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促织》和《变形记》

摘要：《促织》和《变形记》的比较研究只有置于比较文学主题学视域下才能说清道明二者的可比性，才能明确其比较价值。二者同属变形母题，对传统变形母题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或者颠覆，两篇小说中的变形都是为了逃避，变形后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所愿，又都于变形中寄寓了社会批判。二者的差异在于：《促织》保持了古代神话中自由变形、皆大欢喜的叙述模式，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的变形则颠覆了这种叙述模式，以悲剧结局；社会批判重心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叙事视角不同。这些差异究其原因，在于作家所处的时代不同、作家与世界的情感距离不同。

关键词：《促织》和《变形记》；比较文学；变形母题

1980年方平发表《对于〈促织〉的新思考——比较文学也是“思考的文学”》一文将蒲松龄的《促织》与卡夫卡的《变形记》比较研究，认为“二者遥相呼应，都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的‘异化’的悲剧”[1]。此后，学界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高中语文教材将两篇课文选入同一单元后，语文研究界也加入了研究的行列。甚至有学者提出很多做这二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炒冷饭”[2]。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将二者的比较研究多从异化主题比较、变形母题方面进行研究，虽然看起来方法是比较文学的，但甚少文章从学理角度说清楚二者比较的依据。选入高中语文同一单元后，也极少从学理上探析其编入同一单元的缘由。本文试从比较文学的视域下联读这两篇小说，用比较文学主题学的方法探讨二者的类同性及其比较价值。

一、问题聚焦：可比性

不少关于《促织》和《变形记》比较的文章和可查询的教学案例都不约而同地对二者的异同进行比较，且大多把精力聚焦在二者的不同上。大部分文章和案例也都提出了二者的同在于都是人化虫，但再往深里就说不出来了，所以在寻同这一点上都是草草了之，少有人说得明白。甚至有语文老师嘀咕，这两篇文章只有那么一点相同点，不足以放在一起比较。《促织》和《变形记》是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圈子的文学作品，对二者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范畴。可比性是比较文学研究最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也正是很多中学语文老师有所感而又不太能说明白的事情。

比较文学最基本的可比性有同源性、类同性。《促织》和《变形记》的立足点应考虑为类同性。类同性则指没有文学影响关系的不同国家文学所表现出的相似和契合之处。卡夫卡《变形记》与蒲松龄《促织》之间的可比性重点在于类同性，具体说就是同属变形母题，都是人变虫的题材，属于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范畴。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同一主题思想及其相关因素，如母题、题材、人物、意象、情境、套语等，在不同民族或国家文学中的表现形式或被处理的方式，并进一步阐发之所以产生不同点的那些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或进一步推究这些异同表现在不同时代或地区形成的过程、规律、特点、成因等。

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不少书写变形母题的文学作品。这里的变形是指人变成其它动物或植物。西方文学涉及变形的作品很多，单是取名为《变形记》的作品在卡夫卡之前就有两部：奥维德的《变形记》和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又名《金驴记》）。前者的核心主题就是人的变形；后者中的人变成了驴。此外荷马史诗、古希腊神话、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都有变形母题。东方文学中，变形书写也不少见，如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能变成其它动物；《一千零一夜》有人变驴的故事。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搜神记》记载了人化鼋的传说、唐代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南宋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都写到变形故事。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促织》和《婴宁》等都是典型的变形题材故事。卡夫卡的《变形记》是现代文学中变形题材的经典之作。现当代文学中与变形有关的作品还有尤内斯库的《犀牛》，法国乔治朗热兰《变蝇人》，波兰籍犹太作家布鲁诺·舒尔茨的《蟑螂》《鸟》等。

将《促织》和《变形记》放在主题学变形母题这一范畴中，它们的可比性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两篇作品的联读比较主要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但是也要注意其中与影响研究交叉融合的一些因素。曾艳兵先生的《卡夫卡与〈聊斋志异〉》一文指出卡夫卡阅读过《聊斋志异》的选译本，虽然选译本没有选入《促织》，但蒲松龄的影响不可能全无。蒲松龄对卡夫卡的影响更多是印象式的，曾艳兵先生的文章大多也从这方面论述。东西方文学中变形母题书写常见，卡夫卡对变形母题的接受不能判断为任何单一的来源，且没有卡夫卡阅读《促织》的资料记载。因此，对《促织》的比较研究主要从变形母题的角度研究更合适。

语文教师在学生了然二者都有人化虫的共同点之后，还可以追问为什么变形母题在世界文学史中被反复书写，尤其追问《促织》与《变形记》中的变形有什么相同之处，作家们写变形的目的是什么。

关于变形母题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反复出现，孟昭毅认为古代作品的变形书写“是人类发展到文明阶段以后一种返祖心理的反映”[3]，现代变形书写表达了作家们“对生存与环境的一种困惑与理解”[4]。这里提到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变形书写原因有着本质的不同，有一定的道理。更多的学者认为文学中的变形都与远古神话有着莫大的关联，现代文学与神话的世界虽相去甚远，但神话一直以象征或隐喻的方式继续影响着文学。不论古今，文学中变形的目的不外乎三种：成长型，为了快速获得动物和植物的超能力而变形，神话中人最初变形的基本心理动机是从动物或植物那里获得人所没有的能力，如飞翔、游泳、强有力的身体、很长的寿命等等；逃避型，逃避惩罚、危险、责任等等，为了逃避惩罚或逃避危险、责任等而变形，而变形使惩罚、危险或责任等终止；惩罚型，因为作恶而被变形，恶人、坏人在现实社会中不一定都得到惩罚，被动变形惩罚代表一种理想的正义。

《促织》和《变形记》作为变形母题文学中的经典文本，既有上古集体文化积淀的遗存，也有一些时代、作家的痕迹。总的来说，二者的类同性在于主人公变形前都有强烈的逃避冲动，变形后又在不同程度上达成所愿或反抗现实。

二、变形前的逃避冲动

《促织》和《变形记》的主人公在变形前都有强烈的逃避冲动。《促织》中的成名曾有三次靠近死亡，想以死亡逃避征敛之苦，后因儿子变形为促织彻底摆脱了征敛之苦，也彻底解除死亡的威胁。《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变形前有强烈的逃避工作、逃避家庭负担的冲动。

《促织》的前半部分，主人公成名饱受征敛之苦，死亡是靡计不施之后的逃避之路。小说的前半部一家人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有三次靠近死亡。第一次出现在开头，成名想以死逃避征促织之难。小说的开头层层递进，展现了成名的困境。首先，陕西不出产优秀的蟋蟀，华阴县令上贡的蟋蟀勇猛能斗这本是偶然事件，但朝廷却让此成为当地百姓常规进贡的项目，层层摊派。其次，物以稀为贵，蟋蟀经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抬高了价格，乡里的差役借此向老百姓摊派费用，弄得百姓家破人亡。最后，敛征蟋蟀的最后一关是里正，成名被迫当上里正，但为人迂呐、善良，既无法摆脱里正一职，又不敢向人摊派，也没有抵偿蟋蟀的钱。这三重困境也是成名求促织的前提条件，注定了成名求促织是个悲剧性事件。小说从远处“此物故非西产”写起，写到成名的职责和性格，压力从远到近，从上到下，层层夯实，成名就像倒金字塔的尖，被重重的负担压倒，“忧闷欲死”。第二次提到死亡的字眼是“惟思自尽”。成名经妻子劝说后，抱着再试一试的想法，到处搜觅蟋蟀，但无果。“早出暮归。提竹筒铜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迄无计。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于款。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小说以短短几句话，说尽成名搜觅促织之累与无助，努力行动却无果，还换来杖责，成名看不到出路只想以自杀逃避。第三次直接到“死”，成名妻子得知儿子将求神问卜得来的蟋蟀扑死了，“面色灰死”，大骂儿子“死期至矣”，而后儿子果真投井寻死。成名夫妻面对死局一般的情形如活死人一般，“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后儿子藁葬前，发现还有气但也只是“稍慰”，“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吞”“自昏达曙，目不交睫。东曦既驾，僵卧长愁”。“气断声吞”“僵卧长愁”写出了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成名夫妇行尸走肉般的凄苦悲凉。三次向死之后，迎来了成名儿子魂化的促织，故事以成名儿子的变形化解困局。按照小说中的现实逻辑，促织非西产，华阴县令媚上官，里胥猾黠，成名为人迂呐，哪怕把求神问卜也包含在现实逻辑里，成名也是没有活路的。求神问卜只能显灵一次，不然就远离现实逻辑了。小说三次写死亡，一次次向人逼近，然后来了个突转，以变形将现实逻辑中不可能逃脱的死亡惩罚规避了。但诡异的是，除了变形之外其它都在现实逻辑之内。

卡夫卡《变形记》的变形也是属于逃避型，格里高尔在变形前也有强烈的变形冲动。与《促织》不同，《变形记》并没有清晰地交代变形的原因。格里高尔在一天早晨发现自己变形后，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自己的变形，“还是再睡一会，把一切晦气事统统忘掉吧。”格里高尔企图以睡觉来逃避变形后身体的不便，哪怕不能随意控制变形后的身体，格里高尔也没有抱怨变形。接着以一种很自然的、松弛的，没有外来干扰的方式展露了他关于工作与生活方式的想法。

“我挑上了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常年累月到处奔波。在外面跑买卖比坐在办公室做生意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那种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的、劣质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也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

“这么早起床”，他想，“简直把人弄得痴痴呆呆的了。人必须要有足够的睡眠。别的推销员生活得像后宫里的贵妇，譬如每逢我上午回旅店领取已到达的订货单时，这帮老爷才在吃早饭。我若是对老板来这一手，我立刻就会被解雇。不过话说回来，谁知道被解雇对我来说是否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呢？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早就辞职不干了，我就会走到老板面前，把我的意见一古脑儿全告诉他，他非从斜面桌上掉下来不可！……”[5]

这个时候，母亲、妹妹和父亲还未来敲门，这些未受干扰的心理活动显然是关于格里高尔内心想法的可靠叙述，与公司协理来后对其表达对公司和工作衷心的不可靠叙述不同。格里高尔对旅行推销员的工作十分厌倦，不喜欢早起，不喜欢到处奔波，对公司老板和同事都极为不满，没有正常的作息、社交。公司协理来家后，从他的言语中可感受到公司对格里高尔的业绩评价、经理与格里高尔的财务纠纷等。可见格里高尔的辛勤付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收获。公司协理指责格里高尔说公司承认现在不是做生意的旺季，但不做生意的季节不允许存在。这“不是”与“不允许存在”之间的悖谬，正是格里高尔悲剧人生的写照。

格里高尔内心深处也想逃避承担替父亲还债的责任。他心里想若不是为了父母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早就辞职不干了，也隐约透露出他对替父亲还债感觉是一种负担。特别是后来父亲公开家里的财务状况，与格里高尔一向认为父亲公司破产除了债务没有留下一丁点儿的财产不同，家里还积累了一笔小小的资金。格里高尔就他当时的变形情况肯定父亲攒钱的先见之明，但也表达了心中的遗憾：不能利用这些多余的款子还掉父亲欠经理的钱以早日摆脱这个令人厌烦的差事。格里高尔一方面对自己因变形不能为家庭做贡献，流露出深深的自责，另一方面在这自责的分析里又洗脱了对自己的谴责。

两部小说都借人化虫寄寓了社会批判。《促织》中的统治者昏庸、横征暴敛使人家破人亡，要不是成名儿子化成善斗的蟋蟀，成名一家无法生存下去。在严酷的社会里，人比虫贱。《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收录了前人的一些评点，提到“微虫耳，竟使民倾产丧若此哉”“致民命，不如一虫耳”[6]“为捕虫而杖民，民不如虫也”[7]“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方以连城拱璧，犹觉不伦”[8]。以上细节主要聚焦批判导致人比虫贱的社会政治，其实还有不少细节指向家庭伦理的变异，在荒唐、腐败的政治统治下，家人、亲人比虫贱。与蟋蟀以“蟹黄粟白”喂养、待之似连城拱璧相比，成名的儿子则“贱”得多，他不小心将蟋蟀弄死，母亲斥骂“业根，死期至矣”，父亲 “怒索儿”。成名儿子为虫而死，不也是人不如虫的明证吗？成名发现儿子气息尚存，“喜置榻上”，这“喜”是人之常情，生死之间、嫡亲之间，本应是大喜、狂喜，但因蟋蟀笼虚，成名夫妻的喜悦转瞬即逝。后来成名儿子魂化的促织叫声响起，成名一喜，促织跳到他袖子里，又是喜而收之。这两个“喜”字表明成名将儿子抛之脑后了。而后这只促织进贡惠及一众人，发财的发财，升官的升官，但没有笔墨给到那个神魂不在、气息惙然的人。真是人比虫贱，虫比人贵啊！《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现代社会里，像个工具人一样生活，没有任何的欢欣和愉悦。现代社会快节奏的、高压的工作让他没有任何欢欣和愉悦，公司中的人际关系和家庭人际关系冷酷、令人窒息。正因为这样，格里高尔变成虫后，虽回忆为人的生活，但并没有留恋，甘心情愿成为虫。与《促织》一样，除了格里高尔的变形，其它都在现行逻辑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