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时间观

中国读书人从来惜时，王贞白《白鹿洞二首·其一》中有名句“一寸光阴一寸金”，朱熹在《偶成》中隔着时空应和“一寸光阴不可轻”，杜荀鹤在《题弟侄书堂》中也写道“莫向光阴惰寸功”。古人如此，近代诸多教授、师者更是“上承传统，下启新风”，以点滴时间呈现出万千气象。

程郁缀曾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白天要全身心投入冗杂的行政事务，备课和写作只能利用“三余”时间。“三余”之说是程教授自己总结的：夜晚乃一日之余，双休日乃一周之余，寒暑假乃学期之余。他将书斋命名为“三余斋”，还说：“退休乃人生之余，到时候改名‘四余斋’。”

梁漱溟教授不仅学问精深，扶持后辈之心也炽诚如火。对来访求教者，无论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鞠躬揖别，既不吝惜时间，又不吝赐教。随着年岁越来越大，他不得不在门上贴出手书的“敬告来访宾客”字条：“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拜访者细看，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梁先生后来加上去的，不禁感叹：“先生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曾执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出了名的惜时如金。他早年每日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每天要写作数千字。他外出拜访朋友，必定带上手稿和笔纸，如果朋友不在家，需要等待，他就干脆坐在朋友家誊抄稿子。有时因事耽误一天没有读书写字，他便觉得这一日白活了。因太过劳累，往往数月或一年下来，他总要病一场，但他戏称生病是“纳税”，心甘情愿以数日之病换得一年之工作时间。

“一个人的生命不是用时间计算的，而是用质量。”这是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刘浦江教授的座右铭。他践行这一座右铭到了极致，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做学问、带学生。他说：“为了能够做好学术事业，宁愿少活10年。”一语成谶，的他因积劳成疾，逝世时年仅54岁。在离世前的病榻上，他抱着改了一半的学生论文，竟是满怀歉意。

傅斯年先生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关于时间，他有句名言：“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他去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里有口“傅钟”，每次上下课只响21声。

时间观其实就是天地观、世界观、生命观。无论是古时诗人，还是近代学者，都在向后世言传身教：你把时间花在哪里，人生的收成和境界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