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格局下教育内卷化的表征、根源与破局

[摘要]“双减”改革是保障教育公平，坚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构建教育良好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随着“双减”《意见》的落地，教育内卷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但仍呈现出“形态变异”“边减边增”“不减反增”的现象表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深层根源，并基于“双减”格局下教育内卷化的哲学基础，提出教育内卷化的破局之道在于去内卷化，而关键在于维护教育公共性、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公共教育供给、提升公立学校办学水平，深化教育公共治理变革、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这是开展协同治理，推进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变革的当下选择。

[关键词]双减;教育内卷化;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治理

[中图分类号]G5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2）02-0030-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2.02.006

2021年，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人们开展了对于这一政策制定的讨论，其中“教育内卷化”进入大众视野，但这并非是新词。追溯“内卷化”概念的发展历史及其形成原因可知，最早出现在德国早期哲学家康德所著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其将“内卷”与“演化”对照进行论述[1]。随后，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用“内卷化”来描述一类文化发展模式，指“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2]。在我国，“内卷化”这个概念最早受到关注是在中国农村研究中，是深受格尔茨思想影响的黄宗智教授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面世而受到关注并产生影响的[3]。现如今，这一概念的使用领域就产业而言早已不再局限于农业领域[4]，而是延伸到了与此相去甚远的教育领域，并由此衍生出“教育内卷化”[5]的概念。随着“双减”《意见》的落地，进一步拓宽了“教育内卷化”的现代含义，故分析当前格局下教育内卷化的现象表征、根源与破局之道，对于推动“双减”政策落地，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建构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育内卷化的现象表征

教育内卷化是指“由于总体收益锁定（升学率锁定），为获得有限教育资源，由竞争方式同质化导致同龄段学生、同类型教育机构、同时期家长之间开展激烈而无效的竞争”[6]，通常表现为由市场需求和资本渗透带来的填鸭式提前教育、白热化名校竞争、狂热的培训机构、疯长的学区房价、“鸡娃”等现象。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焦虑贩卖，违背了教育的公共属性，已引起政府关注。随着政府部门“双减”《意见》的印发与落地，可以说教育内卷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但在其治理层面仍主要有以下三个表征：第一，市场上学科类培训机构为争夺“双减”后的教育资源而进行无序的隐形形态变异;第二，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与家长之间开展学后托管服务博弈，学校通过各种教学重构和课后服务创新，积极开展课后托管服务;第三，“双减”后教育中的焦虑文化态势不减反增。

（一）形态变异：学科培训机构内卷化现象

教育内卷化问题表现在校外学科培训机构层面，而校外学科培训机构是“双减”格局中开展教育治理的重要对象。在“双减”《意见》印发后，学科类培训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治理，但其为了自身利益开展教育资源博弈，一些地方出现了学科类培训转入“地下”、换个“马甲”逃避监管等问题，致使其出现教育内卷化现象，集中体现在培训主体、培训人员、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方面的形态变异。从培训主体来看，一些市场资本化的学科培训机构或个人，因证照不全，转而以咨询、文化传播、“家政服务”“住家教师”“众筹私教”等名义违背“双减”《意见》继续开展学科类培训;从培训人员来看，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开展有偿补课;从培训时间来看，通过“直播变录播”等方式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从培训地点来看，组织异地培训，在居民楼、酒店、咖啡厅等场所，化整为零在登记场所之外开展“一对一”“一对多”等学科类培训;从培训内容来看，以游学、研学、夏令营、思维素养、国学素养等名义，或者在科技、体育、文化艺术等非学科类培训中，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从培训方式来看，线下机构通过即时通讯、网络会议、直播平台等方式违规开展线上学科类培训等其他违反“双减”《意见》的隐形形态变异学科类培训是当前教育内卷化的现象表征之一。

（二）边减边增：学校课后服务内卷化现象

“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7]是“双减”《意见》明确的重要工作目标。在做好“减”的同时，学校还可以做加法。因此，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与落地，各地尝试性启动学后托管服务。但由于学后托管服务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出现短暂不适和忙乱现象，这也不可避免产生了教育内卷化的新表现。其一，就家长而言，“纠结要不要让自己孩子托管”，“别人家孩子都托管，我们孩子不托管会不会落后”，“学校托管都管什么”;其二，就学校而言，是否开展学后托管服务，如何开展学后托管服务，学后托管服务提供什么内容等一系列问题。这使得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与家长之间开展学后托管服务博弈，需要学校通过各种教学重构和课后服务创新，积极开展课后托管服务。从本质上讲，这一层面的教育内卷化现象，其核心在于学校课后服务质量的高低。在“双减”格局下，以往承担课后服务角色的学科类培训机构被迫撤出后，一方面，学校尤其公立学校面临如何接管课后服务、保障质量的难题;另一方面，家长如何在其课后服务选择上倾向学校，是当前教育内卷化的现象表征之一。

（三）不减反增：教育焦虑文化内卷化现象

重视教育是中国社会的重要传统，也是教育内卷化的文化现象表征之一。接受优质教育从娃娃抓起已成为一种教育焦虑文化的“惯习”[8]，主要表现在：其一，从家长角度看，“望子成龙”的文化心态决定了家长为了孩子不掉队，会竭尽全力为其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这种每个家庭之间对教育投入的攀附，对制造教育焦虑文化内卷化的形成具有“正反馈”作用;其二，从学校角度看，利用成绩导向打造“考试机器”，进而放大自身名校光环，借以招收优质生源，凭借“成绩导向—考试机器—名校光环—优质生源”的循环机制一步一步制造教育焦虑文化;其三，从学生角度来看，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本不应该承受教育焦虑，但在家长与学校制造的双重教育焦虑文化下，学生为了达到其父母“望子成龙”与学校“成绩导向”的目标，不断简单重复已有学科知识，背诵考试技巧，应对升学考试，导致其学习新知渴求锐减，形成“为家长学”“为老师学”的教育内卷现象。

二、教育内卷化的追根溯源

“双减”格局下，中小学生教育内卷化本质上是市场资本削弱了教育的公共性，加之公共教育供给与需求失衡，促使资本化学科培训类机构裹挟教育、制造教育公平“失衡”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亟待重新配置素质教育的目标重建、规则重构和格局重塑。

（一）教育公平动摇：市场资本削弱教育公共性

“公共性是义务教育的根本属性”[9]。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出许多新教育业态、组织业态和商业业态，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形成了新的增长点，并迅速掀起了一轮教育机构上市的浪潮，并让这些原本属于公共教育供给的资源集中于少数资本化教育机构和个人手中，这种教育资本化的“极化效应”正在不断强化。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让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商品属性;另一方面，加剧了教育短视化、功利化和资本化程度，削弱了教育的公共属性。既有的公共教育格局被打破，加之原有的监管规则尚来不及做出反应，致使教育资本化机构乱象丛生，动摇了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教育不能成为具有商品属性的“奢侈品”，更不能让高质量教育成为有钱人的“专利”[10]。当市场资本不断涌入教育行业，市场的竞争性、商品性和资本化发展使得教育公共性面临削弱的挑战。随着市场资本对教育的进一步裹挟及教育公共性的削弱，教育公平遭到动摇。一方面，大批高质量教育公共资源流向重点学校，使得教育公共资源分配呈现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大批教育培训机构坚持“效率、分数导向”的原则，利用价格机制，将优质教育公共资源商品化、逐利化，加深了高质量教育“消费主义”的烙印，威胁到了教育公平，造成了教育内卷化现象。但通过约束市场资本左右教育，能否从根本上有效改变当前教育内卷化现状，仍值得探讨。

（二）教育投资短缺：公共教育供给与需求失衡

教育投资短缺，是指“教育投资供给小于教育投资需求的失衡状态”[11]。这种供求失衡状态既可能是公共教育供给总量不足导致的，也可能是教育市场需求快速膨胀增加所致，还可能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双方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从教育供给侧投资来源来看，主要由国家（包括各级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企业团体（包括各种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教育投资、个人的教育投资三大部分共同组成。基于这一宏观角度，“双减”格局下教育内卷化形成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国家（包括各级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短缺，给企业团体（包括各种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教育投资留下空档，加之企业团体（包括各种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教育投资带有资本化的特性，故加重了个人的教育投资负担，造成了教育内卷化的恶性循环。

从教育市场需求侧结构来看，主要包括个人对教育的需求、国家对教育的需求和生产单位对教育的需求。一方面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结构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个人对教育的需求持续膨胀，导致公共教育供给无法与之相适应，加之公共教育质量不均衡，造成其教育高质量需求与公共教育供给失衡，继而加剧教育内卷化。

因为需求是无限的，而供给是有限的，故其造成教育内卷化的原因之一是当前公共教育以拓展营销市场为主要目的的焦虑贩卖，这已开始引起政府高度关注。若不有效强化约束，资本将以高获利为市场导向，甚至不惜代价制造群体性教育焦虑文化。从这一教育治理角度来看，“双减”格局下教育内卷化现象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机制及教育治理体系薄弱，难以有效适应我国人民群众对提供高质量、多样化优质教育需求不断增长的客观要求。其一，“双减”《意见》出台前，由于缺乏专门的强有力的监督管理机制与针对责任主体的追究落实机制，教育培训机构呈无序发展态势，“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违规现象突出，致使一些资本化的教育培训机构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一个教育系统”[12]，扰乱了正常的义务教育学校教育教学秩序，使得教育治理与教育内卷化陷入“囚徒困境”。其二，尽管关于“减负”的政策文本不断出台，但功利化、短视化和资本化的教育内卷现象屡禁不止，其直接原因在于教育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在当前教育内卷化格局下，“双减”《意见》能否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达到预期的治理效能，走出教育治理失灵的困境，这是破除教育内卷化的直接原因。

三、教育内卷化的破局之道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严格落实“双减”《意见》是现阶段开展教育内卷化治理的关键。 基于“双减”格局下教育内卷化的哲学基础——“惩恶”与“扬善”，提出教育内卷化的破局之道在于去内卷化，而关键在于维护教育公共性、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公共教育供给、提升公立学校办学水平，深化教育公共治理变革、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这是开展协同治理，推进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变革的当下选择。

（一）哲学基础：“惩恶”与“扬善”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或多面性，“双减”格局下的教育内卷化也是一把“双刃剑”，给我国教育的发展带来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教育内卷化是一种“行善”的力量。教育内卷化创造了一批以“效率与成绩”为导向的教育资本化组织，这些教育资本化组织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通过对教育知识的加工、整合、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和形态，构建了一种新的教育生态链，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的便利度，也降低了教育活动的“教育成本”。在这一方面，在线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例证。面对突然爆发的疫情，为了有效保证“停课不停学”，国家政策推出发展线上教育，鼓励促进线上教育健康有序发展，与此同时这些教育资本化组织迅速瞄准在线教育，根据我国网经社2020年度在线教育投融资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在线教育融资总金额539.3亿元人民币，超过2016年到2019年的融资总和”[13]，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但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教育内卷化也是一种可以“施恶”的力量，换句话说，至少具有“施恶”的潜在基因和能量。校外培训机构具有短视化、功利化和资本化的本质特征。在市场资本的强势裹挟下，部分公立学校优质师资被高薪资本挖走，一些学科培训类机构趁势上市融资，开始资本化运作。被资本化的培训机构开始引导社会陷入将学生培养成“做题家”“考试机器”的不良倾向中。由于校外培训机构利用其高薪的优势很快收集和抢夺了优质师资，并转手以更高的价格贩卖其知识资源，致使优质师资成为一部分人负担不起的资源，堵住本就拥挤的普通人上升渠道。除此之外，潜能巨大的教育转化为资本后，其“施恶”的风险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这种风险主要表现为：资本化垄断教育质量、危害教育运行效率、损害教育公平正义、危害教育治理体系权威等等。因此，“双减”《意见》特别明确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对已违规的要进行清理和专项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