“两个结合”的发展大势,以传导手段、内容、方式的创新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以其思想浸润性潜移默化影响客体价值观念向着有利于社会变革的方向发展,同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主动接受、吸收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内化为自身价值观念、外化为促进社会变革的行为实践,在主客体交互中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力量。
二、现实既定:以新时代发展现状定位交互指向
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6]这一论述深刻指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应立足现实物质生活条件,聚焦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摒弃孤立静止地从主观思维中寻得问题答案的方式。以大历史观视角来看,中国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因而体现深刻的时代性与现实性。从新时代发展境遇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7],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提供了新的时代指向与发展方向。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强烈感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肇始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救国救民真理的积极探索,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情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政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内在张力扩展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具象表征。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双向交互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为逻辑主线,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行”的坚定信念,是对“两个结合”科学性和时代性的实践升华。
从理论逻辑看,“两个结合”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双向交互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人民性和开放性的充分彰显。第一,回顾我们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历程不难发现,注重回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500年建设史,揭露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式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以大历史观视角阐明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时代检验与论证的科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能的重要方法,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当下中国的时代场域,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日常生活紧密融合,指明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摒弃空洞、抽象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通俗性与可接受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其底层逻辑,即共鸣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广大无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痛楚于“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8]的悲惨境遇,马克思主义站在人民立场上成为广大无产阶级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理论武器。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来看,无产阶级政党成为人民权益的代言人,人民至上原则贯穿于思想政治观念传导全过程;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来看,广大人民群众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直接受动者与受益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传导与影响下,人民群众思想行为发生有利于推动社会变革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第三,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依旧能保持生机活力的本质特性,不断以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群众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与时俱进性的根本体现。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便走上了“快车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渐次演进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开放性的最好诠释。中国共产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始终将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广大群众,不断更新群众思想、启迪群众智慧,在开放的理论发展场域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注入时代活水。从实践逻辑看,“两个结合”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交互是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伟大实践持续推进、为胜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掌舵定向的重要保证。唯物史观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两个结合”的提出及在此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双向交互并不是浮水依萍,而是具有深刻的实然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两个大局”的复杂背景下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地位、时刻注意占领主流意识形态制高点的战略抉择。一方面,聚焦解决新时代发展难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中国共产党在向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传导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时秉持宏大性、时代性、号召性的叙事原则,力图在坚持意识形态一元性与多维性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统一、批判性与兼容性统一的前提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指明方向。例如,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32字建党精神高度浓缩再现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的思想精华,以“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24字脱贫攻坚精神的时代口号演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苦奋斗历程,以“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6点具体要求阐明新时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诸如此类浓缩式的思想观念表达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效能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仍有较大国际市场、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受到强烈排挤和打压的现实境遇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国际交互模式,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国际话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揭示我国在思想政治观念国际化传播方面的短板与不足,“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10]。为此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立足国际舞台,面对全球化大趋势及网络世界日趋发达的时代背景,清楚认识到单纯的思想观念一维性传导已不足以充分发挥互动效能,唯有盘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资源,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受众,两者协同创造新型交互模式,以主体传播的灵活性与客体受众的广泛性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国际传播网络,才能在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的时代场域中占得话语高地,为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蓝图营造良好话语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