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遭遇的四大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摘要]进入新时代，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加重的权威危机已然从政治领域渗透、扩散至学校教育领域。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样态，逐渐趋向弱化。为此，亟待厘清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遭遇挑战的缘由，从教师权威被多维度消解、学生与家长权利观念的日益增长、教师权力行使的传统色彩与法治的冲突、传统权力和现代权利的博弈与内在张力、化解挑战与重塑权威的对策思考等5个方面进行新的审思。这不仅有利于明确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的独特意义，为新时代重塑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也为保障高校思政课堂教学的安定有序与高效推进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师权威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2）02-0087-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2.02.016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已发生转变，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新的期盼与向往，步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投射于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为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要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使命与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1]。身为“大先生”的高校教师要维系在治学、为人、处事层面之于学生的范导角色，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青年人才。但随着政治民主化与人权平等化，权利意识觉醒且蔚然成风，以统辖与支配为底色的权力观念遭遇深刻危机。其映射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则呈现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力与学生权利之博弈，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销蚀现象滋生蔓延。

“权威”一词由来已久，追根溯源最早可见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认为，知识与真理即为权威。后来，作为公共行政学最主要的创史人之一，马克斯·韦伯指出，人们只有对统治者所建立的制度规范与所拥有的权力主动认定其合法性，统治者才具有权威[2]。韦伯认为权威表示人们对正当性、合法性统治的信仰，并提出了3种权威的形式，分别为传统权威、感召权威、法理权威。美国学者R·克利弗顿和L·罗伯特对教师权威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显示，教师权威主要取决于制度性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方面。制度性因素形成教师的制度性权威，包括传统权威和法定权威;个人因素形成教师的个人权威，包括知识权威和感召权威[3]。从“权威是一种社会关系”[4]角度入手，所谓的高校教师权威是指高校教师基于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关系所形成的被学生所认可、所承认、所信从的教育威望或教育影响力。在师生交往过程中，高校教师依托社会惯习、制度法规、人格魅力、学识与理性等因素，熔铸成强劲的辐射与同化力量，点燃学生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唤醒学生的向德向善之情，以塑造知情意行合一的现代理性人。在新时代的坐标系中，高校教师权威是保证教学秩序协调有序与知识代际传递快捷高效的关键要素。因此，以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为切入点，探究新时代高校教师权威面临的挑战与寻求重塑权威的可循之路，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教师权威被多维度消解

（一）教育领域的非完整性及外在权力介入

大学是探索知识与真理、追求自由与民主、崇尚美德与文明的教育共同体，承担着传递知识、塑造人才、探求真理、回馈社会的职责与使命。新时代，社会的封闭性与稳定性减弱，互通性与开放性加强，传统学校的单一固化状态被打破。大学不再是至高无上的“象牙塔”，受到了政治权力结构、社会风气、市场经济的侵蚀，失去了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教育领域的非完整性具体表征为以下3个方面。

其一，教育权力的非完整性。高校思政课教师是指导学生学业、完善学生道德、管理课堂活动、制订教学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在新时代，行政监督成为举足轻重的监督方式，但当前行政权力在某些方面却过多地干涉了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过程。上级行政部门与学校管理者等外在权力强制介入到高校思政课教师课堂教学活动与班级管理活动中，进行检查、监督、训诫，致使外来行政人员成为课堂教学的“评判者”与“裁判员”，行政话语凌驾于专业话语之上，没有“让真正懂得教育的人管理教育”[5]。高校思政课教师受到校内外行政力量的压制与规约，导致其专业权威居于弱势地位，剥夺了教育权力的完整性。

其二，教育道德的非完整性。大学承载着传播知识文化、倡导传统道德、培育人格修养的文化基因，具有深厚的道德涵养与文化底蕴。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传播正义公正、民主博爱、自由平等的理念信仰并宣扬“真善美”的实践行为，以培养德才兼备的祖国栋梁。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浪潮汹涌澎拜，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中利己主义、金钱至上、功利追求观念的扩散弥漫，推崇物质利益与金钱权势的社会风气逐渐渗透腐化至教育领域，学校的各种“幕后交易”“暗箱操作”与教师“私受礼金”等灰色事件频频爆出。这与高校思政课教师所传授的重义轻利、清廉奉公等道德规范有着天壤之别，使学生对于教师产生深刻质疑，导致教师个人权威的祛魅，教育道德趋向非完整性。

其三，教育知识的非完整性。我国知识传播的传统形式为自上而下式的层级结构，国家规定符合主流价值观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内容，大学成为传播知识文化、宣传道德伦理的官方中心，高校思政课教师则是知识生产与教书育人的官方代表，尊敬学识、崇拜学者的文化氛围与社会制度保障使教师与学校笼罩着一层高洁神圣的面纱。新时代进入了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但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知识商品化与教育产业化倾向愈发明显，教育渠道更加多元，知识从单一垄断走向民主共享[6]。由此，“知识传授者”已经不单单局限于官方教师行业，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教师、自媒体平台上知识型博主、私人家教等都可以成为知识的分享者与传播者。高校思政课教师不再是唯一的知识“占有者”与“诠释者”，大学也不再是垄断性的知识传播中心，这就间接引起高校思政课教师知识权威的式微，导致教育知识的非完整性。

（二）知识的非专门化与非垄断化消解教师权威

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尔提出，由于知识可以借计算机语言表达、传统教学模式与数据存储相通，教学活动失去不可替代性，教师角色的丧钟已然敲响[7]。换言之，在现代社会中高校思政课教师传统型知识权威日益式微。

其一，在新时代，新兴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兴盛，诞生于现代科技革命的重要产物——信息技术得以迅疾发展，同时消解了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知识权威。一是知识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在网络大数据时代，呈爆炸性增长的信息资源、蓬勃兴起的自媒体平台拓宽了知识获得的渠道。学生不再单一性依靠教师传授文化知识与道德观念，相反，由于学生较强的新事物适应能力、较多的网络实践操作经验、旺盛的探索精神与好奇心，使他们对于网络信息资源的接触、获取、掌握的速度与效率往往优于教师。在某些问题上，教师甚至要以学生为师，即由“后喻文化”转向“前喻文化”[8]。二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互联网这个崇尚自由开放、多元沟通的平台上，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信念梦想、人生目标各不相同，价值取向与评判标准也不一样，多元价值观相互激荡。学生的价值取向不免受到互联网中多元价值观的渗透影响而呈现多重倾向，这就与教师的主流价值观有所出入，制约了学生对教师知识权威的有效认同。此外，由于学生对于知识信息的可信性能够进行主动思考与主观判断，进而丰富自我知识储备并构建知识体系，其知识话语权得以提升;鉴于非教师职业人士也可以通过自媒体等途径传播知识文化，解读知识文本主体多元化发展，这就打破了高校思政课教师绝对的“一言堂”地位，实现了知识的非专业化与非垄断化发展。

其二，新时代社会观念趋向多元发展，知识观、教育观、文化观的日新月异销蚀了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权威。一是建构主义知识观的风行。有学者从后现代视域知识观入手，认为知识的建构性、情境性导致知识权威的解构[9]。即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多元性、生成性、不稳定性、可质疑性，知识并非是绝对真理、静态不变的，而是具有局限性与暂时性。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师所掌握的知识并非完全正确，也可能是悖论，这就否定了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知识权威。二是进步主义教育观的风靡。20世纪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源于美国并广泛影响了中国教育界。进步主义教育观强调对儿童个性的发扬、自由的尊重、天性的满足与经验的重视，崇尚儿童的自由活动与经验获得，摒弃严格的外部纪律与一成不变的教材和教学目标[10]。也就是说，进步主义教育观反对传统教育中教师所具有的那种专断性的主导作用，认为那种由上级的权威者把必须接受的东西传给下级所形成的教育体制，不是教育，而是灌输、宣传，教师的职责仅仅是依据较多的经验和较成熟的学识来决定怎样使儿童得到生活的训练。概而言之，进步主义教育观充斥着对“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的不满与批判，是追求“以儿童为中心”的新型教育思潮，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教育中高校思政课教师所具有的权威意识。三是功利主义文化观的盛行。在“成功导向型”文化的影响下，“升学率”“就业率”成为当今大学教育成果优劣与教师教学水平高低的终极评判标准。当前教育文化逐渐趋向功利化，学生将遥遥领先的学分绩点视为就业的“敲门砖”，将丰富的班干部履历与高分数的专业课成绩作为未来优质工作的“必要门槛”。因此，对“追逐成功”并无裨益的人生价值探寻、自我道德追求与个体灵魂丰盈难逃被割舍的命运。将教育拆解为可量化、可物化的绩点指标，抛却对生命价值的诘问与信念理想的追求，唯有能够取得高绩点的课程，唯有在考试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核心专业课才是重要课程。在精力与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关注度不高，学习时间较少，学习方法也往往采用机械性记忆，缺少批判思维与深入感知，这对于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知识权威产生了消极影响。

（三）教师道德的普通化与常人化弱化教师权威

师德自古以来就是教师岗位的基本标准与必备素养。传统观念中教师不仅具有“学富五车”的学识，更要成为“高风峻节”“舍利取义”的道德象征。教师要具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觉悟，能够甘于清贫、廉洁公正、不畏磨难，执着追求道的法则与宇宙真谛。但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师失德与失范现象是存在的，其道德趋向普通化与常人化。究其缘由，可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

其一，现代社会消费观念的侵蚀。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但由于市场经济、消费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高校思政课教师不免出现信仰缺失、价值困惑、道德危机等问题。在消费社会看重物质利益、强调金钱至上观念的催逼之下，有尊严的生活等同于富足的生活条件。道德诉求与教师情怀或被漠视、或被湮没，仅凭安贫乐道的传统道德情怀已经无法满足教师自身的物质需求与精神满足。许多教师迫于主客观压力追求功利与金钱享乐，重利甚于重义，求权重于求仁，“有偿辅导”与“金钱交易”甚嚣尘上，将高品质的理想信念与长远的职业梦想弃置不顾。这与传统文化中教师的“圣人”形象天差地别，使高校思政课教师道德的精神堡垒自内而外逐渐瓦解，人格魅力、爱心和同情心逐渐丧失，感召权威的光环趋向黯淡。

其二，当代工具理性思维方式的钳制。教育是“传知”“讲学”与“明德”“体道”一体两面的生长性活动，高校思政课教师承担唤醒心灵、熔铸灵魂的责任使命。伴随着步入现代工业社会，教育活动发生内在裂变，知识传授与道德塑造趋向两元并立式发展，并且对理性知识的现实需要远超道德情操。即理性知识教育成为人们实现优质生活水平与较高社会地位的“登天梯”。教育不再是高校思政课教师自由自主的创造性劳动，而是迫于上级压力、同侪竞争与环境限制弃置本真追求而退化形成的单纯生存手段。高校思政课教师则成为执行教学过程、完成教学计划、实现教学任务的技术化工具。新时代倡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新时代理性精神，但限于主客观条件制约，两者尚未实现完全统一。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工具性价值遮蔽、淹没育人的本真价值，道德需求与情操追寻被侵蚀淡化，这使高校思政课教师难以得到学生的真正信服与认同，以致消解其感召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