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视野下《出师表》《陈情表》的文学特征和教学启示

摘要：《出师表》和《陈情表》是作者在面对特定阅读情境而创作的实用文本，具有明确的写作意图和强烈的情感表达。本文基于统编初、高中语文教材中关于表文的教学内容，以文体学的角度解读《出师表》《陈情表》的体裁规范，分析二表文本的语体审美，探究诸葛亮和李密对表文体的风格创造，调整“情感至上”的理解偏颇，进而得到理论化的教学启示。

关键词：《出师表》；《陈情表》；文体学；文学特征

表作为中国古代君臣交流的一种文体，在中国散文发展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由于承担了臣属进言君主的媒介角色，表文通常具有精妙的行文章法、严谨的事理逻辑和强烈的抒情风格。现行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收录的《出师表》和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收录的《陈情表》，正是历代表文的经典之作，作者分别是蜀汉政权灭亡前后的名臣诸葛亮和李密，因此二者存在诸多关联性，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而，由于蜀汉政权的兴衰，二表的书写在历史的迁逝中发生变化，在文章内容和谋篇布局上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点，却又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忠孝共鸣，感人至深。也正因此，《出师表》和《陈情表》才能轹古切今，成为沾溉后世的经典作品。

一、“何以为表”：表文体的体裁规范

古代文体的起源，与其所具备的功用是密切联系的，它是在具体情境的特定功用中产生的文化形式和文章体制。实际上，这与先秦时期繁缛的礼制直接相关，礼要求不同的等级、身份、场合都设置相应的制度规范，分别指向特定的社会功用，倘若不符合要求就是逾礼。因此，为了合乎礼制，这些在特定的场合、行为、功用下产生的语言文字活动都催生了相对固定的体式，而国家典章制度的勃兴又促使这些体式逐渐稳固成型，作品也日趋博赡，如颂、诰、命、誓、祝、诅、谥、诔等。表作为一种文体，正是具体社会功用不断发展的语言表现，《释名·释书契》说：“下言于上曰表。思之于内，表施于外也。”[1]唐代李善在《文选》注中说道：“表者，明也，标也，如物之标表。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2]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也谈到：“表，明也，标也，标者事绪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3]这些说法都直观地解释了表的文体功能，即臣属给君主上书的礼制形式，集合了记载事物、进言论事、标明理序、表情达意等属性，是奏议文之一种。[4]

任何文体都存在创作、使用、传播和接受等一系列内在演化机制，而文体的功能是这些机制前后连接的线索和纽带。在文体的发展过程中，文体和其功能从密不可分到逐渐泾渭，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欲探求表文本质属性，要以文体功能为主线，追溯文体生成与发展的原始环境，在具体的环境中得到具体的条件，进而落实个案分析。臣属上书言事的传统自先秦时期便已萌蘖，秦代始定制度，至汉代方才确立。汉代把上书分为四类，“表”就是其中之一，其目的是用来向君主陈述请求，表情达意，是为后世章表类散文的起源。[5]西汉及以前的表文基本散佚，《文选》中收录最早的表文是东汉孔融的《荐祢衡表》。魏晋六朝时期，表文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时期，此时表文体由散趋整的文体规范业已形成，曹植的表文作品较为典型，如《求自试表》《谏伐辽东表》等，其他如任昉、江淹、江总等人，他们的表文辞采多姿，文藻华丽，对语言雕绘的同时减弱了内在情感的表达，其功用也较为单一。至唐宋时期，表文迎来了文体变革的新阶段，冲破了既定规范被骈体文风浸染，不过表的功用在此时得到极大扩展，涉及到劝说、讼理、进献、谢恩、庆贺、陈乞等多重领域。在文体的共性约束之下，仍有许多作品可以越出其藩篱而独树一帜，如唐代李善《上文选注表》，宋代苏轼《谢赐对衣金带马表》，其余如欧阳修、晁补之等也都有优秀的表文作品存世。骈体表文受制于语言格式约束，情感表达不如散体表文灵活多样，更注重公牍本色，千篇一律故少有脱颖之作。

通过表文的发展历程中可追知，从先秦至唐宋，表文虽然经历了时代嬗变，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存在形式，但是其核心属性始终没有迁移。以文体学的范式剖析，表文文体存在两大基本特性，其一是目的性，其二是抒情性。前者决定辞巧，即语言书写；后者要求陈情，即情感表达。就目的性而言，表本质上是臣属给帝王的上书，上书者撰写表文必然有直接的政治用途，开端作“臣某言”，然后直言其事，结尾作“拜表以闻”“臣某顿首”，以示言毕恭敬，甚至在题目就揭橥其上表用意，直截了当。就抒情性而言，表文作者是臣属，读者是皇帝，写作目的是臣属向皇帝传达个人主张。因此，要让皇帝接受其主张，表文必然要有抒情成分，即站在臣属立场的真情实感，托事陈情，通情达理，才能使君主服膺。表文有别于其他上书公文，强调表志陈情，诉说心曲，进而在文章内容中争取到个性展示的一席之地，更具抒情性，更有文学意义。《出师表》和《陈情表》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做到了情辞并茂，情尚矜诚，辞尚精巧，最符合表文文体的内在特质，且最后都在实践中实现了上表初衷，因此也成为表文的经典篇目而闻名于世。

因此，目的性和抒情性是分析表文文本的关键。在以往的教学领域，对二表在文体学意义上的讨论或是浅尝则止，随意挦扯堆砌；或是付诸阙如，显得捉襟见肘。实际上，创作者的写作意图，也即写作动机和目的必须成为解读文本的第一入口。蜀汉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北伐曹魏之前，上书蜀汉后主刘禅，请求准许军队出师征讨，此上书即为《出师表》。该表全文以真诚恳切的言辞劝谏后主亲贤远佞，知人善任，严明赏罚，从而修明政治，兴复汉室，完成先帝遗愿。在政治目的之外，表文也充盈着诸葛亮怀念先帝、报答知遇之恩的感激，以及对后主的忠君之殷和爱国之切。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灭蜀汉。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改国号为晋。立国之初，晋武帝司马炎甫临帝位，对平复的蜀地采取怀柔之策，意图征召蜀汉旧臣李密为太子洗马，此举一来笼络西蜀士人，安抚人心，二来征召以孝闻名的李密入朝，符合司马氏“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纲领，遮掩谋篡曹魏的悖逆之实。李密作为亡国之臣，旋即在新朝做官，于名节不利，而辞不赴命，会被怀疑存有二心，进而招致祸端。于是，李密便以祖母年老多病无人奉养为由，拒绝征召，饱蘸孝亲大义笔墨向晋武帝进呈《陈情表》。全文孝敬之心从作者肺腑中流出，骨肉相连，真挚充盈。明乎此，才是在表文体的体裁规范意义上限定了《出师表》《陈情表》讨论范畴与研究意义，上表陈述目的乃是表文的根本属性，情感是为了实现目的采取的手段和目的实现过程中的表征。

二、“以何为表”：表文体的语体审美

在文体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一定数量的作品沉淀、总结、成型，一种文体内部会出现相应的语体规范和共性的语言规则。如与二表同时期出现的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6]这里的“雅”“理”“实”“丽”就是与文体相对应的语言体式。随后的陆机在《文赋》里，又将其拓展到诗赋碑诔等十种语体，再次发展了文体和语体之间匹配规律的理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这一规律继续深化，他认为“设文之体有常”，不同的文学体裁要配以不同的语言体式。虽然文体种类繁多，但是各种文体都有历史流传下来的固定体制和规则，如章表奏议，这一类文体“则准的乎典雅”。每种文体都有自己适配的语体，只有遵循它才能“意新而不乱”。章表奏议等文体上呈君主议事，庄重端正，应配以典雅的语言体式，这就是“循体而成势”。[7]

表文体写作目的是向皇帝陈述请求，即“对扬王庭，昭明心曲”，必须符合“准的乎典雅”的语体规范。何种语言可以称为“典雅”？文学理论的观点往往诉诸纷如，莫衷一是，刘勰认为“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8]，则是以表文的文辞为基础，对表文的语体风格提出要求，即“骨采”，是指语言质朴刚健，遒劲有力，严禁卑弱纤巧的萎靡文风。同时，用以致禁宣上的表文，思想感情需要鲜明爽朗，敦厚纯正，才能将表文的抒情性发挥出来：

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屈。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9]

表是臣属表达自我情志的文体，其题材必然包罗万象，因此更要以雅正的意义和清新的文辞来彰显表文的真情实感。有真情实感才能运施恳挚的文辞，直抒胸臆，虚浮无实的情志会被文辞所羁绊，反之亦然，华丽的辞藻也会消弥情感的醇厚。因此刘勰提出了章表的语体应华实相称，流利通畅，文辞繁简得当，语言与情志相统一，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达到辞意一致的“典雅”标准。《出师表》和《陈情表》都在表文的语体审美追求上做到了“典雅”，同时为情感抒发做好了辞采基础，在抒情时才可以使语言和情感相得益彰。

《出师表》《陈情表》尤其注意语言技巧和情感协调，将语言作为情感的输出窗口，强化了抒情性，反之情感又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为目的性的实现创造了更宽阔的表达空间。如诸葛亮在自叙托孤重任之后，紧接以“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等连续四字短语连缀排衙，辅之以单字副词穿插其中，音韵延绵悠长，语气铿锵有力，节奏短促明快，情绪激越高涨，将实现托孤遗愿的决心和率军北伐曹魏的信心跃于纸上，从而将全文的情感推向高潮，更将诸葛亮鞠躬尽瘁、视死如归的精神诉求传递给后主。此种对短语的使用艺术正是表文语体以典雅为准的审美追求，奠定了《出师表》全文激昂慷慨又悲壮雄浑的审美效果。这种手法在《陈情表》依然十分明显，如在描述诏书催促时李密使用了一连串的四字短语，抑扬顿挫，回旋缭绕，且行云流水，清扬舒畅，一脉连贯，一气呵成，用语言表现出征召势急，刻不容缓。写祖母情貌时，李密也避开了呢喃私语，连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话语，排比严密，隙不容针，句式整饬，声形俱备，夸张地写出老人气若游丝、危在旦夕的险境，强化了语言的表现张力，更丰富了语言的情感内蕴。晋人李充在《翰林论》中写道：“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10]这里的“德音”与刘勰所追求的“典雅”语异神通，远离琢镂粉饰，毫无斧凿痕迹，不加渲染，自能熠烁，非尊崇华丽蕰藻，而是以“远大为本”，追求笔力雄健的语体审美。

表是上陈皇帝的文章，为了保证这一写作动机的实现，必须在表文中明确自己的臣属立场和忠君基调，这就是情感的“典雅”。在《出师表》中，诸葛亮虽多次以长辈口吻劝谏后主刘禅，但全文时刻未曾脱离君臣之分，而是13次援引“先帝”之名，借先帝之口道出己见，诚挚恳切又语重心长，兼顾了托孤长辈和忠君臣属的双重身份。论述治国之策时，款款条陈，娓娓道来，理赡辞坚，属意深远，俱从内心掘出，毫无虚言驾饰。除了援引“先帝”，诸葛亮还用了六个“宜”字，劝谏后主“诚宜开张圣听”，“不宜妄自菲薄”，内外赏罚“不宜异同”，“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不宜偏私”，同时劝谏“陛下亦宜自谋”，听取忠言，励精图治。“宜”即“应当”，而非“必须”，诸葛亮在语气上极尽委婉之能，嘱托之事体贴入微，内政军事，事无巨细，字里行间洋溢“危急存亡之秋”急迫心情。若直言劝诫，谏言迭出，语气急促，如瓦瓮雷鸣，未免有失君臣之礼，也不便后主从谏。诸葛亮的六个“宜”字诚恳恭敬，既遵守了君臣之分，又缓和了谏言之迫，还达成了劝诫之实，陈情真挚，语言明畅，析理透彻。晓之以理，继而以理服人；动之以情，继而以情感人，可谓情理兼备。在《陈情表》中，面对司马氏篡魏建晋的局面，两任刺史先后举荐李密为孝廉和秀才，李密均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推辞。后来皇帝委任曾食禄前朝郎署的李密为东宫太子府官，李密依然“辞不就职”，力陈自己虽有“逋慢”，但绝非矜守名节或另所希冀，更说出了“圣朝以孝治天下”的立国纲领，且“犹蒙矜育”的故老先臣还见证这一纲领的贯彻落实。因此，李密奏请“辞不就职”“愿乞终养”乃是为了不违国纲，是对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对忠于“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身体力行。《陈情表》语辞并不华丽，但李密在表中炼词精工，多处行文对仗合韵，巧用如君上臣下、前伪今圣、恩重报轻、孝短忠长、内外无助、进退两难等对比的手法，极大增强了表文的表现能力。诸葛亮在行文过程中，他称一概不称“臣”，李密为示恭谨，他称全部称“臣”，并将27个“臣”字均匀分布于全文各处，可使晋武帝在阅读表文的过程中，保证“臣”字在视觉上始终没有空档，字里行间的架构疏密恰到好处，以向晋武帝表示自己的忠君戴德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