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课程标准的教科书质量与评价标准反思性研究

［摘要］美国教育报告组织2021年度报告与兰德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美国“由标准驱动并基于标准”的教科书评价背景下，美国教师使用教科书的现状不容乐观，一些问题逐步凸显。具体表现为：未经评定的教科书使用率上升、教师改动教科书行为普遍存在、教师质疑教科书没有体现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教科书在选择和实施过程中缺乏基本保障等。其症结在于：教科书质量内涵扩充、教科书评价标准延伸、教师“选”“用”教科书的意识薄弱和能力固化等方面。教科书的高质量发展不能止步于“与课程标准保持一致”，还应有意义地纳入学生的实际经验，支持学习者的多元需求以及提供与文化相关的内容与方法。及时审视并修正教科书质量发展中存在的不足，明晰教科书质量的未来发展趋势及评价走向，能够对构建我国教科书的评价标准提供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教科书；质量内涵；课程标准；评价标准；美国教育报告组织

［中图分类号］G7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3）01-0118-08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3.01.019

美国的课程资源相对丰富，但教科书作为课程的主要载体，目前仍是中小学教学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教科书质量在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系统的建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高质量教科书极大地推动了课程与教学的发展［1］。对教科书进行全面而合理的评价以甄别高质量的教科书并不断推动其更新发展，至关重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教科书评价经历了“目标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基于基准的评价”等阶段。到20世纪90年代，“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运动驱使学界依据课程标准理解和评价教科书，并从国家、州和学校3个层面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科书开发和评估体系，“是否与课程标准的高度一致作为教科书质量的评判标尺，已成为评估标准”［2］。目前，美国广泛使用诸如《优质教材工具》《IMET评价工具》《共同核心州立标准·数学出版商标准》《EquIP量表》等教科书评价标准，通过设立“不可协商”指标体现出教科书与课程标准之间的一致性，已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容转圜。

在美国“由标准驱动并基于标准”的教科书评价大趋势下，与课程标准保持一致是否能完全保障教科书的质量？与课程标准一致性高的教科书是否等同于高质量教科书？与课程标准一致的教科书能否得到教师的有效利用？美国教育报告组织（EdReports.org）发布的2021年度市场研究报告引起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一、美国教师的教科书使用现状

2022年5月，教育报告组织发布了由《优质教材工具》评审的2021年度教科书审查报告，美国兰德公司（RAND）也发布了关于教师对教科书的认知使用及其学校背景的调查报告［3］。这两份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基于标准”评价理念的指引下，经过评估后的教科书内容与课程标准的一致程度有所提升，质量也得到了相应完善，但教师使用“标准化导向”教科书的效果并不理想，对教科书价值的认可度存在一定偏差。具体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

（一）未评定教科书的使用率呈上升趋势

2020—2021年，美国各地区和学校对统一教科书的选择和使用普遍保持稳定，部分统一和不统一教科书的选用率持续减少。但与此同时，补充教科书的使用频率相应增加（补充教科书通常是一些从未经过审核和评估的教科书或线上资源）。2021年，就数学学科而言，对补充教科书的使用频率同比增长了8.2个百分点（即表1中“未评定的教科书”类别）。兰德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约96%的教师会使用Google来寻找课程和教科书，约75%的教师使用Pinterest（一个课程资源网站）来寻找课程和教科书［4］。这些未经评定的补充教科书并不属于规范设计的范畴，其知识体系的缜密严谨性尚待考察，不能充分支持学生达到数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因而，高频率地使用补充教科书对学生的未来发展来说并无太大益处，极易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

（二）教师改动教科书的行为普遍存在

表2表明，无论教科书是否符合《优质教材工具》评价标准的要求，具有对教科书内容进行一半及以上改动行为的教师数量接近80%。在教科书由书面课程转化为实际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普遍倾向于按照自己对教科书的理解，并结合自身教学经验习惯创造性地使用教科书，而非教科书的忠实执行者。教师摆脱“照本宣科”地使用教科书之举固然值得赞扬，但改动的规模已经超出合理范围，由此引发“在教科书已然符合评价标准预期的情况下，教师为什么还会选择大规模改动教科书”的问题，这需要引起关注和思考。

（三）教师对于教科书是否体现基本要求持怀疑态度

教师们希望教科书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符合课程标准，为英语学习者（英语为非母语者）提供支持，并提供与文化相关的内容和方法。表3表明，94.2%的数学教师认为“与所在州的课程标准保持一致”比较重要或非常重要，对其余3项的重视程度均在70%以上。站在教师群体的角度，教科书除了需满足课程标准的规定之外，也要尽可能地吸引所有学生参与到高水平学习之中，并确保学生获得相应年级的学习内容与能力提升。事实上，认为当前使用的教科书充分实现了表3所列4项基本要求的教师人数却不到一半（表4中的程度6与程度7），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导致了教师在面对教科书时选择性地忽视教科书的原本内容，转而利用自己以往的教学经验或搜索自己认可的补充资源作为教学的主要载体。然而，不同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经验及知识储备千差万别，这种参差不齐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无法得到一致性的高水平学习，教科书评价标准的实际效用也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这种落差同时也提醒着学校、地区和州的相关教育部门，在选择和实施教科书时要采纳教师的意见，获得教师的认同。

（四）教科书在选择和实施过程中缺乏支持与保障

表5显示了各学段不同群体选择教科书的权力占比，小学教师在选择教科书上的决定权占比31.5%；学区负责人的决定权占比43.7%，比教师高出12.2%。就目前美国基础教育阶段而言，应该为学生选择什么样的教科书、教科书中应当体现哪些核心概念与素养，这更多地取决于州和学区负责人。反观初高中阶段，教师在选择教科书上的决定权占比分别为48.6%和60.8%，具备较高的话语权。实际上，教科书的主要使用和作用对象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和学生，教师是最能敏锐洞察学生需求和心理的人，拥有选择教科书的主动权，高质量的教科书必然要得到广大一线教师的认同。

此外，据受访教师反馈，专门为教师开展教科书专业培训及教师主动研究学习教科书的时间都非常少。表6表明，2020—2021学年中，有近1/4的教师表示他们从来没有经过对教科书的专业系统学习，近80%的教师表示一年的时间内对教科书的研习时长不超过10小时。即便是接受过教科书专业培训的教师也普遍反映，对教科书进行专业学习的质量并不高，教师经过学习对教科书仍存在一定疑虑，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会正确理解并使用教科书。

二、美国教师使用教科书现状的归因分析

根据美国教育报告组织发布的调查结果，美国教师使用教科书的状况以及对教科书的认同感并没有达到期待值（随着“与课程标准一致性”的教科书数量的增加而提升）。“标准化导向”的教科书在实际教学中为何没有得到教师的有效利用？笔者归纳出3点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可供我国借鉴与规避之处。

（一）教科书质量内涵的扩充

对于大多数课堂来说，教科书中的核心内容是教师教学的重点，教科书对学生学习的直接影响以及对教师的教学选择和行为干预，使教科书变得更加重要。然而，从教师对教科书中各项要求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教师对教科书质量高低的认识已不再止步于是否同课程标准保持一致。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由标准驱动并基于标准”的教科书改革浪潮影响下，美国各州各地普遍倾向于将教科书与共同核心州立标准的高度一致性作为开发与评估的重点，课程标准是教科书编写的主要依据。实际上，在编写教科书时，应当将课程标准作为一条“暗线”融入内容、习题及活动之中，做到灵活运用。教科书编写若囿于课程标准，则有生拉硬凑之嫌。

在美国教科书评价标准30年发展历程中，历经了从聚焦知识到聚焦主体的转变，其评价内容的关注点逐渐在教科书与课程标准一致性的基础上，转向教科书对教师和学生的支持［5］。到目前为止，这种转变发展是否真正落实到位，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是否得到切实体现，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在美国教育报告组织的调查过程中，一位来自田纳西州的4年级数学教师表示：“除了与课程标准保持一致外，我正在寻找一种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科书。”在这种教科书中，学生可以参与数学实践，并接受批判性思维的挑战。除此之外，教科书应该为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学习者搭建起“脚手架”，以提供支持和指导。课程标准在课程教学体系中发挥着重要指引作用，它对于学生获得为将来步入大学及职业所准备的知识技能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教科书来说，课程标准不应该成为圣经一样高高在上的教条，而是要将课程标准中规定的知识技能、学科能力与素养糅合于其中，成为教师和学生发展的强大依托。简言之，课程标准是教科书的“准绳”，而非“天花板”。教科书的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地止步于与课程标准保持一致，还必须具有吸引力，有意义地纳入学生的实际经验，支持不同学习者的需求以及提供与文化相关的内容及方法。这样，包括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等在内的学习者才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除此之外，以国家、州、学区为代表的相关教育部门、教科书出版商及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应准确定位课程标准，明确课程标准在教科书评价中扮演的角色。

（二）教科书评价标准的横向延展

标准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的。随着教科书质量内涵的扩充，对教科书质量的衡量标尺也相应地发生转变与延伸。“以学生为中心”“提供与文化相关的内容及方法”“为多语言学习者提供支持”逐渐成为美国教师心目中高质量教科书的必然要求。因而，《优质教材工具》（1.0版）最初秉持的评价原则及评价标准已不能满足广大一线教师对教科书的需求与期待。对此，在教育报告组织的2021年度报告发布之后，《优质教材工具》工作团队基于存在的问题对《优质教材工具》（1.0版）进行了调整与改进，完善后的《优质教材工具》（1.5版）将“差异化教学”维度中各指标分散融合于“对学生学习的支持”维度之中，形成了10项二级指标，着重于教科书对不同文化社会背景的语言学习者提供支持［6］。教科书评价工具的此次改进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教师、学生及其他教科书使用者的预期和实际需求，还需持续地跟踪调查与深入研究。

这里要着重强调不同文化的学习者视角。几十年来，美国对种族不公正的不断反思，使人们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亦即在年级水平的基础上，确保学习环境为所有学生提供以文化为中心的体验。“因为每位学生都想被关注到，所以在任何课堂上，教科书及教师提供以不同文化为中心的支持对促进学生公平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7］对于教育报告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州、地区、教育工作者和出版商）来说，一个日益重要的领域是了解教科书在支持以文化为中心的理论和教学模式中的作用。教育工作者正在将“反种族主义教学”一词应用于教育体系，美国学界正在寻找方法和机会，以重新集中指导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个人和声音，追求教育的公平。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教学方式需要借助教科书作为传播和推广的载体，让学生尽可能深入广泛地听到历史上的不同声音。

（三）教师“选”“用”教科书意识能力的固化

当然，我们不能将所有问题归咎于教科书质量标准变化的滞后。超过一半的美国教师改动教科书的现象表明，教师没有透彻领悟教科书的本质作用与地位，缺乏识别和使用优质教科书的意识和能力，容易堕入“规范的教科书会限制自身教学能动性”的误区。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对高质量教科书编写、审定、选用、出版等环节已加大财政投入与建设力度，虽然教科书质量的高低要得到一线教师的认同，但我们不能忽视教育部门、专家及相关教育人士对教科书质量改进所付出的努力。同时，教师在没有科学规范的指引下，盲目地根据自身的理解选择和使用“未审定”的教科书也不利于学生获得一致性的高质量学习。

从外在保障来说，教师缺乏了解教科书如何被选择及使用的专业培训机会。教科书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被写进教科书中的知识，要受到权力关系、身份等级、种族、性别、宗教团体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制约［8］。教科书承担着传播国家意志与主流价值观的政治使命，具有良好的公众影响力。基于这样的责任和功能，对教科书想要传达出的知识技能、意识形态以及背后隐藏的主流价值观，若不对教师展开专业的指导与培训，在具体实施中容易造成领会上的偏差、实施上的误用。新西泽州的一项调查研究揭示了教师在选择和使用高质量教科书中的现状，被访的一位教师声称“我从来没有一个教科书选用的模式，总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我的教学实践”［9］。然而，教科书不仅是编写者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的“私人领域”，而且更是全社会的“公众事件”［10］。教师经过专业的培训和学习，不仅能够更好地运用专业知识开展教学，而且具备领悟、选择、实施国家期望传达给公众的内容和实践的核心能力。让教师参与到教科书的选择过程中有助于摆正教师对高质量教科书的理性认识，也为教师在教学设计及实施中正确使用教科书奠定坚实基础［11］。教师的专业培训离不开教育部门、社会和校长的合力支持，要做到真正地信任教师并为教师提供资源、时间和机会，最重要的是要保护他们的学习和教学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