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劳动教育思想探析

[摘要]徐特立的劳动教育思想缘起于其对阶级社会的反思、勤工俭学的教育经历以及对近代革命的回应。其以教育与生产相联系为内涵，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为目的，以劳心与劳力结合、生产与学习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为原则。这一劳动教育思想还渗透在课程教授、教材编写、学校办学等实践活动中，并取得了显著实效。徐特立的劳动教育思想对当前劳动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徐特立;劳动教育;思想;实践

[中图分类号]G40-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2）02-0024-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2.02.005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将劳动教育作为学生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面对当下劳动育人功能亟待加强、劳动教育被弱化等现象，梳理徐特立的劳动教育思想，不仅对完善我国劳动教育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对改善我国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现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思想缘起：“劳动教育”的创生历程

中国20世纪杰出的教育家徐特立，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多个时代，被誉为“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2]。他始终“以教书为职业，教育为事业”[3]，勤于实践，勇于奋斗，把知识“和工农相结合”“和生产相结合”[4]，形成了自己的劳动教育学说。他的劳动教育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与中国革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是我党早期劳动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徐特立的劳动教育思想与他对中国阶级社会的反思有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反映了中国阶级社会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甚至对立的沉疴。受此影响，中国读书人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惯劳作，不肯吃苦的不良风气。到了近代，许多中学毕业生即便无所事事也不愿从事劳动，被时人讥笑为“高等游民”。徐特立对此深有感触，对于这些不肯吃苦的中国读书人发出一番感慨：“中国读书人，往往怕失面子，无论穷至如何，总不肯脱下长衫，穿工人衣服，无论无事可做，情愿在家闲坐。他们看作推车、挑担都是低了个人的志气人格，因此，读书与作工显然两途。”[5]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将读书与劳动割裂开来，并置于对立面的做法，其后果只能是失掉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的基础，不经无产阶级行动，科学就不会进步[6]。

其二，徐特立的劳动教育思想与他赴法勤工俭学的教育经历有关。1919年，时年42岁的徐特立抵达法国马赛，开启了留学生活。初来乍到之际，负责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萧子升询问徐特立计划做什么，徐特立表示自己要学农作工，并要学法国的家事学，而不仅仅是法文。谈及原因，徐特立在《留法老年学生之自述》一文中，通过列举孔子替人看牛羊、神农种田、轩辕做衣、舜帝烧窑、嫘祖养蚕等诸多圣人辛劳的事例，明确指出：“书上都说他们是好人。我们当教员的当学生，能作工，岂不更贵重吗？我所以愿学农工，不愿学法文。”[7]徐特立后又于年假之中，特赴各厂参观，并对于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赞赏有加，表示“彼等能作如此苦工，真无不可作之事，真所谓能文能武何等自由”“今彼等有学问者皆自己作工，则将来其家中必无坐吃闲饭者”[8]。徐特立更是确信：这种劳动与学习并行的勤工俭学，大可调治中国读书人轻视劳动，不肯吃苦的痼疾。

其三，徐特立的劳动教育思想与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紧密关联。1946年5月4日，徐特立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五四”》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提出过“劳工神圣”的口号，又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破天荒地有组织地走上政治舞台。这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并粉碎了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传统习气，同时工人接近知识分子，也提高了文化知识和革命的理论水平[9]。同年12月，他又在《边区教育通讯》发文，列举了延安南沟门小学读书并纺纱以解决伙食的做法[10]，系统研究了改造教育的总方针。即边区和其他解放区提倡工农普遍识字，知识分子普遍参加生产，使人民大众都成知识分子，使所有知识分子都成为能生产者[11]。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工业化起步，徐特立认为过去的中国由于停留在工业不发达的时代，一切科学都成了脱离实际的教条，如今要加强教育为生产服务，应在科学教育中注意到与技术方面的联系。他还对国外教育情况进行了考察，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通学校教育有工艺一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普通教育包含了综合技术教育”[12]，进而提出“中国应当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科学和技术的教育”[13]。

二、思想旨归：“劳动教育”的内涵、目的与原则

内涵——教育与生产相联系。关于劳动教育的内涵，徐特立指出：“我们所说的劳动教育，不应该是工银劳动者的教育，不是资产阶级教育学者意识中的工银劳动者（实际是工银的奴隶）的教育。我们的劳动教育，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教育与生产联系起来的意思。也就是把生产的经验和常识转化为科学。”[14]在徐特立看来，只有那种“儿童参加生产，相当程度上从劳动中锻炼了身体，并获得技术的基础，同时得到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知识”的生产劳动才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才能称之为劳动教育。假如劳动脱离了教育，就成了单纯的以增加生产为目的的机械的劳动;假如教育脱离了劳动，就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人的教育，把儿童变成寄生虫”[15]。因此，在徐特立的劳动教育观中，教育与生产绝对不能分离，“教育以劳动为本位，与生产紧密地联系着”[16]。

目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徐特立坚信：“人类的发育包含着德育、智育和体育三方面，由于劳心和劳力的绝对分工，而人类的发育因此偏枯成为半身不遂。”[17]劳心和劳力相结合的劳动教育，对于德育、智育、体育以及美育都有积极影响。首先，徐特立认为劳动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思想品质。他谈到，“旧社会有一种人，只是养尊处优，坐着享福，像寄生虫，至多像只猴子，猴子只会享受自然现成的东西，这些人只会享受人家创造的东西，实质上他们还没有变成人”[18]。因为人总要劳动，总要直接或间接地改造物质、创造财富，有志气的人是不愿意享现成福的，现在的青年一代和过去革命的老一代一样，都愿意艰苦奋斗为新社会打下幸福的基础。对于个别学生面对满地的花生壳、桔子皮却无动于衷的表现，他深感痛惜地说：“学生本是人中秀，习染还同未读书。”[19]徐特立相信那种坐享其成、逃避困难的思想，只有在劳动教育中才能得到消除。其次，徐特立认为劳动教育能帮助人们掌握旧知、创获新知。他对部分青年关于多读书才能获取知识的想法进行了分析和澄清：“求知识是需要读书，但如果只有书本知识，那只是书柜子罢了，算不得有头脑的人。”[20]一方面，只有通过亲身劳动实践，人们才能将书本知识消化吸收，真正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另一方面，书上的知识都是现成的，只有通过手脑并用的劳动教育来改造事物、分析事物、综合事物，才能发现新的知识。由此可知，知识不是劳动的源泉，劳动却是知识的源泉。徐特立非常赞同陶行知关于“教学做合一”的观点，认为“真正的知识还得从用中学”[21]。心系教育的徐特立更是对后辈鼓励道：“我们青年要有志气，要做科学家，要发现许多新方法新道理，那就不能只在书本子里去发现，只有从改造事物的劳动中去发现。”[22]关于劳动教育推动智育的观点，徐特立还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中直和军直机关工作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往没有劳动的习惯，后来他们突破了这一历史传统，结果“不独不妨碍他的智力发展，而且把书本知识与行动结合起来;不独不加重他的工作负担，且变换了劳心工作的单调性，而得到适当的调和”[23]。再次，徐特立认为劳动教育具有强健体魄的作用。由于劳动教育往往包含体力劳动，而体力劳动必然调动起人的身体四肢，最终使人体魄强健。徐特立认为一个人的身体锻炼应该是多方面的，体力劳动是极重要的一种健体手段。一般说来，工人、农民的身体比单纯的脑力劳动者要强些，就是很好的证明。徐特立还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勉励人们积极劳动，他说：“我是贫农家庭出身，从小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几十年来，只要停居下来，扫地抹房，挖土种菜，从来没有间断过。”[24]除了能代替肌肉运动之外，徐特立还指出：“生产劳动带来的生活改善又增加了营养品，因此人们疾病的减少、医药费的降低和寿命的延长都是必然的了。”[25]最后，徐特立认为劳动教育对美育也有所助益。他撰写了《参观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的意见》一文并指出，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女同志“自从参加了公余的生产，不仅增加了许多新的技能，而且不知不觉养成了爱美的习惯性和新的创造性”，劳动生产中，“她们编织的毛绳衣服花样百出”[26]。可见，劳动教育充分培养和发挥了人们创造现实美和艺术美的才能和兴趣。事实上，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人们投身劳动的行为美，体现了热爱劳动的心灵美，而且彰显了积极创新的思维美。上述种种，正如徐特立关于手工科教授目的“制作简易物品之技能（手眼练习）;养成勤劳习惯;与以工业初步及原料、工具之知识;与以实业的趣味，及社会的审美的感情;养成正确、绵密、节约等之习惯”[27]的论述一样，说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新人的重要方法。

原则——三个“结合”，即劳心与劳力结合、生产与学习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徐特立曾直言：“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辩证的发展。”[28]他在谈到一元论哲学时，还对辩证唯物论作了具体的说明。他认为，针对现实，解决矛盾，打破难关，就是转化一元论，换句话说，就是辩证唯物论[29]。因之，徐特立主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高劳动人民的政治文化科学水平而培养人才的原则是“劳心与劳力结合、生产与学习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30]。关于劳心与劳力的关系，阶级社会素有“劳心者一定治人，劳力者也一定治于人”的误区[31]，对此，徐特立严厉指出：“劳心与劳力的对立是阶级对立的结果，是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根本相反的。”[32]当今社会，我们要消灭阶级，也必须消灭劳力与劳心对立，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因为劳力是劳心的物质基础，劳心是劳力的上层建筑。因此，他说道：“对于知识分子，要求他参加劳动，强调行;对于工农，强调知。”[33]对于青年——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应当争取“劳力和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34]。另外，徐特立提倡把生产和学习相结合。在自然科学院进行了森林、制盐、染料、棉麻和地矿等考察的实践后，他于1942年10月在《解放日报》上正式提出了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思想。他说：“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建设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35]徐特立在80年前提出的这种高等自然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和生产结合，尤其和“经济”结合为一体的思想，在当时可称得上是办学模式的突破[36]。在徐特立看来，理论与实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实际的理论是空虚的;同时没有理论的实际是盲目的[37]。他相信理论与实际兼顾的人不仅有知识、会想，而且有办法、会做。值得注意的是，徐特立不仅对学生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要求，也对教师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说：“由于我们教师不是旧式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只能教书的教书匠，都是改造社会的革命战士，他除教学生读书识字外，在课余还应该领导学生一起，做自己乡村里的社会活动。”[38]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的指导下，徐特立正确地分析了劳动教育内涵、目的以及原则，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从分离对立到联系统一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进程。作为一位慷慨激昂的革命家，他的劳动教育思想立足于革命实际;作为一个忠诚的中国共产党人，他的劳动教育思想紧紧围绕着劳动人民;作为一名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教育家，他的劳动教育思想映照着中国教育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