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心比心：现代文阅读教学之我见

林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翟兄好！一直听说你在中学语文教学与研究方面有一定地位，也与中学语文有些渊源。借着这次访谈的机会，我想请你详细说一说，作为一位一流大学中文系教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你是如何与中学语文结缘的？

翟业军：我2004年6月博士毕业，旋即留校，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2016年底入职浙江大学中文系。一开始，我跟中学语文毫无关系，只是在每年高考作文题揭晓时，照例随大流调侃几句而已。直到2012年，我实质性地参与一些工作，一下子持续很多年，这才不得不把中学语文当作严肃的对象来看待，而且，持续的时间越久，严肃的程度就越深，以至于经常大动肝火。我真切地觉得，中学语文的教、学、考太重要了，比我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重要很多，因为学术研究不过是曲高和寡寂寞的事业，而中学语文不单会抽象化为各种考试，特别是中高考的巨大分值，更关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生命的长养——我们从一篇篇课文中学习如何娴熟地使用母语，更懂得了什么是正义、羞耻，乃至生死本身。可惜的是，中学语文从教到学再到考，都出了很多问题，说是“病入膏肓”都不为过。

林玮：看到你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迫切地想知道，你觉得中学语文的教、学、考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翟业军：是一种系统性失衡，很难在一次访谈中说清楚，而且有些问题也不能说、不好说，特别是事关考的方面。大家都清楚，考是教和学的指挥棒，教和学上再怎么琢磨、研究，最终还是抵不过一张试卷的巨大威力。这次访谈，我想从现代文阅读说起，能说多少是多少，你觉得如何？之所以从现代文阅读说起，一来是因为这是我的研究方向;二来是因为拿到一份语文试卷，大家最困惑、心里最没底的部分一定是现代文阅读——文本的每一个字都认识，组合到一起去，就是不明白说的是什么。

林玮：好的，如果从现代文阅读再能生发出另一些话题，比如作文，就更好了。你觉得现代文阅读存在哪些问题呢？

翟业军：先举几个我经历过的例子吧。有一年，我们问了这么一个问题。鲁迅《故乡》是小学、中学都要学的篇目，它的结尾非常有名，就是“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大家往往忽略了，就在这句话之前，鲁迅写道，“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因为希望不过是自己“手制的偶像”，就像闰土一定需要烛台和香炉一样。那么，从想到希望感到害怕，到只要走的人多就成了路，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说明鲁迅什么样的心态？考完后，拿到试卷分析，我感到很黯然，因为这是一道4分的题目，而考生的平均得分不到1分。也就是说，这道题目成了废题，因为大家都答错了，根本没有区分度可言。命题者当然应该自责、自问：题目是不是出得太难，脱离了中学的教学实际？但是，中学语文老师们更需要反省：真的很难，难到大家都不懂、都无从下笔的程度了？如果并没有这么难，那么，是不是教学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道题。从想到希望感到害怕，因为希望不过是偶像崇拜这样极度的悲观、绝望，到“世界上一定会有路”这种无上的乐观、开朗，当然是一种自我转折，或者否定，只要写出转折、否定或者类似的关键词，2分就到手了。但是，学生就是不会写，其实是不敢写，因为他们觉得，伟大如鲁迅，怎么可能否定自己？否定是一个多么可怕、不祥的词汇啊！学生是如是感受，就是教学的问题了。是老师一再地告诉学生，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而没有深一步去剖析，伟大的灵魂一定是矛盾、冲突、否定的，疼痛犹如动物在蜕皮、脱壳，而《故乡》结尾正是矛盾、冲突、否定的绝佳例证。学生接受了一个平面、庸俗、僵化的伟大鲁迅，就不敢朝转折、否定的方向去思考。假设一下，如果没有一个被不断灌输的“前见”放在那里，与这道题直接相见，他们难道看不出这里的转折、否定关系？这道题目的第二问，我承认太深了，超出学生认知的可能，不过，考试的功能之一就是选拔，没有难题，如何选拔？设问的思路是带着学生在第一问的基础之上去思索：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重转折，是因为作为一个敏感的生命个体、一个忧愤深广的知识分子，鲁迅深知这个世界是不会好起来的，希望不过是自我麻醉。但是，作为一个启蒙者，他必须“听将令”，必须给他的读者和试图启蒙的对象们以希望、以光明。至此，答案水落石出：这一重转折揭示出鲁迅的启蒙者心态。如果对鲁迅有更多的了解，就会知道，《故乡》出自《呐喊》，“呐喊”时期的鲁迅还是有所希望的，虽然他知道希望多半是虚妄，但就是有了这么一点似有若无的希望打底，他才能“呐喊”起来，这一逻辑，《呐喊·自序》说得很分明：“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到了“彷徨”时期，鲁迅愈益虚无，《彷徨》的第一篇《祝福》就是最好的说明，更不必说《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等冰冻到彻骨的篇章了。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学生掌握这些知识，但是对于语文教师，那些拥有中文系本科甚至硕、博士毕业证的科班出身者，这些知识背景却是必不可少的。

再举一例，仍旧是鲁迅。我们是这样设问的：《药》中，花白胡子等说夏瑜“发了疯了”;夏四奶奶给儿子上坟时则大声说道：“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请简要分析他们对于夏瑜态度的异同。态度之异属于送分题，因为学生很容易答出，花白胡子、红眼睛阿义等人对夏瑜是蔑视的、愤怒的，而夏四奶奶则是疼惜的、伤心的——那是她唯一的儿子啊，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不痛彻心扉？态度之同，则让学生觉得茫然：他们对夏瑜的态度怎么可能有相同处？但是，请仔细体会一下“他们冤枉了你”这句话。什么是“冤枉”？也就是说，在夏四奶奶看来，我儿子多么温顺、乖巧啊，他怎么可能是革命党，怎么可能反对大清朝、反对太后和皇上？他绝无可能干出此等坏事，你们冤枉了他，竟把他杀了。反过来推理，如果我儿子真的做出反对大清朝和太后、皇上这样的大逆不道的事体，那他就该杀，杀了他一点都不冤枉。这是一种多么痛的领悟啊：革命先驱者真是寂寞，“庸众”不懂他就算了，就连最爱他的妈妈也不懂他，不理解他的光华，她也是他一直试图唤醒却怎么也唤不醒的“庸众”啊！对于她，他同样是衷悲而疾视的：“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这样的结论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震悚、难过，却是有着扎实、绵密的文本支撑的。

《药》共分4节，从结构上说是断裂的，因为前3节写华老栓买人血馒头、华小栓吃人血馒头、众人在华家茶馆谈论人血馒头和那个不要命的“小东西”，它们是一气的，第4节却陡然跳到几个月后分外寒冷的清明时节夏四奶奶给儿子上坟。鲁迅是文学大师，当然知道小说结构的重要性，却又为何不顾结构断裂的危险，一定要写夏四奶奶上坟？我想，他就是要把她单独拎出来，做出一份沉重的宣判：哪怕是妈妈，也还是“庸众”，还是吃人血馒头的奴隶，同样需要接受启蒙。鲁迅把批判的利刃划向了亲子关系，他的批判真是彻底。我们一起来看看第四节。西关外有一条歪歪斜斜的细路，成了一道天然的界限，路的左边埋的是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则是穷人的丛冢。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设计：到了清明节上坟，左边的扫墓者肯定寥寥，如果有，就是死刑犯或者死在狱中的重刑犯的家属，此时让夏四奶奶走向左边，她该如何面对右边上坟者的目光？果然，她“三步一歇”地来了，“三步一歇”说明她的衰朽，说明儿子之死给她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忽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着她。请注意，这个“看”很要命，它代表了最世俗的态度——你儿子是一个革命党、死刑犯。就在此种“看”的逼视之下，她“踌躇”了，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最终“硬着头皮”走到儿子坟前。妈妈给儿子上坟，竟要“硬着头皮”，可见世俗的偏见真是一道刺不穿的令人绝望的厚幕，妈妈也站在厚幕的另一边，对儿子绝无理解的可能，这种隔绝无情、残酷得就像是阴阳两隔。最后，妈妈看到坟边有棵树，树上站着一只乌鸦，她不禁祈愿乌鸦能飞到坟头，因为这说明儿子的灵魂“真在这里”。一般作家大概会让乌鸦飞过去的，这样毕竟可以让妈妈做一个儿子还能显灵，他就在那个世界，他们终将在那个世界相见的好梦。鲁迅却让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箭也似的”飞去的身影，就是鲁迅对于所有“庸众”最斩钉截铁的拒绝，哪怕这个人是妈妈——亲情会软化、腐蚀一个启蒙者的意志，所以，让它走开。鲁迅比同时代其他的启蒙者走得都更远、更深、更决绝。

林玮：听你讲了两篇中学课本中鲁迅的小说，觉得真有意思，发人所未发。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你的阐释基于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背景，是很深的，跟中学教学的实际能接轨么？老师能这样教、学生能如此学么？或者换个问法：关于现代文阅读，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能否把你的方法论跟读者朋友们分享一下？

翟业军：我始终觉得，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存在着一个大误解，就是学生还小，没什么生活经验，领悟能力也不够，不能讲太深，他们听不懂。跟中学老师交流时，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只要听到，我就会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说法是错的，出自一种由来已久的惰性：自己吃老本，依赖参考书，不愿朝文本深处走，只好把责任推给学生。殊不知学生是没有什么束缚的，老师只要不拿自己的“前见”和“成见”去束缚他们，让他们本着自己的一颗心，去接近和理解作者的心、人物的心，将心比心，人同此心，不知不觉中，他们就会走得很远、很深，甚至能最终走出一个自己来——每个人的自己不是现成的、放在那里的，而是需要自己去寻找、去创造的。如果这也是一种方法的话，我愿意称之为“将心比心”法。将心比心不依附于高深的理论，只需要学生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朝着文本所提示的路径，一步步地深入下去，而老师所需要做、所能做的，只是在“林中路”上设置一个个路标，然后与学生一起走下去。我想，这才是唯一真实也是最美妙的教学相长吧！

将心比心，说起来挺抽象，还是举几个例子吧。以前的初中语文课本选了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后来换成了《昆明的雨》。我不知道编者为什么作出这种令人迷乱的替换，因为《昆明的雨》所呈现出来的“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的境界不是初中生所能理解的，而《端午的鸭蛋》初读很浅易，容易进入，却可以越走越深，最终给阅读者带来一场最动人的人道主义洗礼。我不太清楚大家是怎么理解和教授《端午的鸭蛋》的，如果让我来给初中生上这篇课文的话，我会牢牢抓住一句话，然后一路追问下去。哪句话呢？就是“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我会问学生：你有可能觉得鸭蛋太好看了，因此把它当作自己心爱的饰物吗？学生的回答大概是不会，因为鸭蛋太寻常了，超市里一堆堆的，又很便宜。继续问：那么，为什么那时候的小孩子爱鸭蛋如珍宝？学生不难答出：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只能是它稀罕。稀罕不是说高邮很少见到鸭蛋，高邮是鸭蛋之乡啊，而是说那时候的高邮人太穷了，鸭蛋要卖钱，换取柴米油盐和孩子们的学费，哪里能平白无故就吃了呢？一年中唯有端午这一天，孩子们可以拥有自己的鸭蛋，一只完完整整的，不必担心任何人跟他分享的鸭蛋，他既可以把它装进丝线结成的络子，挂在脖子上，也可以几口就把它吃了，真是欢恣啊！可是仔细想想，又会发现，欢恣竟是如此卑微，因为只有在绝对贫穷的底色之上，一只鸭蛋才会引发无上的欢恣。于是，欢恣不过就是悲哀，越是欢恣越是悲哀。当学生领会到这一层的时候，他们对于穷人就不只是怜悯，而是充满着忧伤，一种觉得大家都不应该如此，只要有人如此我就很难过，我好像再也不会快乐起来的忧伤。要知道，忧伤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净化。此时，老师如果行有余力的话，还应该带着学生一起把课文放到本来的语境里去。只要翻一下汪曾祺全集、选集就会发现，《端午的鸭蛋》是系列散文《故乡的食物》中的一篇，系列中的其他篇章所写的都是跟鸭蛋差不多的，非常便宜且实在说不上好吃的卑贱食物，比如炒米、焦屑、咸菜茨菇汤。之所以写它们，一再地写它们，是因为小户人家只吃得起它们，它们支撑着小户人家稳稳地渡过艰辛、贫困的岁月，它们实在是“小户人家的恩物”。也就是说，写鸭蛋等寻常食物，就是在写、在赞美寻常百姓活的艰辛和韧劲，这不就是最美好的人道主义？系列散文一开始，汪曾祺引《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这段引文，特别是“暖老温贫”四个字，就是整个系列散文的“题眼”，汪曾祺的写作就像炒米、酱姜一样，是一种“暖老温贫之具”——在这里，书写与书写的对象达成了统一，它们就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