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真的不写父亲吗？

摘要：中小学语文界在史铁生作品教学中存在“史铁生只写母亲不写父亲”的观点，并对“史铁生为何不写父亲”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严重地误读了史铁生及其作品。对此必须进行质疑和辨正，方能正确解读史铁生及其作品，利于史铁生作品教学。同时，由此得出启示：语文教学一定要强化学术性，而不是仅凭教师的“创意”；要正确合理有度地解读课文，而不是片面追求解读的个性化。

关键词：史铁生 史铁生作品 解读 辨正

著名作家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合欢树》《秋天的怀念》都入选过中小学语文教材。史铁生在这些作品中都是写的母亲，对父亲几乎没有着墨。很多细心的老师发现了这一“特点”，因此在教学中就以“史铁生为何不写父亲”作为一个切入点，引发学生探求原因，解读课文，感受母爱。无疑，创设这样一个问题情境，是有助于提高学生阅读课文的兴趣，也能改善课堂效果。但从学术以及事实的角度来看，“史铁生不写父亲”的观点是否成立，老师们得出的“史铁生为何不写父亲”的原因是否正确合理，值得商榷。

一、关于史铁生的父亲史耀琛

史铁生的父亲史耀琛，出生于河北涿州城里一大户人家，所以史铁生有时自称北京人，有时又自称河北涿州人。史家祖上是涿州最富有的家族，占了全县近一半的土地。史耀琛的父亲是大地主，三十三岁去世。史耀琛的母亲是涿州一户弹棉花人家的女儿，她为史家生了一女五男，只活下三个儿子，史耀琛是老二。后来，史耀琛母亲带着三个儿子寄居在北京北小街草产胡同39号朋友家的四合院里。

史耀琛先就读于辅仁大学附中和天津水产学校，后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他的哥哥，也就是史铁生的大伯父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史耀琛的弟弟，即史铁生的五叔上的是在张家口的军事院校。史耀琛原本想像哥哥一样读清华大学，可惜没考上，这也造成了史铁生后来的“清华情节”。小学毕业后，史铁生上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如果没有政治运动，他应是进了清华大学。

史耀琛于1948年在涿州结婚。他的妻子，也就是史铁生的母亲是涿州城外拒马河边张村人，嫁给史耀琛时19岁。她家也是涿州名门望族，二人是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史耀琛岳父曾做过国民党涿县党部书记长，抗过日，办过学，解放初期在“镇反”运动中被处决。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史铁生母亲没上成大学，但读了中学。史耀琛母亲就总是夸奖这个媳妇读过书。因爷爷和外公的“成分”问题，史铁生青少年时的“政治地位”并不高，他常因是地主的孙子、“阶级敌人”的外孙而受到歧视。

史耀琛的一生就是为了照料儿子史铁生。1951年史铁生出生，当时史耀琛大学尚未毕业。大学毕业后，史耀琛被分配到林业部工作，继而被下放到了小兴安岭林区，妻子则在北京林学院当会计。“文革”时，史耀琛夫妻和女儿史岚随北京林学院下放到云南，儿子史铁生则插队延安。后来史铁生患病回京，史耀琛从云南回京照顾，从国家林业部转到一个街道工厂“北京鼓楼眼镜厂”工作，工资少了一大截。1975年，史耀琛母亲去世，妻子携女回京，没再返回云南，工资因此被停发，全靠史耀琛一人工资养家。1977年史耀琛妻子去世，照顾儿子的重担完全落在他的身上。1996年11月，史耀琛因心梗去世。史铁生这样写父亲：“他仿佛终于完成了母亲的托付，终于熬过了他不能不熬的痛苦、操劳和孤独，然后急着去找母亲了。”

二、史铁生作品教学中“史铁生不写父亲”的误读

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史铁生作品，都是散文，且都主要是写母亲和母爱。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发现了“史铁生只写母亲不写父亲”的“现象”，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多种解读，提出了多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全国语文名师王君的观点。王君老师执教《秋天的怀念》，以“明明有父亲呀！难道母亲忘记了自己还有丈夫吗？如果这是艺术笔法，史铁生忘记了自己还有父亲吗？”的问题引导学生注意史铁生“不写父亲”的“现象”，并师生探讨原因。在执教完该课后，王君老师发表《史铁生的爸爸去哪儿了？——执教〈秋天的怀念〉》[1]，阐释了自己得出的史铁生作品中“不见（写）父亲”的三种答案。

一是史铁生是向母亲赎罪。史铁生对母亲存在着愧疚，巨大的愧疚导致了巨大的痛苦，他觉得自己对母亲有罪，他必须使出全部的生命能量去赎罪。所以，专一地表达对母亲的爱，把全部的爱倾注在母亲身上，是史铁生自我拯救的方式。他不能容忍有谁瓜分他的情感表达——哪怕是父亲。他用为母亲建立一个绝对的、唯一的情感祭献高地的方法来赎罪。

二是史铁生父母关系不好。史铁生的父亲是好父亲，母亲是好母亲，但他们的夫妻关系不好。母亲是“丧偶式育儿”或者是无觉知的“丧偶式育儿”。甚至连史铁生初瘫痪时，父亲和母亲也没有能够形成合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史铁生写母亲的文字，总感觉父亲似乎蒸发了的原因。王君老师以《秋天的怀念》中母亲“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的话，而不是“全家人在一块儿”的话来佐证。同时，王君老师还以自己的父母为例说明很多夫妻是以“相杀”收场的。

三是史铁生父子关系不好。父亲虽然也尽到了责任，但他的爱，并没有得到史铁生的认同，甚至可能他们父子的关系并不和谐。否则，“作为情感丰富的大作家，不可能避开父爱这个题材”。史铁生是故意不写父亲的。他没有办法写——父亲让他不好写，无法写，不能写，不愿意写。

三、对史铁生作品教学中误读“史铁生不写父亲”的辨正

不得不说，王君老师对《秋天的怀念》的解读和教学很有创意，从她发表的文章来看，她自己对此也颇为自信。但如果对史铁生的生平做更多的考察，对他的作品更多地深入阅读，对他人怀念和研究史铁生的文献有一定的涉猎，就可发现，王君老师的这三种答案都是错误的。

首先，史铁生应不应该向父亲赎罪。

如果认为史铁生写母亲不写父亲是因为自己为了向母亲赎罪。那么问题是，史铁生应不应该向父亲赎罪？母亲是为史铁生操劳而去世，那父亲又何尝没为史铁生操劳一生，牺牲一切？史耀琛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抛弃了自己的专业和事业，放下了尊严，用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人，在妻子去世后，又当爹又当妈，既照顾残疾儿子，又养育未成人的女儿，这艰辛，常人是难以体会的。母亲照料瘫痪儿子六年，父亲照顾了二十年。史铁生的终身挚友孙立哲曾在史铁生家住过一年，当时史铁生的母亲已去世。多年后，孙立哲回忆说：“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2]史耀琛虽然后于妻子去世，那是因为他必须要“完成妻子的托付”，有时候一个人活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如果不回答出史铁生为何只向母亲赎罪而不向父亲赎罪，实际上还是不能得到史铁生为何“只写母亲不写父亲”的答案，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同一个问题。至于认为史铁生“不能容忍有谁瓜分他的情感表达——哪怕是父亲”，那更是有把“恋母情结”往史铁生身上套的嫌疑。

其次，史耀琛夫妻感情笃深。

从史铁生的各种作品中，很难发现“父母关系不和”的“证据”。因选入语文教材的史铁生作品没出现父亲，就认为史铁生父母感情不和，这是一种无稽之谈。世上多少作家只写母亲不写父亲，或只写父亲不写母亲，难道他们的父母都感情不和？而从《秋天的怀念》一文中母亲说的一句话：“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没有提到父亲，就认为史耀琛夫妻关系不好，则是对文本的误读，是无中生有的过度解读。这句话实际上表达出的是母亲“知死而不能死”的内心。彼时，史铁生母亲下放云南，单位不准她回来照看孩子，最后她还是回来了，但因此而被停发了工资，全家靠史耀琛的微薄工资度日，而她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病。母亲应该知道自己的病情，也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会长久了。一个可能不久将死去但必须活下去的母亲，面对可以活下去但不愿意活下去的残疾儿子，能说什么呢？当然是“娘儿俩”都必须“好好儿活，好好儿活”。母亲说这话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儿啊，我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了，但为了你，我必须好好活，你也要好好活，咱们都要好好活”。文章接下来写母亲终于因病去世，自己才知道母亲早就患上了严重的肝病，很好地印证了这句话的含义。如果按王君老师的理解，那母亲对儿子说的话应是“咱娘儿仨在一块儿”才对。母亲是因为不爱父亲，才只提 “娘儿俩”，但母亲应是爱女儿的，不然也不会临终遗言：“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那么“咱娘儿俩”是否也说明母亲连女儿都不爱了呢？其实，正是“咱娘儿俩”才写出了母亲当时真正的内心。

实际上史铁生写到过父亲与母亲的关系，最突出的是在散文《老家》一文中。1995年，史铁生在好友张铁良的帮助下，与父亲、大伯和五叔一起回到涿州，这是他第一次回涿州。史铁生“参观”了涿州城里祖上的旧居和张村母亲家荒芜的老房子，还在父亲迎娶母亲的房间长久驻足。2001年3月，他写出回忆这次回家的散文《老家》。文中极具感情地写了父亲对母亲的怀念，父亲寻找母亲坟墓的动人场景。其中对父母的关系，他是这样写的：“如今我常猜想母亲的感情经历。父亲憨厚老实到完全缺乏浪漫，母亲可是天生的多情多梦，她有没有过另外的想法？……随后的若干年中，她对她的爱情是否满意？我所能做的唯一见证是：母亲对父亲的缺乏浪漫常常哭笑不得，甚至叹气连声，但这个男人的诚实、厚道，让她信赖终生。”[3]还有什么比“信赖终生”更可靠的夫妻关系？儿子对父母之间的关系，应该比外人更清楚和可信。

第三，史家并非“丧偶式育儿”。

认为史铁生母亲是“丧偶式育儿”的观点也不成立。在史家，由于史耀琛性格内向，家里确实是由史铁生母亲做主。史铁生出生时，史耀琛还在读大学，后来史耀琛又离开北京下放东北，应该来说史铁生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与母亲相处的时光相对多些。但不能说就是母亲一个人照顾和教育史铁生，父亲史耀琛就是甩手掌柜。实际上史铁生的童年、少年时期与奶奶相处的日子更多，基本上是被奶奶带大的。而在史铁生生病后，照顾史铁生更多的是父亲。史铁生在《我的二十一岁》写道：“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病房”。史铁生出院后，一位邻居为他设计了轮椅，史铁生的父亲就捧着个图纸，满北京城地跑，希望有人能按照图纸制作一辆轮椅。无数次求索，终于有一家黑白铁加工部答应制作，用材是两个自行车的轮子、两个万向轮和数根废弃的铁窗框子。母亲则为他缝制了柔软舒适的坐垫和靠背垫。在史铁生亲友以及一些曾接待过史铁生的医护人员的回忆文章中，出现最多的还是史耀琛（可参看《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12）。实事求是地讲，史铁生病后，首先是父亲换了工作从云南回京照顾他，母亲因不能请假，只是在云南和北京之间来回奔波。直到奶奶去世后，母亲才返回北京不再去云南。作家王安忆回忆自己去拜访史铁生时，发现史耀琛“更像是史铁生的守卫者一样，那沉默凝重的气质，深深掩埋了他不足为外人道的生命故事”。[4]母亲与父亲都给予了史铁生无私和深沉的爱，母亲与父亲都在照料和护佑着史铁生。我们在解读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时，要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但如果认为自己的经验就是作品或者作家的经验，那实际上是对作家和作品的不尊重。

第四，史耀琛史铁生父子情深。

认为史耀琛对儿子的爱，并没有得到史铁生的认同，他们父子的关系并不太好，这是毫无根据，甚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认为“作为情感丰富的大作家，不可能避开父爱这个题材”，则是大错特错，没有了基本的常识。难道不写父爱母爱的作家就是与父母关系不好的作家，难道所有的作家都必须写父爱母爱题材？同是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只写父亲或只写母亲的作品就有《背影》（朱自清）、《回忆我的母亲》（朱德）、《我的母亲》（胡适）、《十六年前的回忆》（李星华）、《父爱之舟》（吴冠中）等，难道这些作者都是母（父）子关系不好？而说史铁生是故意不写父亲的，他没有办法写，父亲让他不好写，无法写，不能写，不愿意写，除了是臆测外，就是读史铁生的作品太少了，不能理解史铁生，甚至说连对史铁生基本的了解都没达到。

史铁生父子感情深厚，史铁生最是理解父亲。在怀念史铁生的文集《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中，史铁生的许多好友都写到了他们父子之间沉默而深沉的感情。比如朋友鄂复明记下了史铁生在父亲史耀琛去世后的情形，令人唏嘘。“料理丧事的那两天，亲友们攘来熙往，没有事情需要他来做。他神色木然，只是坐在轮椅上，在各个房间缓缓移动。亲友们能够感受到他那压抑着的巨大的悲痛，但又怕他痛极伤身，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楼上的邻居吴老师，不时地在一旁劝导他。……他终于大哭了一场，……铁生那继续了数十年的哀痛，需要一个宣泄的渠道”。史铁生还曾与鄂复明谈起父亲，说父亲如果不是为照顾自己而改行，应该属于林业部门为数不多的专业人才。“铁生对我讲时，两眼凝视着远方，又像是在喃喃自语。沉默良久，才驱动轮椅返回家中”。[5]这是儿子对父亲的愧疚，是对父亲的理解，是对父亲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