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隐”四型与中学语文教学

摘要：儒家式归隐以陶潜为代表，本质是“政治性的退避”，对此把握不当则可能对其作品的关键词语理解失误。道家式归隐以庄子为代表，本质是“社会性的退避”，追求“人的自然化”。明乎此，阅读庄子才不会买椟还珠。佛家式归隐本质是“生命性的退避”。解读佛教背景的诗歌若不了解背后的佛理，则可能把独到的作品解读为寻常之作。东坡式归隐以苏轼为代表，本质是“心灵性的退避”。对其心态把握不当，可能对其作品作出不当的批评。

关键词：儒家式归隐；道家式归隐；佛家式归隐；东坡式归隐；语文教学

“归隐”是中国古代很多文人的一个情结。从传说中的许由、巢父，到《论语》中的长沮、桀溺，绵延至今天终南山中的当代隐士，中国连续数千年的“归隐文化”涌现出不计其数的隐者。“二十四史”中有十四部专门开辟“隐逸传”，其中所记只是名声卓著的一部分而已。相关的研究已经不少，但自觉将其与语文教学联系起来的并不多，仅有的几篇论文主要是研究如何在语文教学中评价陶渊明的归隐问题。因此，归隐现象与语文教学的关系还有极大的研究空间。笔者把形形色色的归隐划分为四种形态：儒家式、道家式、佛家式、东坡式。和这四种归隐有密切关系的文人与作品都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如何恰当地解读与教学，对于“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实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式归隐

孔子一再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孟子》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名言。因此，虽然儒家的人生理想可以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儒家的圣经贤传又早为“归隐”提供了理论依据。只不过，儒家式归隐主要是由于“时”不可为，因此暂作退避，“其宗旨主于抱道守志，以待来日复兴振起”。[1]

陶渊明就是这种归隐的代表。不过，他的思想如同大多数古代士人，一身兼儒道两家，本文仅就其归隐的主要原因而言，将其作为儒家式归隐的代表，并不否认其深受道家影响。

李泽厚指出，陶渊明归隐田园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退避”。[2]魏晋南北朝走马灯式的改朝换代使很多名士卷入政治旋涡，有的惨遭杀戮，如嵇康；有的终身郁郁，如阮籍。陶渊明则自觉地从政坛退出，开荒南野，守拙归田，闲则读书赋诗，忙则种豆南山，以求不违本心，换来精神慰安。他的某些似乎很超然的诗文，如《饮酒·结庐在人境》《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让很多人误以为他超脱尘世。实际上他对世俗生活兴致盎然。只要泛览其留下的一百多篇诗文，就不难体会出这一点。也就是说，陶渊明的归隐本质上并不是“超然世外”，而是“超然事外”。这个“事”就是当时的政治。那是一个天下无道的时代，国事不可为，不如“卷而怀之”。再加上陶家自从陶侃以来，世代为晋朝之臣。晋朝既已为刘宋所灭，少年时代就“游好在六经”的他又怎能违背“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政治伦理“变节”出仕新朝？因此，他的归隐并不只是由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更不只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些因素固然都有，但更重要的恐怕仍是儒家伦理的要求以及险恶政局所迫。他的《感士不遇赋》说：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寥寥几句就说清楚了他归隐的政治原因。当然，陶渊明把这种归隐提高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3]

这种解读若能成立，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对《归园田居》（其一）的若干注释就值得商榷。教材注释把“误落尘网中”的“尘网”解释为“世俗的种种束缚”，把“户庭无尘杂”的“尘杂”解释为“世俗的繁杂琐事”，把“久在樊笼里”的“樊笼”解释为“关鸟兽的笼子，这里指束缚本性的俗世”。若承认陶的归隐只是“政治性的退避”，只远离官场，不远离尘世。那么令其感到束缚的“俗”“尘网”“尘杂”就不是泛指尘世、世俗生活，而是专指官场生活。陶潜只是从官场“潜逃”回乡村，并没有企图摆脱所有的世俗。他隐居的乡村不也是世俗吗？教材相关词语的注释修正如下，也许更为恰当：1.尘网：指官场的种种束缚；2.尘杂：指官场的繁杂琐事。3.樊笼：关鸟兽的笼子。这里指束缚本性的官场。

二、道家式归隐

本文所说的道家是指庄子，不涉及老子。老庄虽并称，都是道家代表，但实际上差异很大。对于庄子的道家，李泽厚指出，“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4]庄子“消极退避”，究竟是在退避什么呢？是像儒家式的归隐那样，退避某种政治吗？本文认为不是。《华夏美学》论道：“如果说儒家讲的是‘自然的人化’，那么庄子讲的便是‘人的自然化’；前者讲人的自然性必须符合和渗透社会性才成为人；后者讲人必须舍弃其社会性，使其自然性不受污染，并扩而与宇宙同构才能成为真正的人。”[5]正是根据此书“舍弃其社会性”的提法，本文把庄子道家式的归隐称为“社会性的退避”。与社会相对的是自然，所谓“社会性的退避”也就意味着对“自然化”的追求，对自然的回归。为何要回归自然？庄子所处的时代，“人为物役”的现象相当严重。庄子要求“不物于物”，恢复人的“本性”，回到自然。庄子当然也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真的“回到自然”，除非不再做人，也无法摆脱物质文明带来的种种枷锁，于是只好致力于精神世界的追求。庄子再三称道的“真人”“至人”“大宗师”都是达到最高精神境界的人。

所以，庄子社会性的退避更像是空想，只能存在于精神修炼领域。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不可能真的舍弃社会性，庄子本人也没有完全做到。他有妻子，有朋友，还要为谋生而做漆园吏，生活艰难的时候还不得不向诸侯借粮。庄子能够做到的“自然化”（回归自然，或“归隐”）包括哪些呢？我概括为两个方面：一、生活环境自然化。徜徉于山林草泽，亲近自然。“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二、个体身心自然化。具体方法就是通过“心斋”达到“坐忘”。作为其理想人格的“真人”“至人”“大宗师”是经过身心修炼达到最高精神境界的“得道”之人。

据此，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上册节选的庄子文章《五石之瓠》后面的“学习提示”对课文所作的解读就有断章取义、浮于表面之嫌。教材认为庄子“善于从常人认为没有价值的事物中发现价值。……惠子仅从日常使用的层面上考虑大葫芦的功用，庄子则超越了世俗经验的束缚，指出了大葫芦的独特价值。……表现出庄子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6]单从节选的文字来看，这种解读当然可以成立，但是高中生需要通过学习庄子这则寓言才能明白这种道理吗？这种解读符合庄子原意吗？更重要的是，对高中生而言，庄子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此吗？

《五石之瓠》选自《庄子·逍遥游》。《逍遥游》是全书第一篇。作者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逍遥”。“无己”的“至人”就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惠子用大葫芦的比喻是说庄子的这种境界大而无用。庄子用不龟手之药的寓言反驳惠子，认为“逍遥”不是没用，而是惠子不会用。教材和教师该做的是引导学生结合《逍遥游》全文，理解“逍遥”究竟是什么，究竟有什么用。

庄子“舍弃其社会性”，追求“人的自然化”所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就是“逍遥”。这是超主客，齐物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高峰体验，是很多宗教、半宗教（儒家道家）都广泛存在的神秘体验。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以及宗教心理学领域的很多研究都证明这种体验真实存在。庄子的思想虽然不是宗教，却可以起到类似于宗教的精神慰藉作用，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神秘体验。

“逍遥游”和基督教的神秘体验本质上都有对终极的关怀。而“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正是基督教神学家蒂利希对宗教本质的界定。目前的教育体制不可能对学生进行真正的宗教教育，却可以借助语文教材中的道家文献引导学生了解一下“终极关怀”。这不仅可以冲淡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不良影响，也可以为患上“空心病”的学生提供“意义治疗”的机会。可惜，道家经典文献的巨大意义却被教材的肤浅解读浪费了。

三、佛家式归隐

原始佛教有苦、集、灭、道“四圣谛”之说。“苦”意思是“残缺、不圆满”。这是佛教对生命的定性。“集”是“苦”的原因。“灭”是“苦”消失的状态。“道”是实现寂灭的方法。寂灭又被翻译为“无生”。既然生命的本质是苦，有情皆苦，有漏皆苦，学佛修行就是要“离苦得乐”，追求“无生”。因此，僧侣出家修行本质上是“生命性的退避”，超越轮回，不再受生为六道中的任何一种生命形式。自从东汉初年，佛教正式入华，传到中国的佛教虽然以大乘为主，和原始佛教有很大区别，但是超越轮回，追求无生的基本宗旨未变。出家修行之人远离世俗，隐入寺院，本质上依然是“生命性的退避”。入唐以后，虽然道教是国教，影响力最大的却是佛教。全国庙宇数万所，出家僧尼数十万。如此庞大的“归隐”人口，使我们对这种“佛家式归隐”不得不高度重视。也许有人会质疑，这种出家人算不算归隐之人？至少国外汉学界的研究，以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为代表，是把这类人当做“隐士”来看待的。

这些隐士的作品虽然没有进入统编版语文教材，但深受佛教影响的王维的《竹里馆》、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等作品却是教材中的必背篇章。对于它们的解读如果无视佛教背景，是难以真正读懂的。也许有人会说，中学生的理解能力不大可能领会深奥的佛理，但是正如布鲁纳的结构课程论所说“任何学科的基础都可以用任何形式教给任何年龄阶段的任何人”，佛理自然也不例外。如果老师在讲解这类作品时，淡化甚至完全不提其中的佛理，这些诗就沦为普通的抒情诗了。学生固然也能从中受到审美教育，但优秀的抒情诗在佳作如云的古典诗词世界里何其多也，教材又何必选这几首呢？既然选了，就应该充分发挥它们的独特价值，否则就是对教材教学资源的浪费。

四、东坡式归隐

如果人人都因政治黑暗而退避，黑暗的政治何时能走向光明？如果人人都因文明社会弊端而退避，弊端何时能得到纠正？如果人人都因生命是苦而退避，人类的种族与文化又如何传承？因此，儒家、道家、佛家式的归隐都不能成为普遍适用的人生选择。到了宋代，中华古典文明登峰造极，探索出了更加圆融的生命形态。我称之为“东坡式归隐”，顾名思义，苏东坡是其代表。

东坡初入仕，便生归隐之想。二十五岁的苏东坡被任命为凤翔签判时，就有诗云：“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所谓“畴昔”“此意”是指苏轼与苏辙曾经在一个风雨之夕联床夜话，有感于即将远离，于是相约早退。如果说这时的归隐之思只是因为兄弟情深，不忍分离。那么，后来苏轼在创作中反复流露的退隐、归田、遁世之念，则有更加深刻的人生感悟在焉。试读以下词句：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归耕。”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种心绪已经不仅是庄子的影响，更有禅宗的底蕴。“它要求超越的是……这个人生、世界、宇宙……，从它们中脱身出来，以参透这个谜。所以，它已不仅是庄，而且是禅。”[7]但苏东坡的禅不是地道的禅，而是以儒道为底蕴，似悟而未悟的禅。

苏轼被贬黄州时期，开始精研内典，常去寺庙参禅。北宋时期，南宗禅的顿悟之说早已成绝对主流。所谓顿悟是通过某种心灵锻炼方式，在某一刹那忽然感觉时间、空间都消失了，物与物之间，物与我之间的界限也统统消失。万物融为一体，瞬刻即是永恒。人获得一种彻底解脱的自由感和愉悦感。禅宗的这种顿悟并不要求必须出家修行，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就可能获得。《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谓“担水砍柴，莫非妙道”。经此顿悟之后，虽然依旧在世俗中生活，但心境已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