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数字表征与优化进路

［收稿日期］2024-06-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重点课题“高校善用‘大思政课’培根铸魂

研究”、安徽省2022年度新时代育人质量工程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22JYJXGGYJ054）；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意义研究”（项目编号：AHSKQ2022D010）；合肥工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培育计划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项目编号：JS2024ZSPY0026）。

［作者简介］张继龙（1987-），男，安徽亳州人，博士，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周方志（2001-），男，安徽铜陵人，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摘 要］数字化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呈现出由“单调式结合”向“沉浸式表达”转变、“宽泛式适用”向“精准化应用”转变、“主观性表现”向“智能化呈现”转变、“各自为战”向“协同发展”转变的新表征，但也面临着一系列风险挑战。对此，高校要不断提高数字治理能力，完善责任制度和监管机制，增强思政工作的组织引领力；要秉持“以人为本+精准思政”的理念，精准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图景，提高思政工作队伍的数字素养，优化数字思政环境；要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增强高质量内容供给，搭建数字思政平台，不断创新数字场景中思政工作的话语表达；要遵循人机协同理念，推动资源共享、需求的不断满足和协同治理，构建“数字思政”的实践格局。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数字表征；数字素养；话语表达；优化进路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4）06-0085-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4.06.013

当前“数字技术+思政工作”已经成为高校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的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因此，高校要抓住数字化发展机遇，正确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表征及其风险挑战，适时探索优化路径，不断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数字化转型。

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数字表征

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2 48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2］。这表明，网络技术正在深度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形塑出一个数字化时代。在此趋势影响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正在迎来新的变革。对此，不少学者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为切入点，初步分析了高校思政工作的数字样态。例如，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正呈现出泛在化、精准化、数智化的发展特征^［3］；也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育人内容数字化、育人方式数字化和教育客体行为轨迹数字化的特征^［4］。基于此，我们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数字表征，是指它在数字技术赋能背景下呈现出的新特征——生动性提高、精准度提升、智能化加深和协同性增强。

（一）生动性提高：单调式结合转为沉浸式表达

在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由于受技术和观念限制，教育者往往习惯将网络技术与工作内容简单结合起来，内容只能以图片、文字、声音等形式呈现，仅局限于追求平面感官效果的提升。进入数字化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可将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数据分析、视频、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融合起来，做到以生动、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甚至可借用全息成像等技术手段打造身临其境式的教学氛围。例如，“在红军长征系列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红岩精神系列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等‘大思政课’体验中心，广大教师带领学生与历史人物跨时空对话，深度体验历史场景，让学生充分感受‘体验式’和‘沉浸式’课堂的乐趣”^［5］。可见，高校借用数字技术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生产、内容表达和内容传播等方面的转变，增强其生动性和吸引力。

（二）精准度提升：宽泛式适用向精准化应用转变

传统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倾向于凭借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素养把握总体工作过程、了解教育对象思想动态，难以关注到个体的思想行为特征，从而降低了思政工作的精准度和实效性。当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借助大数据技术，可对不同教育对象进行分类管理，以实现精准把握不同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和行为习惯的目标。如可以“通过贝叶斯知识进行追踪建模，对学生可能出现的思想行为进行预测，可以提前进行引导防范，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预测预警水平”^［6］。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将会越来越倾向于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对教育对象的精准画像、教育需求的精准供给、工作计划的精准定制、教育内容的精准推送以及工作效果的精准评价，实现精准化应用。

（三）智能化加深：主观性表现向智能化呈现转变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往大都根据教育对象的话语讲述、身体语言等外在表现把握其思想动态。而当前技术的发展使教育对象的各种行为情况转化为海量数据。面对这些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可根据工作对象的特征，有针对性地优化算法结构，从而提供优质的教育内容，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智能化程度。一是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以丰富的数据为基础，所以在收集数据过程中要学习掌握更多的工作经验，不断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算法结构；二是在优化算法结构的基础上，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构建教育对象的行为画像，预测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轨迹，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法。因此，在技术加持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处理海量数据时越来越得心应手，能及时了解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以智能方式解决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等问题。如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捕捉学生的表情特征、了解学生的真实情绪，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出来，以进一步改进工作策略。

（四）协同性增强：由各自为战向协同发展转变

一方面，在传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模式下，教育者处于主导地位，教育对象往往处于一种被动状态，教育过程表现为由教育者对教育对象进行单方面的内容灌输、信息传达。但数字技术影响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人们获取信息的壁垒逐渐消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逐渐走向平等，教育对象从单一的信息接收者变成了生产者、传播者和接收者相互融合的身份；同时，教育理念中的“教授”正逐步被互相平等的“引导”理念所代替，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因此，“教育者也不再拥有信息权威地位，不能垄断信息，受教育者也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工具自主学习与成长”^［7］。另一方面，教育对象借助数字技术能够参与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内容设计、方法抉择、意见反馈等过程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全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并逐渐转变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参与者和体验者。因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逐渐走向平等，并利用数字技术在内容设计、意见反馈、工作评价等过程中共同合作、协同发力，共同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数字化风险

数字技术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主流传播渠道、价值理念、内容供给和保障举措等方面带来了风险与挑战。

（一）信息茧房侵蚀价值传播渠道

当前社交媒体平台的“把关人”角色在智能推荐算法机制作用下，逐渐由专业人士转变为普通大众，平台议题设置更加偏向于使用者的爱好，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例如，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由于受众爱好不同，受众所观看的内容是大相径庭的；即使在同一视频的评论区，所呈现出的评论也是完全不同的。而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性较强且较为枯燥，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内容相比缺乏吸引力，这就导致不经常关注主流意识形态的受众难以接收到主流意识形态内容，限制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同时网络平台“智能推荐中的‘黑箱现象’无处不在、无法洞悉，容易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引领力疲软的风险”^［8］。因此，算法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和黑箱现象的泛滥化，致使教育对象的思想观念易受不良网络文化影响，从而导致其网络行为的放任性。例如，网络上偶发某校个别师生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虚无主义等不当言论，在数据推送的作用下，社会效应不断放大，给个人、高校和社会正能量造成冲击。对此，若不能及时规范引导，就会进一步形成高校网络舆情等负面问题，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正向价值引导功能，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与挑战。

（二）虚拟交互场景冲击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育人场景逐渐趋向虚拟化，工作内容更加具有生动趣味性。然而，由于受教育者在虚拟交互数字场景中享受到身临其境式的感官体验，一旦回归现实，他们的内心会产生虚拟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受教育者可能会对数字技术产生依赖，沉浸在虚拟数字世界中难以自拔。而数字虚拟技术给受教育者带来的生动感知可能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再现，这可能会消解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情感认同，进而弱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虚拟交互环境容易使受教育者陷入情感忽视境地，弱化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力度。在数字时代，大众主要通过数字媒体获得所需信息内容，并通过照片、视频等媒介与虚拟场景中的人进行互动，其本质是人与物之间的互动，但长期进行“人—物”之间的交流互动会使人产生情感的空虚感。同时一些受教育者会隐藏自己的真正情绪，导致教育者无法及时有效把握受教育者的思想动态变化，掩盖了主客体矛盾，从而无法及时改善工作方式或进行场景变更，不能给予受教育者精准的人文关怀，降低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温度。因此，若不能合理运用数字技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导致“人情味”淡化，偏离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三）流量导向干扰思政工作内容的良性供给

当今时代是流量为王的时代，各大内容生产平台为追逐利润、吸引流量与用户，对信息内容监管较为宽松，助长了内容生产者为获取流量而生产不良信息的嚣张气焰。而网络空间中不断增长的低俗信息，存在着质量低下、价值观偏移等问题，会对教育对象的思想造成不良影响，从而挤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供给内容的生存空间。这些网络信息中甚至存在着抹黑国家形象的错误言论，让受教育对象被不良的数字信息所围绕，从而形成错误思想。而高校思政工作主要面对的是大学生，他们还处于“三观”的形成时期，存在着意志不坚定等问题。若让他们长期接触不良内容，会使其思想逐渐走向固化，难以接受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内容，从而弱化内容的供给效果。因此，网络环境中存在的信息污染问题会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良性供给。

（四）数字黏合度低挑战思政工作的规律意识

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方式和手段，也冲击着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意识。当前，一些高校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技术应用层面的挑战，对理论教育信息发布技术与共享信息监控技术掌握不够熟练，导致思想政治工作与网络发展并不同步。与此同时，由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未能实现从传统思政模式向数字思政模式的思维转变，加之技术应用层面的挑战，导致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开发较为落后，难以提升教育对象的兴趣，致使思政工作的发展难以做到与数字技术的真正融合。另外，一些学校热衷于搞技术创新，推崇场域多样化、虚拟与实践相结合，将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方方面面，但“由于各类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数据来自不同机构和系统，缺乏统一的数据规划，造成大量信息数据因采集标准不一、统计口径各异而无法兼容，呈现出各机构数据流动不畅、协同合作程度不高等弊端”^［9］。

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化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