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儒道两种文化的隐性对决

摘 要 本文从《渔父》的文本内核入手，抓住两个人物的精炼对话，解读对话背后的深层意蕴，以此折射出人物的性格特征，然后结合儒道两家文化的内涵精髓，分析出两种文化隐性对决的精神实质，从而挖掘出主客体问答文本的核心价值。

关键词 文化内涵 人生操守 价值体系 对决

“渔父即儒、道中的隐者。他们乘扁舟漂游水上，自然，惬意，无拘无束。”[1]从庄子的《渔父》开始，中国文学采用主客体问答的方式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渔父”一脉。到了屈原，这种主客体问答的方式已经运用得炉火纯青，渔父也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内涵——道家的忠实信徒。至此，由庄子借渔父之口批判儒家忠孝仁义观念和礼乐制度的固化模式开始消解，而转变成了屈原借渔父之口衬托儒家信仰者为了坚定的信仰舍生取义的新价值模式。研读《渔父》，貌似是渔父在劝慰穷途末路的屈原要顺应时势，其实是屈原在用儒家的信仰驳斥渔父与世推移的观点。在两者的对话中，儒道两种文化产生了隐性的对决，散发了无穷的魅力。

一、文化内涵的对决

儒家文化内涵如果简练的说就是“仁”字，而道家文化内涵概括起来就是“道”字。至于由“仁”衍生出的“仁义”“仁孝”“仁政”等等，都是植根于“仁”字而言，是“仁”这棵大树主干下的分支，不会影响到对儒家文化本质内涵的把握。“道”理解起来则相对虚化，道之本义是指道路、坦途，后来逐步引申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到了春秋后期，老子又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成了道家文化的核心。至于他在《道德经》中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46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6概括起来，指出了道的三重涵义，一是指道是先于天地的混成之物;二是指道是存在于万物之中的普遍法则;三是指道是无形无象的存在。换言之，道家之“道”，是以道为世界本源，推崇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反对社会文明异化，守护人本价值，追求人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

具体到文本，儒道两种文化的内涵理解起来就相对容易。儒家的“仁”在这篇文章中表现为屈原想以自身的高洁和仁义，去改变“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世俗，虽然因无法撼动恶刑重典、伦常崩解的社会现状，最终落得“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不堪局面，但却始终坚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价值信仰，不肯向世俗屈服、低头。

道家的“道”在这篇文章中表现为因世而变，尊重自然规律，采取与世推移的和解方式，与社会和解，与他人和解，与自身和解，以期达到与天地万物和光同尘，最终能够在那个礼坏乐崩、弱肉强食的社会中安身立命，以待时机。

“《渔父》写的是屈原和渔父的一次思想交锋。渔父一番话的中心是劝说屈原在政治上不要固执己见，要“与世推移”，随和一点，不要太清高了。”[3]

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刀光剑影，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在这种社会现实中，生存就是一件艰难的事，而他想借一己之力实现宏伟抱负，借此展现儒家文化内涵的魅力更是难上加难。

儒家的“仁”在那个乱世是不合时宜的，更不会有用武之地;而道家的和光同尘、与世推移的和解方式倒有着生存的土壤，可以避开乱世的纷扰，过上清静自在的隐士生活。

渔父就是这样一位高蹈遁世的道家思想的信徒，他认为那些高唱仁义道德，想凭一己之力想改变乱世的儒生，是庸人自扰。所以，当他看到蓬头垢面、踽踽独行的屈原行吟在泽畔时，便戏谑地问了一句：“子非三阊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千万别小瞧了这样一句类似于问候般的话语，潜台词却异常丰富。第一层意思表明渔父认识屈原，并且是在屈原仕途正顺任三阊大夫之时认识的。第二层意思表达了渔父的惊讶之情，堂堂的三闾大夫怎么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现在的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与屈原任三闾大夫时峨冠博带，玉树临风，气度不凡判若两人。第三层意思是宦途沉浮，世事难料。昔日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三闾大夫，今日却成了离国弃家、千里流放的囚犯。真可谓“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令人可叹，令人感伤。第四层意思是儒家的“仁”已经被这个乱世的现实击得粉碎，屈原的政治理想在朝堂之上被碰得头破血流，而作为道家信徒的渔父却过着与世无争、逍遥自在的生活。不言而喻，在这个乱世之中，儒家文化内涵的魅力远远比不上道家文化内涵的魅力。

一句简单的问话，却透射出两种文化内涵的对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由儒家文化内涵“仁”衍生出的人生信条，作为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徒，屈原应该是坚定不移的践行者。可历史却似乎与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屈原只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却把“穷则独善其身”抛之脑后。只愿回味过去的顺畅与如意，却不愿面对眼前的困境与痛苦。屈原似乎只能面对一帆风顺的生活，略有坎坷便沉溺困境中而一蹶不振。而反观渔父，坚守着道家的文化内涵“道”，内心无比强大，坦然面对生活的困苦打压。宠辱不惊，听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坐看天上云卷云舒。这便是渔父面对不顺时的坦然姿态，与屈原面对困境时的萎靡不振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两种文化内涵的隐性对决中，屈原明显处于颓势。这倒不是儒家文化内涵的魅力比不上道家文化内涵的魅力，而是因为屈原肢解了儒家文化的精髓，对“达则兼济天下”的追求过于执著，因而失去了面对困境的释然状态。

二、人生操守的对决

众所周知，屈原在《离骚》中以香草美人自喻，洁身自好，对理想矢志不渝，九死不悔。而在这篇文章中，屈原更是坚守自己的理想，不随波逐流，不苟合，不妥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舍生取义的坚定信念固守着人生操守。而渔父呢？看似是为了衬托和对比屈原，好像是一位明哲保身、随遇而安、知天达命的世俗之人，其实，他一直在用不同于屈原的另一种方式固守着人生操守。

如果说屈原的人生操守是显性的，那么，渔父的人生操守就是隐性的。屈原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却坚定自己是正确的，绝不妥协，渔父出于好意，奉劝他要与世推移，他却振振有词：“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的奉劝本无关乎人生操守的主题，无非是让屈原认清形势，不要一条道走到黑。既然社会黑暗，无法施展抱负，为什么不学习众人的生存方式赖以自保，何以要自寻死路呢？留下有用之身，待政治清明、明君出现时再施展抱负，有何不可？

但有人也许会为屈原辩解，认为故国已灭，生有何趣，惟有一死才能缓解心中的苦闷，而屈原的沉江正是体现了他坚守人生操守，为我们树立了千古人格的高标。其实，渔父的另外一层意思是，如果不能采用大多数人的自保方式，也可学他一样，做一个高蹈遁世的隐者，一舟、一笠、一钓、一篓、一歌而已，逍遥自在，无拘无束，与天地同在，而精神长存，何乐而不为呢？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渔父与社会和解的方式并不为屈原所接受，相反他还认为渔父是一个没有原则之人，随波逐流，这也是很多人研读文本时得出的结论，似乎成了亘古不变的言论。这就大错特错了，渔父虽然引导得很含蓄，但他的人生操守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尊重自然规律，不会因为外界的清明或浑浊而影响自己内心的平静，以自我内心的强大与社会、他人和解，逍遥地活在水光山色中，自食其力，无忧无虑。这也许是两者人生操守的最大不同。

“通过‘渔父’才极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面的更为真实的屈原。”[4]身为儒者的屈原，向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境界，从不缺少勇往无前的勇气和气魄。即便他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只是会偶尔像孔子一样感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但这也许只是稍纵即逝的脆弱，很快就会被自己的执著所击败，这也是屈原为什么会自沉汨罗江而杀身成仁的原因。而身为道家信徒的渔父，眼界更加开阔，不再拘限于家国仕途，而是着眼于自然宇宙。坚信天生万物自然有其生存的道理，故尔才能做到任你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不急不躁，从容不迫。

所以，当他听了屈原的铿锵誓词后，却“莞尔而笑”，不再劝说，也不再坚持让屈原接受自己的观点，最后唱了一首《沧浪歌》，便飘然而去。这完全是一种超然姿态，不愠不怒，心平气和，不强人所难。

如果用儒家的观点来阐释这种超然的姿态，那便是“己所不欲，勿使于人”。渔父在坚守自己人生操守的同时，却不强求别人一定接受自己的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屈原在人生信念破灭之后，选择了以舍生取义的方式来坚守自己的人生操守，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两种人生操守的碰撞，不是你死我活，你胜我败的激烈冲突，而是两种人格的突显，两种文化的张扬，两种精神的流淌。

三、价值体系的对决

儒道两家价值体系的建构，是建立在不同的人生原点上。纵观孔子的一生，满腔的政治抱负，却无处施展，在诸国之间颠沛流离，却处处碰壁，伤心失落之余才退而著书立说。但不管怎么说，儒家的终极目的是人世。而老子的一生，却与孔子截然相反。无意出仕，却做了周朝的“守藏室之官”，年迈之时，去官归隐，倒骑青牛，西出函谷，蒙关尹厚情，留《道德经》五千言，然后绝尘而去。通读整部《道德经》，出世始终是它的主旨。

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屈原的价值追求无疑是人世，遇明君，做贤相，施抱负，成伟业，名垂千古。鲁国大夫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5]儒生都把“三立”作为自己不朽的追求，屈原也概莫能外。

屈原的前半生可谓一帆风顺，出将入相，外主邦交，内制宪令，风光一时无二，离“三立”的追求只在咫尺之间。可好景不长，屈原先是遭到上官大夫靳尚的诋毁，紧接着又遭到楚怀王的宠姬郑袖的诽谤，最致命的一击是子兰不停地给他“上眼药”，最终被怀王流放。屈原虽被流放，但政治理想并未泯灭，一直怀揣着被楚怀王招回的梦想，但结果是楚国被灭，他的政治理想也彻底破灭。

作为楚国的王族，屈原出身高贵，他不可能摧眉折腰出仕其他国家，况且楚怀王一直是他心目中明君，现在明君已经客死他乡，故国也已经灭亡，人世的理想荡然无存，屈原最后一丝的希望被掐灭了，价值体系中的人世思想成了压死他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生遭遇坎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希望破灭。此时的屈原希望已经破灭，正处在万丈深渊的边缘。毁灭一个人的肉体远比毁灭一个人的灵魂容易的多，家国的破灭已经彻底毁灭了屈原的灵魂，所以渔父劝慰的话并不能把屈原从万丈深渊的边缘拉回来。

渔父所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歆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这番话，其实质是告诉屈原人世的路已经被堵死，何不先放弃，行出世思想，待时而动。

这本是一番好意，却触及了屈原的底线，上升到价值体系的高度。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儒家本身就排斥道家的出世思想，自然对渔父给出的建议不肯接纳，他宁死也不会背叛儒家的价值体系。

儒道两家的价值体系又一次产生了交锋，孰对孰错，倒不能片面论之。两人都是各自文化的忠实追随者，自然不愿被对方的价值体系压倒。这就是屈原宁肯选择死，也要保全儒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根本原因。

屈原的执著使他不愿听从渔父的善意规劝，最终走上了不归路，这是儒道两家价值体系交锋后的悲剧。

我们固然可以为屈原的执著叫好，表达我们的敬仰之情，但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文学上的成就并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我们做一个猜想，如果他听从渔父的建议，抛弃人世思想，而像渔父一般过上高蹈遁世的隐士生活，是不是能为中国文学史创造更辉煌更有成就的作品？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我们说屈原的舍生取义保全了他的名节，却给中国文学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殊不知，儒道之间，本来有相通相融的地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尚且还向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问学，说明儒道之间不该有不可调和的地方。后世的很多儒生，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儿，身兼儒释道三家的精华，在出世和人世之间转换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苏轼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儒道两种文化价值体系对决后对屈原的死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