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杂志中叶圣陶的阅读教学思想举隅

叶圣陶的阅读教学思想对语文教育界影响深远。迄今，已有研究者从叶圣陶本身出发，对其教育背景、编辑背景、作家背景等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如若细究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的生成，我们就会发现，在他担任民国时期的综合型读物《中学生》杂志的编辑时，其阅读教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而研究叶圣陶的阅读教学思想，不应忽略掉《中学生》杂志的存在。基于此，笔者尝试回到《中学生》杂志中，去探究叶圣陶的阅读教学思想，并纵向延伸至其他时期，以深化对《中学生》杂志的相关研究及叶圣陶阅读教学思想研究。

一、阅读教学：国文科的重要项目

“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1]出自《中学生》杂志创刊词的这句话，显示出杂志编辑者对中学生所学的各门课程有着同样的关注热诚。验诸该刊各期设置的栏目，旨在为中学教育提供辅导与便利者的确处处可见。然而事实上，“文心”“文章病院”“精读举隅”等这些精彩频现的栏目均关乎国文学科。仅从这个意义上似乎也可以说，《中学生》杂志对于国文科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视。其实不仅如此。在1930年代，白话在国文教学中曾稍稍占据上风，以至于一些中学生所写的“白话信”，让那些认为文言文更高级的教育家们也觉得有“真率的风气”，而这“是他们所及不来的”[2]。然而，内心偏向于卫护文言正统地位的教育家们，由此认定“写不通文言文，甚而至于连不通的文言文也写不来”[3]的中学生们国文水平程度大为降低，认为没有多选文言文且“不能选那最精粹的代表作”[4]的国文教材难辞其咎，从而主张要重新编选国文教材，宜选入《论语》、六朝文、《太上感应篇》甚至关于岳飞戚继光等人的传说。为此，作为编辑、国文教员的叶圣陶，在其主持的《中学生》上首先提出这一现象，发起讨论并辨析是非，在国文科的目的、国文科的阅读教学等问题上，发表了真知灼见。

关于“中学生国文水平程度低落”问题的讨论，由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第29期上的《国文科的目的》一文提出。叶圣陶关注到了前述教育家的言辞，认为他们叹息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是值得重视的现象。但和那些人不同，叶圣陶首先就问“国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随即回答说是“整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与写作的教养”，也就是应涵括“‘养成阅读能力’，‘养成写作能力’两项”[5]。他不仅点出了国文科的目的，还说到中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非课外多看书籍不可”，强调的是“课外”大量阅读而非“课内”死读教材，故而，讨论教材选多少文言文、选何种文言文均无关大局。

叶圣陶细究阅读对象而得出的迥异的结论，在他后续面对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论者发言时依然存在。比如，1934年11月，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吗》这篇“卷头言”中，叶圣陶再次批评“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论调，认为要判别中学生国文程度“行”与“不行”，不能“只在写作这个项目上着眼”，还应看阅读，因为“阅读总是国文科的一个重要项目”[6]。与向教育家们寻求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同，叶圣陶在该文末尾转而面向中学生诸君发言。他说：“如果有什么困难或者希求，大家提出来共同讨论，才可以解决低落不低落的问题，才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学生诸君的国文程度。”[7]也就是说，“中学生诸君”自己才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合适的人选。

叶圣陶的呼吁很快就得到了“中学生诸君”的回应，于是《中学生》第51期上刊载了八篇文章以讨论“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问题。这八篇发言有以下特点：首先，他们对国文科的目的认识清楚。例如，高邺中学的邵舜琴认为国文科须“养成中学生阅读与写作的能力”，要让学生在学习国文科之后“应对生活上实际的需要”[8]。其次，在阅读材料的选取上，学生认为教材选文大多为“经世名篇”，阅读这些选文就是要从中汲取出大道理，对他们来说枯燥乏味，没有了阅读自由。叶圣陶在《读了〈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中道出，其实“阅读的材料却不必要名篇，只要内容形式都没有毛病就行”[9]。最后，在国文考试制度上，周渺认为应付会考的文章被拉来作为判定中学生国文程度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中学生国文程度水平不应只看重考试成绩。由此可见，这八篇稿子虽没讨论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但已从国文科目的、阅读材料以及考试制度上做出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继学生激烈地讨论“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之后，杂志社又陆续收到学生的来稿，杂志的第54期又选刊了6篇文章。但遗憾的是仍没有教师参与，故而叶圣陶在卷头言《再读〈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中希望老师们能参与讨论：“使我们的读者也听听教师方面的意见”[10]。随后，就有孟起、王忍、劬髯三位响应号召，写来文章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对于他们的加入，叶圣陶欣喜万分，特意用“欢迎国文教师的意见”[11]为他们在第55期的“卷头言”命名，并在此文中总结了三位老师的精彩发言。孟起先生认为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责任，需要让决定“中等学校国文教学大计的先生们和国文教师负起”[12]，因为他们导致了国文教学犹如“狭的笼”。在这狭窄的笼里，“读物”这一“中学生学习国文所仰给的滋养物”，在现实中存在“选材的标准”的偏差。王忍先生针对增加教材中文言文所占分量以提高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说法持明显的质疑态度[13]。劬髯先生提出了三点意见，其中谈到阅读与写作的问题。他提到“作文便是使用工具的技能，阅读所得便是储蓄的原料”，因此，他提倡“自由阅读”，即“正式选文外加读物介绍”[14]。谈到选文问题，他个人认为“全采大众化的文字”，但他也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认为“‘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作品，还有颠倒执拗的直译欧化文字，还有古气盎然的载道文字”，也需要采用以“应付环境”[15]。对于这三位国文教师的文章，叶圣陶在倍感欣慰之余，也对中国国文教育的“狭的笼”而心痛不已。

由此不难看出，对于中学生国文程度是否低落的问题，要得出准确的结论颇不容易。但经由这些讨论我们可以见出，《中学生》杂志对国文科、阅读教学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对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因叶圣陶在杂志中组织了对“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问题的讨论，学生以及教师才能在此平台上交流，发表意见，反思国文科存在的问题，审视阅读教学的重要性。

二、阅读教学目标：培养阅读的能力与习惯

关于阅读教学的目标，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中未形成完全鲜明的观点，更多是一种描述性的话语。在1941年第37期发表的《国文随谈》第一部分“从国文课程标准谈起”中，叶圣陶说：“国文课程标准是要得的”[16]，可见他基本认同当时已问世的《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由此他认为，教师如果能遵守此标准教学，学生能遵从教师的教学认真学习，“学生的国文程度绝不会差到不成话的地步”[17]。而关于阅读的具体目标，叶圣陶分初中、高中两个层次来进行解读。

初中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养成了解一般文言文之能力”[18]，因此初中教材选取了一定量的“一般文言文”让学生读。叶圣陶猜想初中要学生阅读“一般文言文”，“大概因为现在的报纸、公文与书信之类还有应用文言的”[19]。如果这些应用类文体及参考书都用了语体文，初中自然不必阅读“一般文言文”。叶圣陶认为，“教育虽不该完全脱离现实，也不能太过于迁就现实”[20]，不应为了适应当前的情形，去加重中学生在文字学习方面的负担。由此可看出，他对于初中生过多阅读“一般文言文”持有保留意见。

高中课程标准要求“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21]。叶圣陶认为，“读解古书”与“欣赏文学名著”受“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22]这一目标的影响。但是，“读解古书”并不是了解“固有文化”的唯一途径，“读解古书”要花费学生的大量时间与精力，还不一定能读解明白，因此并非绝对必需。基于此，叶圣陶在《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才有了“‘古书’两字似乎应当去掉”[23]的表述。至于“欣赏文学名著”这一点，叶圣陶认为应该“阅读它本身”，因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拆不开来”[24]。结合叶圣陶强调的“对于本国文学有一种欣赏的训练，实在是必需的”[25]这句话，我们可总结出，叶圣陶认为阅读教学的目标应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内容及其形式的能力。

上述分析是基于叶老在《中学生》杂志中的阐述，但他的阅读教学思想在不断发展。在1941年发表于《文史教学》创刊号的《论国文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中，叶圣陶直接提炼出了国文教学的目标：“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章的技能。”[26]在这三条更具有理论性特征的表达中，前两条都关乎阅读：第一条强调阅读习惯的养成，第二条可理解为培养一种阅读的欣赏能力。在此文中，叶圣陶还继续谈到养成阅读习惯的方法：“所谓阅读书籍的习惯，并不是什么难能的事，只是能够按照读物的性质作适当的处理而已。”[27]学生需要养成这种处理读物的习惯，有了这样的习惯将会一辈子受用。由此可看出，叶圣陶在总体上倾向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与“习惯”。诚如他自己在《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中所说：“教育的本旨原来如此，养成能力，养成习惯，使学生终生以之。”[28]于国文教学而言，阅读教学的目标就是训练学生欣赏文学内容与形式的能力，帮助学生养成一种良好阅读的习惯。

在《中学生》杂志中，叶圣陶用描述性的话语对国文课程标准中的阅读教学目标进行分析，认为阅读教学的目标主要体现在阅读能力的培养上，而这能力具体指欣赏文学的内容及其形式的能力。随后，叶圣陶提出了更具理论特征的阅读教学目标，指出除了培养阅读能力外，还要让学生养成阅读的习惯。故而，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中对阅读教学目标的表述，为他后来发展其阅读教学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三、阅读教学实施途径：精读教学与略读教学

在叶圣陶成熟的阅读教学思想体系中，阅读教学实施途径主要包括两种方式：精读教学与略读教学。1943年，叶圣陶与朱自清合著出版了《精读指导举隅》与《略读指导举隅》，这表明叶圣陶的精读教学与略读教学思想已较为成熟。但这一思想的成熟，离不开此前他为《中学生》撰写数篇阅读教学文章的思考，尤其是他编辑《文心》、撰写相关文章的思考。在《文心》发表的32篇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故事性小短文中，讨论阅读的文章共计13篇，体现了此期叶圣陶对精读与略读的基本思考。因此，下面的论述将结合《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以及《文心》等来展开。

关于精读教学。“叶圣陶认为，‘精读’分为预习、课内指导、练习三个部分。”[29]在具体文本中，叶圣陶曾从多个方面加以阐释。

首先是预习。在《文心》的《忽然做了大人》中，王老师让学生上课前先预习《秋夜》。回家后，乐华与大文先是默读全文，将自己不曾见过的字圈点勾画出，随后再逐一查明意思，但这样一番操作后，仍对课文中很多地方感到莫名其妙。于是周叔给他们解释，因他们各方面的经历未到作者鲁迅的程度，所以理解不了文章。然后周叔带着两人切身感受了秋天的夜晚，将自己的实际体验转化为阅读经验才初步理解这篇文章。由此推及，叶圣陶认为的预习，不仅是让学生预习生字词，还要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预先感受文章，从文字中收获经验，让学生代入自己是大人或古人的角色去预习文章。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学生提前参与到了文本中去，让学生找到阅读的兴趣所在。如果没有课前预习这一步，学生就会被动地接受教师上课所灌输的一切知识;没有自己提前思考过的痕迹，也就感受不到阅读文章的乐趣，对于培养阅读能力及习惯都是不利的。除此之外，叶圣陶在《精读指导举隅》中，还补充了考查学生预习程度的方法，便是在上课时让学生通读文章，以检查学生对文字理解与否。

其次是课内指导。在《文心》的《方块字》中，王先生在课堂讲解选文时，采取学生主动学习的方式，教师只处于指导的地位。上课过程中，教师需在学生遇到问题时，在旁提问引导，学生自由回答后，老师再加以补充，形成一种活跃的课堂氛围。但值得注意的是，叶老在1940年发表的《国文随谈》的第二部分“谈谈实施情形”中谈到了文言文阅读教学误区：“教师把共同工作误认为作单独工作，又把单独工作的范围限得很窄，于是学生只有静听译文言的份儿。”[30]此处的“共同工作”指的是学生与教师共同参与的学习活动，换言之，逐字讲解文言文不可作为教师一项单独的教学任务，要让学生也参与其中。因此叶老认为课内指导的教学方法，应是“如寻常集会那样的讨论，教师仿佛集会的主席”[31]，教师作为主席组织学生参与课堂活动中。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抓住引导的时机，把握课堂的节奏，鼓励学生积极发表自己的想法。这正与我们如今倡导的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