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从诗歌到儒家经典

摘 要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又是最重要的儒家经典“五经”之一，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诗到经的变化。今人阅读《诗经》，既要把它当作经典文学作品来欣赏，感受中国古代诗歌的无限魅力和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又要把它当作儒家经典来解读，接受并传承古老而又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章援引了大量古籍文献，为今人的《诗经》阅读和教学提供必要的参考。

关键词 经典解读  《诗经》  诗歌  传统文化

朱熹《诗传纲领》：“诗之始作，多发于男女之间，而达于父子君臣之际，故先王以诗为教，使人兴于善，而戒其失。”[1]这个论述简要地阐明了《诗经》的形成过程。《诗经》中的这些诗，最初起源于日常生活，具有诗歌最原始、最古老的形态；后来被用于社交礼仪，产生一定的教育作用；再后来文人学士对其进行文字上的规范、润色和解读，朝廷又从国家层面，把它们上升为经典，用来劝教民众，兴善戒失，以达成诗教之目的。由此可见，《诗经》的形成，经历了由“诗”到“经”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由我国古代诗歌自身特点决定的，又是历代经学家不断传讲强化的结果。

一、《诗经》的文学解读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反映了先秦诗歌的样态，并对早期诗歌的定型产生了重要作用。今人阅读《诗经》，首先要把它作为诗歌作品进行文学解读。

1.《诗经》的文学源头

朱熹《诗集传序》：“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2]可见，《诗经》在我国历史上，最先是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有感而发，作为文学作品出现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源头。

（1）民间传唱的歌谣。《文心雕龙·章句》：“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3]根据这个论述，黄帝时代的“《竹弹》之谣”，应是《诗经》中《小雅·祈父》和《周颂·维清》等少数几篇以“二言为句”的诗歌作品的源头。

清人沈德潜的《古诗源》收录了这首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古诗源·卷一古逸·弹歌》）

此歌记载古人制作劳动工具和从事狩猎的场景，语言简明，意象丰富，含蓄地表现出诗人对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的赞美之情。后来，这类歌谣发展成国风。

（2）部落庆功的乐歌。远古时代，人们收获了猎物，战胜了敌人，往往通过配乐歌唱的方式 庆功，这类乐歌成为《诗经》的又一个源头。

《吕氏春秋·古乐》有一段“葛天氏之乐”的记载：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八曰《总禽兽之极》。[4]

场面非常生动，有投足，有手上动作，有歌唱的内容，有鲜活的道具。原文又说：“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高诱注：“尚，久也，自黄帝以来，功成作乐，故曰非独为一世之造也。”可见中华民族有“功成作乐”的传统，这种乐歌后来逐步演变成“雅”。

（3）帝王祭祀的颂歌。古代岁时、春秋二季都要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演唱歌颂先祖和神灵的祭歌。据《周礼》卷二十二记载，周人“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等。郑玄注：“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5]由此可知，周人所歌《云门》，在黄帝时就是祭祀所唱之歌。黄帝以云为图腾，所以，周人祭祀歌此《云门》，以敬神灵。这类歌后来发展成为“颂”。

2.《诗经》的文学样态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的诗歌样式又有哪些特征呢？《毛诗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6]朱熹根据《周礼·大师》的相关记载，又进一步把这“六义”细分为“三经”“三纬”。何谓“三经”？“风雅颂者，声乐部分之名也。”[7]风，是民间各地的乐歌，《诗经》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雅，是叙说国家政事的诗歌，政有大小，故有大、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是祭祀神灵和先祖的舞曲和歌词，《诗经》有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何谓“三纬”？“赋比兴，则所以制作风雅颂之体也”[8]。此六义，本出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据朱熹考证，周代“大师之教国子，必使之以是六者而三经三纬之，则凡《诗》之节奏指归，皆将不待解说，而直可吟咏而得之”[9]。可见，我国诗歌在周代就有着严格的体例。

3.《诗经》的娱乐性

《诗经》不但记述上自国君，下至庶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在当时还配以风、雅、颂等不同的音乐来演唱，具有广泛的社会娱乐性。以《豳风·七月》为例。全诗八章，每章十一句，共八十八句，记载周人通过观察天象和自然风物的变化，来感知天时，确定农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祭祀守时，燕享有节”的治世之象。这俨然是《礼记·礼运》中，孔子所描绘的那种大同社会。非但如此，这首诗还以风、雅、颂等不同的形式配乐演唱，以娱君臣、百姓。

据《周礼·籥章》记载，周人在中春时，常于白日击土鼓，用籥管吹奏《豳诗》，迎暑以昼，求诸阳；又于中秋夜吹奏此诗，迎寒以夜，求诸阴。《豳风·七月》原本是言寒暑之事的诗，周人因时而类，吹奏此诗，尽享自然之乐。不惟如此，周人在举行“祈丰年，祭田祖”的国事时也吹奏此诗。《周礼·籥章》又曰：“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郑玄注：“谓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曰：“国祭蜡，龡《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10]可见，周天子还在年终举行大祭时吹奏此诗。谓之《豳颂》者，因其言“岁终人功之成”。

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提出《诗经》的“四诗说”：

《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11]

他认为《南》《豳》《雅》《颂》是先秦诗歌最早的存在形式，列国之风皆由此出。

二、《诗经》的经学解读

如果仔细考察上古时期的一些诗歌，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除具有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外，还有讽时劝政、朝会宴宾、庆功祭祀等社会功用，对人有一种潜在的教育作用。

1.诗教的兴起

《诗经》成为儒家经典，首先要从“诗教”说起。“诗教”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经解》。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2]

原文只是一个概念性的说法，大意是进入一个方国，那里的人民温柔敦厚，必定是接受了“诗教”。诗教的产生与先秦诗歌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以国风为例，其原本是诸侯各国的民俗歌谣，在民间口耳相传，如物被风而有声，又因其声所以能够动物感人，于是对人产生教化作用。受此启发，一国之内，国君有了美德，国人则创作反映君王德政的歌谣进行传唱，颂扬其功德，而黎民百姓自身也受到感化；国君有了过失，上之化有了不善，在下之人，则又通过歌咏国风讥其所失，以刺国政，进而帮助国君纠正过失。

如果说早期的诗教是自然发生的，那么到了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朝廷专立五经博士，组织经学家对《诗经》等经典进行解读，并设馆授学，广为传播，用以教化国人，“诗教”的含义才逐渐清晰起来，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后来，又经过郑玄、朱熹等经学家的发挥，一代一代地传讲，“诗教”在传统教育中的作用不断得到强化。

由此可见，《诗经》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文学到经学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诗歌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种文化自觉。

2.《诗经》的“四始”

“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13]《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千余首，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定起始，编目次，始有“四始”之说。“始”，郑玄《毛诗注》：“王道兴衰之所由也。”“四始”的确立，是《诗》走向儒家经典的重要一步。

（1）《关雎》：国风之始。在古代，“国”指诸侯所封之域，“风”是民俗歌谣之诗。“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14]。国风因语言感人，能“被上之化”，于是“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借以考察俗尚美恶、政治得失。

孔子编订《诗经》，将《关雎》排在《国风·周南》的第一篇，历代经学家称其为“国风之始”，有“周南德音”的美誉[15]。《毛诗传》：“《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16]朱熹注：“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乡党邦国，所以著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17]

经过毛亨、朱熹这样的经学家一代一代的传讲，几千年来，《关雎》在教化国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种诗教的影响下，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窈窕淑女，德配君子；贤良美才，辅佐圣君。家庭和睦，国家安宁，人民幸福”的社会风尚，并被誉为“治世之象”，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治国安邦的法宝。

（2）《鹿鸣》：小雅之始。《鹿鸣》是《诗经·小雅》的第一篇。

《毛诗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18]，“雅”原本有大小之殊，后来，经学家在解读的时候，又各有正变之别。据《毛诗传》载，古时，群臣听宴诗时，不但有美味佳肴品尝，而且国君还会赏给大臣很多财物，用厚意来对待大臣，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鹿鸣》原是周王以燕享之乐教化大臣的诗歌，《诗经》把它编在《小雅》第一篇，作为经典，教化后人，有两重用意：一是作为主子要礼贤下臣；二是作为下臣要尽忠主子。

据《仪礼·燕礼》和《礼记·学记》记载，周时《鹿鸣》不但用于君臣燕享，而且也“推而用之乡人”，很早就被作为“政教”之始，用以教化大臣和国民。

（3）《文王》：大雅之始。《文王》是《大雅》的第一篇。

《吕氏春秋·古乐》引此诗，以为周公所作。朱熹也赞成此说，并指出“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19]《文王》全诗共七章，其首言文王有显德，上天授之以成命；次言天命集于文王，又使其子孙世为天子、诸侯；三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孙，而又及其群臣之后嗣；四言天命既绝于商，则不惟诛罚其身，又使其子孙亦来臣服于周；五言绝商之祸，不惟及其子孙，而又及其群臣之后嗣；六言周之子孙臣庶当以文王为法，而以商为鉴；七又总言天下人当以商为鉴，以文王为法。就这样，《文王》把家与国、君与臣、祖与嗣，乃至天下国民“捆绑”在一起，不断申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并被反复吟诵、演唱。朱熹《诗集传》称言：“其于天人之际，兴亡之理，丁宁反复，至深切矣。”[20]

这首诗被《诗经》编在《大雅》之始，经过历代经学家的反复讲述，对后世治国理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4）《清庙》：颂之始。《毛诗传》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21]以今言之，颂就是宗庙祭祀、功成告祖的乐歌。

《诗经》收录《周颂》《鲁颂》《商颂》四十篇。为何将《清庙》排在第一篇呢？第一，它是祭祀周文王的诗。《毛诗传》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郑玄笺：“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22]第二，用于大型祭祀。《礼记·祭统》曰：“夫大尝、禘，升歌《清庙》”[23]，禘、尝是西周、春秋时期重要的祭祀活动。禘祭在夏季举行，国君在仪式上要向大臣颁授爵位，赐给车服；尝祭则在秋季举行，国君又会给大臣颁授田邑、发布政令。第三，用于国君的重大活动。《礼记·文王世子》载：“天子视学”，“反登歌《清庙》。”[24]《礼记·仲尼燕居》又载：古代诸侯来朝，天子大飨诸侯，“升歌《清庙》，示德也”[25]。周人在清庙升歌，有隆重的仪式。《礼记·乐记》载：“《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26]可见，其具有很强的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