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师要重视学习传统语文教育理论

赵志伟，上海宝山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观察与作文》《书声琅琅》《幽默的中国人》《高中语文课程新探》《现代语文教育发展》《中国十大书法家》（合著）《通向智慧之路》，编著《名家名作百八篇》《初中语文课案例评点》《旧文重读》《百年语文经典名著》（六、七分卷主编）。发表有书法及语文教育相关论文数十篇。

周佳俊（上海市控江中学教师）：赵老师，您好！很高兴今天可以采访您。从我在大三上您的现代语文教育发展课程开始，后来成为您的研究生，算来已经十四年了。平日里，您非常重视引导我们这些学生多了解一些传统语文教育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体会确实越来越深。为了今天的采访，您提出——中学语文教师要重视学习传统语文教育理论，我代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教师，想问一问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

赵志伟：佳俊，你好！谢谢你的采访，我已经退休快十年了，照例不应该再对当今的语文教育发表什么看法了。但是，有三个原因，使我愿意接受你的采访。一，《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是一本很有品位的杂志，九十年代我曾经为她写过好几次稿，所以对她有好感；第二，要我谈的问题是传统语文教育方面内容。第三，实际上我还在上海做一些与语文教育相关的事，包括为一些杂志写稿，所以对语文教学现状还是了解的。所以我愿意谈谈。下面回答你的问题，因为现在许多专家引用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包括西方的先进教育教学理论。但是我认为仅仅这些是不够的。汉代王充说：“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对自己祖国的文化教育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在学习外国先进教育理论的同时，还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用的东西。这方面近年来是做得不够的。

周佳俊：您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为什么对于语文教师特别重要？

赵志伟：因为中国有两千年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从先秦到明清，教育很发达，从孔子孟子荀子和思孟学派，到唐宋的韩愈柳宗元再到明清的王阳明、湛若水、张伯行、陆陇其、张行简等，无论官学私学，无论书院还是蒙学，在教材编写教学方法考试评价诸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这些都可以供我们学习研究借鉴的。

周佳俊：为什么您认为这些教育教学理论对于我们语文教学有启迪？

赵志伟：因为一部中国教育史实际就是一部语文教育史，特别唐宋以后，实行科举制，不但教学教材，而且考试各方面都可以对今天的语文学习有启迪作用。这个遗产我们应该继承研究发展。

周佳俊：今天我们就从考试谈起。您曾经推荐我读过一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文章《状元崇拜是种幻觉》，作者有个论述令人困惑，他说：“真正称得上一流人物的却又屈指可数、凤毛麟角，状元中不乏有真才实学卓有建树的人物，可就古代状元整体情况而言，名不符实的仍然占大多数，甚至还有只识几个字的白痴状元、草包状元。”您怎么看？

赵志伟：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什么是“古代状元的整体情况”，有没有具体的数据来证明这个判断？我相信是没有的。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不符合事实的话呢？恐怕同对我们历代科举考试制度和内容不了解有关，也同长期以来我们片面抨击科举制度有关。仅仅凭道听途说的故事，或者一些书里的统计数字就做判断往往就会出笑话。

周佳俊：请您简要介绍一下科举考试都考什么？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有什么启示？

赵志伟：科举考试很复杂，一两次谈话是不可能讲完的，简单地说，明清的科举考试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阅读了解这些东西，我想大约有三点启示。

第一，清代进士除了熟读四书五经，会写八股文、试帖诗以外，还要求掌握许多其他方面的知识，包括属于自然科学的地理水利实用的知识，还要对历史十分熟悉，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白痴”“草包”可以考中进士的。多少年来，我们读文学作品，谈到一些读书人参加科举时就会想到范进、孔乙己等形象，其实那是被误导了，那种个别极端的例子怎么可能是普遍现象呢？但是许许多多中小学生并不知道，于是形成一种偏见，认为古代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傻乎乎的读书人。偏见有时比无知离事实更远，因为无知可以通过学习变得有知，而偏见则拒绝探讨真相。于是无知加剧偏见，偏见者更加无知。久之，有些话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所谓“草包状元”“白痴状元”就是这么出来的。想一想，我们现在被各地推崇的“状元”固然不一定将来成为栋梁之材，但怎么可能是草包？白痴？

第二，中国的科举考试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它的公平公正性（当然是相对的）在今天更显得重要。邓嗣禹在《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一文中，通过翔实的考证指出：“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起源，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断定是受了中国公开竞争制度的影响。至于美国文官制度所受中国的影响，似乎也用不着详述，因为美国的制度大部分系采自英国，一部分系采自德国。”美国人麦克唐鲁早在十九世纪就指出：“在中国，凡是君主以下的各官职统统是开放于每个臣民的。……官吏由竞争考试选拔出来……并依其忠君与否而升降。”国内现在有学者提出要研究建立“科举学”，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第三，在语文测试这一块，我们要提高信度和效度，不但需要借鉴国外的教育评价理论，也要从传统考试那里汲取资源。如何通过各种不同的文体考察一个人的语言文化水平以及识见；如何在阅卷评分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合理可靠，而且不会因阅卷者个人好恶而影响对考生的评定，等等。中国科举考试留下的文件，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少值得研究借鉴的范例。也可以说，通过这种研究，我们可以藉此提高自己的“文化自信”，建立自己的一套比较科学的语文评价体系。

周佳俊：您刚才谈了考试。下面能不能从传统的教学理论方面介绍一点东西？就“怎么教”谈一谈我们可以从传统教育理论中获得什么启迪？

赵志伟：我以南宋陆九渊的“读书法”“教学法”为例来谈一谈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研究生时，以《易简功夫可久可大》为题，写过一篇评述陆九渊读书法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上海教育学院学报》上。这是从邱椿《古代教育思想论丛》得到的启发。在这一本书的上册里，邱先生评述了陆九渊的行状和教育思想。陆九渊教人的方法是从“简易”入手，反对学习过程中的“强探力索”。他批评朱熹教人的一套方法是一种“支离”的功夫。在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上，吕祖谦邀请陆九渊、陆九龄和朱熹一起辩学。两陆和朱熹各留下一首有名的诗。其中朱熹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后来几乎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其实，两陆也有非常有意思的句子，陆九龄的是“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陆九渊的一句是“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朱熹认为应该令人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于约，但两陆则断言教人应该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认为陆教人太简，是参入了“禅宗”的那一套东西；而陆认为朱熹教人以“支离”，要人“强探力索”，反而把人搞糊涂。实际上两人的教育思想不同，源于哲学思想的差异，朱倡导“道问学”，而陆则强调“尊德性”。我觉得两者都有道理，但是朱熹的一套更适应特别用功的人或者天才，而对普通人来说，好像陆氏读书法更有用，譬如我自己的学习方法更倾向于从易简入手。于是我从陆九渊如何教人，他的“易简功夫可久可大”对我们语文学习的启发，写了大约一万字。现在想起来，我对于什么是“易简功夫”究竟出于何处，其实是不甚了了的，当时胆子真大，对一知半解的内容竟然可以发挥一通，真是无知者无畏。近来重读邱著有新的体会，又去翻检其他书，对所谓的“易简”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邱椿引《象山语录》里的一段文字说，有一个来自临川的学生初见陆九渊，后者问他每天读些什么书，对方回答：“按照学习的规矩读书。”陆再问：“怎样守规矩？”对方再回答：“读程颐的《易传》，胡安国的《春秋通旨》，谢良佐的《论语解序》和范祖禹的《唐鉴》。”陆九渊批评他是“陋说”。过了一会儿，又问这个学生：“什么叫规，什么叫矩？”学生不敢回答。第二天，学生来了。陆九渊对他诵读了《易经》“系辞”里的一段话：“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然后又用《易经》“彖传”“文言传”里对乾坤两字的解释，说明圣人教人只在“易简”两字。道就在那里，只是人们不知道如何求道。他用孟子的话批评道“道在近处却往远处求，事情本来容易却往难处做”，所以你昨天说的，不是正确的“规矩”。真正的“规矩”是：“只就近易处着着就实，无尚虚见，无贪高务远”，所谓涓涓不息终成江河。那么，为什么要从“简易”做起呢？这里“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一句话是关键。大体意思是：乾道以平易显示其智慧，坤道以简约展现其功能；平易则容易使人明了，简约则容易使人顺从；容易为人所知则关系亲密，容易使人顺从则可以建立功勋；关系亲密则可以相处久远，建立功勋则可以逐渐宏大；可以长久则体现贤人的道德；建立宏大则是贤人的事业。懂得“易简”而天下所有道理都能掌握，如此就能（使君子）处适中恰当的位置。

在要求学生读书“循序渐进”这一点上，朱熹和陆九渊并没有分歧，但是朱熹要求学生：“如今工夫，须是一刀两断，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如此做头底，方可无疑虑。”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陆九渊则反对“强探力索”，当一个人力有未逮，硬要搞清楚一些问题时，那就是“强探力索”。所以陆九渊引当时一位学者的诗：“未晓莫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告诫学生读书不可以躐等。对此，我深有体会。为了考研究生，我在而立之年以后才学英文，开始读一篇文章，每一页查十来次字典，读得很苦，效率很差。后来看到一篇介绍如何学习“托福”中“阅读理解”的文章，文章说，你有三级水平，就读二级读物，你有四级水平，就读三级读物。这样你才不会感到很苦，才会有成就感。到你读了十几篇文章，再回头读第一篇时，就会觉得很容易。词汇量也就不知不觉增加了。其实，这就是所谓的“易简功夫”，我后来想一想，自己小时候学习文言文也是这个过程，自己大学里学习古代汉语也是这么搞明白的。

那么，现在提倡陆九渊的“易简功夫”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在中小学特别有意义。现在中小学在各类学习上，躐等而上、凌节而施的情况极普遍。有些私立初中为了筛选优秀生源，要求报名学生要有奥数竞赛奖，英文要达到初三水平等。不少家长揠苗助长，课外让孩子赶场子，东奔西走参加各类校外辅导班，过重的学业负担挤占了本该进行睡眠或文体活动的时间。在培育出极少数“精英学生”的同时，榨取了家长的钱财，又使更多的孩子成为陪绑的牺牲品。不少学生因为遭受了太多的学习挫折，以致终身厌学，看到教科书就头大。想“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殊不知，孩子还未起跑，就输了，因为学习是终身之事，一个总是不断遭受挫折的孩子怎么能够成才？布鲁姆在《教育评价》里这么说：“如果学生发现他的努力有所得益，便可能在一定的学习任务中花更多的时间。反之，如果学生在学习中受到挫折，他们必然会自卫性地减少学习时间。尽管学生受到程度不一的挫折，但我们相信，如果学生对一项任务极为厌烦的话，他们迟早都会放弃的。”

所以还是陆九渊引某学者的诗句说得好：“寄语同游二三子，莫将言语坏天常”。什么是“天常”？就是学习规律，教育规律，就是从“易简”入手。违背了规律就会受到惩罚，这是迟早的事。

周佳俊：看得出来，您偏爱陆九渊的教学思想。刚才您拿朱熹对比陆九渊，能不能也谈谈朱熹的教学思想？

赵志伟：好的。我对朱熹的一些教育思想的最初认识，是读了顾树森的《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以后，时间也是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何以聪先生带我们去采访钱梦龙老师，钱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他的“三主四式”的语文导读法。有一天晚上，我对何老师说：“其实，钱老师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来源于朱熹。朱熹要学生‘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老师表示同意，但是他对我说：“其实这个思想可以追索到孔子的启发式。”

朱熹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如今的语文教学界，“做课”已成为一道风景线，其最有特点的是“满堂串问”，但是我发现这种看似引发学生思考的提问和学生“自动”毫不相干，学生完全成为教师表演的配角。且不说提的问题是不是有意义，即使简单的问题也是教师事先准备好的，是一种“请君入瓮”式的做法。所以学生对语文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

最近我又重读了顾树森先生的《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中的这一段，想想很有意思。为什么又去读，因为我发现，现在不少年轻教师都把功夫用到如何上课上得“精彩”、表演得让专家满意上了，最缺少的是“践履”两个字。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谈教师的基本功》，发表在《语文学习》上。批评我的一些研究生已经做语文教师了，仍然不知道如何运用工具书，只会从网上查资料；有的连二十首唐诗都背不全；有的不善写板书，缺了课件手足无措。我想教书决不是演戏，让我们年轻教师花那么多精力去做一些花架子有什么意义呢？有时间还不如用来读读书。我想起了陆九渊引某人的诗：“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损伤”。然而，这是这些年轻教师自己愿意这样做的吗？显然不是。我看现在不要说年轻教师，就是一些成名的教师还不是热衷于一些“逐外”功夫，不注重“践履”？朱熹说：“讲学固不可无，须是更去自己份上做工夫。若只管说，不过一二日，都说尽了，只是工夫难。”我对“自己份上做功夫”的理解是：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从自己出发去读书、去探索。学生不要总是等教师给你公布“标准答案”，教师也不要喋喋不休做“布道”的传教士，更不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真正的教育讲到底是自我教育，清人有对联云：“一人知己亦已矣，毕生自修无尽期”其实是应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虽然对现代人来说什么“古之学者为己”有点迂阔，其实还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