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四重滤镜下的生命和解

摘 要 《背影》是朱自清利用时光滤镜、生活滤镜、情感滤镜和文化滤镜过滤之后提取的“正确目标”。《背影》的创作主旨绝非仅为了修复父子关系，而是为了完善自身的人格，实现自身的生命和解，为了“后五四”时期的文化新思考与新行为。阅读《背影》必须超越“父慈子孝”的显性价值，深入“生命和解”与“文化塑魂”的丰厚内核。

关键词 《背影》 和解 时光滤镜 生活滤镜 情感滤镜 文化滤镜

《背影》的解读之文甚多，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解读，多聚焦于作品中的父子情感，或认为作品体现出父慈子孝的传统伦理[1]，或认为作品“真实地道出了埋藏在作者和读者内心深处已久且极为柔软的父子之情”[2]，或认为作品既写出了朱自清“对父亲的不检点造成的家庭变故有过不满，因为家庭琐事如经济问题有过隔膜和冲突”，又写出了朱自清“感悟到他父亲一生打拼的难处与苦衷”“于自己对父亲的隔膜和不满，就多了一份反省和悔意”[3]。笔者则认为《背影》最需关注的情感并非父子之情，而是朱自清内心中的长久纠葛与自我和解。

《背影》是一篇回忆之作。心理学研究成果认为，“人们头脑中存储的信息远远大于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所能回忆起来的内容，在尝试提取的过程中，信息能否被个体成功提取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是否有足够的提取线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父亲的来信便是朱自清的“提取线索”。只是以这个提取线索“尝试提取”相关的回忆时，能够进入大脑的或是碎片化，或是完整性的记忆，终究不过是存储在头脑中的具体事件的一小部分。而当其被拥有极高的文学素养的作者加工为文学作品之后，即便是原本只存留了一小部分的信息，也必然经历艺术化梳理和再创作，成为作者特定意义的物化载体。所以，有关回忆性作品中典型事例的“成功的提取并不是简单地选择正确目标，而是同时排除错误项目的过程”[4]。

《背影》是如何“提取”“正确目标”，同时“排除错误项目”的呢？具体体现为四种滤镜的立体化应用。

一、时光滤镜：嫌隙的滤除与细节的聚焦

《背影》创作于1925年，父子浦口车站离别则发生于1917年。8年时光，于中国而言，是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新文化运动；于朱自清而言，是经历了一出由渴望中的父慈子孝，到现实中的父子反目，再到现实中的父子不相往来，最后回归理想中的父子情深的亲情和伦理的悲剧。将朱氏父子的矛盾置于时代大背景下探究，可以发现个体间的嫌隙恰恰是时代影射的体现。

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是在晚清时期腐朽没落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传统型书生，“四书五经”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伦理纲常，构成了他的核心价值主张。朱自清则成长于科举尽废、新学兴起的“去传统”时期。在朱自清的童年以及青少年时代，朱鸿钧尚且可以依凭父亲的威权安排朱自清的学习与生活，而当朱自清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后，朱鸿钧为朱自清预设的人生轨迹，便与朱自清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开始的独立行走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就是朱鸿钧依旧坚守着大家长的做派，朱自清则日渐蔑视此种威权，追求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5]。这一点，体现在1917年的浦口车站送别故事中，就是20岁的朱自清“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心里暗笑他的迂”。

1920年秋，朱自清提前一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经北大校长蒋梦麟介绍，赴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1年夏，朱自清回到母校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担任教务主任。朱鸿钧认为自己作为父亲，有权支配儿子的全部收入，便通过与校长的私交，每月将朱自清工资直接送到家里。为此父子失和，朱自清于9月辞去职务，前往上海中国公学任教。1922年2月，赴台州浙江省立第六师范任教。1922年4月，再回杭州第一师范执教。1922年暑假，为缓和父子矛盾，朱自清携妻儿回扬州看望父亲。结果朱鸿钧先是不让朱自清夫妇进门，后是始终不肯跟朱自清说一句话。1923年暑假，朱自清再次回扬州，累积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父子二人大吵一架，正式决裂。此后两年，朱自清虽然仍旧按月寄钱赡养父母，却再也不回扬州[6]。

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龃龉以及由此带来的颠沛流离，于多情且敏感的朱自清而言自是构成了极大的心灵损伤，所以朱自清宁愿选择两年多不相见，也不再主动修复父子关系。直到1925年他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从父亲的字里行间读出了和解之意，才放下心中块垒，提笔写下这不朽的《背影》。

在《背影》中，朱自清仅用区区43字，便将八年间的各种嫌隙一带而过：“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这43字中，朱自清将父亲的诸多不是从个性因素中剥离，只归因为外部生存环境的“触目伤怀”和由此引发的“情郁于中”，用最大的善意消解了数年间的积怨。

于是，《背影》呈现给读者的便是送别全程中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大特写镜头下父亲攀爬月台买橘子的行为。《背影》中的这些浓墨重彩的细节，其实未必完全是1917年的原景再现。毕竟，八年的时光终究会淡化一部分记忆。但这丝毫不妨碍朱自清的描绘，因为他所描绘的是他记忆中的应该如此的温馨画面，是经过时光滤镜的修饰、“排除错误项目”之后的“正确目标”。

1925年的朱自清，真的彻底理解并原谅了父亲的所作所为吗？其实未必，八年的时光不过是过滤掉了朱自清性格中的叛逆与执拗，教会了他“接纳”与“和解”的处世之道。虽未必理解，却能够接纳。接纳的本质，其实是与自己的和解。朱自清因接纳而自我和解，因和解而选择放下，于是进入《背影》的，便是过滤掉所有嫌隙与寒凉之后的余下的温暖，是父与子、旧与新的相互包容。

二、生活滤镜：青春的叛逆与成人的释然

《背影》中，1917年底的朱鸿钧与朱自清是一种什么样的父子关系呢？

1917年底的朱自清，虚龄已20岁，且已完婚，又就读于中国最高学府。从世俗意义而言，此时的朱自清已然是成年人，是应该承担起家庭乃至国家重任的新青年。

朱自清就读的北京大学，在1917年元月4日迎来了新校长蔡元培。元月13日，38岁的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同步迁入北京大学。9月，26岁的胡适从美国返回，成为北大教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北京大学聚集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诸多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高扬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虽身处北大校园，却开始酝酿一场划时代的巨大变革。置身于此种文化背景下的朱自清不可能不被熏陶感染，也就自然而然地确立起“信奉夫妻平等，主张幼者本位而又坚信父子平等”[7]的新型价值观。可以说，1917年时的朱自清，一如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的啸谷乳虎和初生旭日，正在和他的同学们一起，追随着陈独秀和胡适们，在新思想、新文化的道路上以狂飙突进的姿态奔跑着向前。

1917年底的朱鸿钧却正在遭遇一场人生中最大的挫败。不但因为纳妾、挪用公款丢了职务，而且祸及家人，几乎变卖了全部家产才补上了窟窿，朱自清的祖母也不堪承受此变故而辞世。更重要的是，因为失去了优渥的工作待遇，全家人的生活质量迅速下降，家道彻底衰落。

20岁的新青年朱自清显然无法接受父亲的所作所为。此种不接受，体现在真实的生活中或许就是言谈举止上的诸多对立。比如早些年对父亲包办婚姻的反抗，1917年考入北大时的擅自更名等。1923年，朱自清以妻子和父亲为原型创作出的小说《笑的历史》，直接将矛盾对准了父亲，亦可视作此种不接受的延续与激化。当然，朱自清对父亲的不接受，固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生理和心理成长因素，但更多还是新旧两种思想下的认知冲突。接受了新思想的进步青年，显然无法容忍老派的底层官僚的各种做派。在新青年们的心中，父辈的各种行为大多属于亟须革除的社会病症，比如纳妾、抽大烟、封建遗老思想、大家长作风。

当两条不同的人生轨迹聚集到1917年底的浦口车站时，表面上无限温馨的送别，实际上藏匿了很多潜台词。一方面，父亲全然无视20岁儿子已然长大成人的事实，依旧以大家长的威权为其详细安排每一件事。另一方面，儿子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毫不领情，只在心里暗笑他的迂。

1925年，已是四个孩子父亲的朱自清显然已能换一种心境回望1917年的父子关系。《背影》中的“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和“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绝非为了写作需要而故意自我贬低，而是经历了生活的无尽摔打后的一份生命觉悟。在1925年的朱自清的心中，父亲的形象或许永远不会重新高大起来，但至少也不会持续性矮化下去。于是，当其提笔写作《背影》时，他更多倾向于反思自己若干年来对待父亲的态度。在这样的反思中，朱自清读懂了生活的本真面貌，学会了以他人视角体味其情感与行为。如此，朱自清自己也得到了净化，放下了心灵上的包袱，与生活握手言和。

三、情感滤镜：父爱的异化与伦理的复归

大多数解读者在阐释《背影》的主题意义时，往往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朱自清完全可以不写父子间的不愉快，却为什么偏偏要在看似讴歌父爱的同时，用貌似随意的笔触写下这些内容？毕竟，此类回忆性散文是完全个性化的产物，取舍权全在作者自身。

要理清这一问题，焦点在于理解“父爱”的属性。美国学者埃里希·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将父爱定义为“有条件的爱”，用以区别母爱的“无条件性”。弗洛姆认为，父爱具有“服从性”，以“实现期望”为条件[8]。《背影》中，浦口车站送别时的朱鸿钧对朱自清的情感，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服从性”和“实现期望”的条件性。

1917年底的朱鸿钧，对长子朱自清并未生成太多的不满，或许也并不知晓朱自清灵魂深处对他的诸多不屑。这时的朱鸿钧依旧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全程安排着朱自清的一切，无论朱自清是否乐意于接受，朱鸿钧都会依照自己的心愿做完自己想做的每一件事，比如坚持送朱自清去车站，坚持自己去买橘子。朱鸿钧在为儿子做这些事时，全然没有顾及儿子已经成人的事实，亦未顾及儿子的心理感受。他潜意识中早已习惯安排家庭生活中的一切，其他人只需接受。

《背影》并未提及朱鸿钧车站送别的真实动机，但朱鸿钧坚持亲自送儿子，绝不会只是因为“不放心”。他之所以“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从情理上解析，应该是另有深意。朱鸿钧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已无法担负起重振家业的重大使命，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看似拥有似锦前程的朱自清身上。他用这颇显隆重的亲自送行，含蓄表达出内心中的“实现期望”。

1917年时的朱自清显然读不懂父亲言行背后的潜台词。那时的朱自清，就如当今社会所有的20岁的青年一样，只会以“多此一举”的心态对待父亲的各种安排。如此便形成了一种悖论：父亲越是想要表现出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照，儿子便越是不愿意接纳这样的关照，越是会滋生一种强烈的逆反心态。于是乎，朱鸿钧所做的一切，在朱自清的眼中便都只是迂腐、办事不漂亮、不了解世道人心。朱鸿钧献出的父爱，在朱自清处异化为渴望挣脱却无法摆脱的束缚和纷扰。

此后的八年，尤其是1921年之后的五年，朱自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自是无暇纠缠于父子间的嫌隙。及至最后的两年多时间的父子不相见，于朱自清而言或许恰恰构成了一种解脱，使其得以集中精力做该做的事。只是，朱自清既然选择了诗和散文，也就无法绕开血浓于水的亲情。故而当其收到父亲的来信之后，便迅速激活了深埋于情感底层的诸多记忆，重新回望父亲各种的好。

《背影》中，还隐藏了两个被大众忽视的细节：接到父亲的来信后，朱自清为什么不是立刻给父亲回一封信，或者乘火车回扬州探望父亲，而是写成一篇回忆性散文公开发表？既然父亲爬月台买橘子的记忆如此清晰，又为何要在时隔八年之后才形成文字，而不是在父子间刚生嫌隙时便创作出来？后一个问题，在前面两节文字中已然做了回答。前一个问题，则需要跳出《背影》中的具体故事，从创作动因上进行探究。

有关《背影》的创作动因，朱自清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陈述。1928年，朱自清在《〈背影〉序》中如是介绍：“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