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诗心文化魂

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

蜀道移根销绛颊，吴妆流眄伴黄昏。

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

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

一九三五年春，陈寅恪到清华大学附近的吴家花园观赏海棠，写下了这首诗。在诗的颈联下，他手书自注：“李德裕谓凡花木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历来论者都认为，这首诗不是简单的游春赏花一时乘兴而作，也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含有某种深意。但其深意是什么，又有多种说法。

一

《陈寅恪诗集》注明，这首诗“录自作者书赠吴宓（雨僧）手稿”。而吴宓则在手稿后附注：“寅恪此二诗，用海棠典故（如苏东坡诗）而实感伤国事世局（其一即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书里之内容——‘二万五千里长征’）。初未咏题此园，或应酬吴氏也。”

胡文辉在《陈寅恪诗笺释》（以下简称《笺释》）一书中，对这首诗提出了两个释读方向：一是沿用吴宓附注指向，系谈论红军长征和共产主义运动；二是“古典文学伤春传统的延伸，亦带有指喻中国及其传统文化春事阑珊之意”。《笺释》认为“吴宓谓此诗写红军长征”的说法不确，但仍将诗“理解为涉及共产党的动态”，并冠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先谈一个总的看法。我认为，《笺释》否定吴宓所提系指“红军长征”一说是对的，但《笺释》仍以“喻共产党事”解释本诗，则远离了诗的真旨。其第二种解释方向——“指喻中国及其传统文化春事阑珊”，恰是本诗真意所关。可惜的是，《笺释》虽然列举了作者有关联的十二首诗，同时谈到俞樾“花落春犹在”和陈宝琛、王国维、吴宓等诸家在同一主题下的诗作，但仅停留在列举和存此一说的层面，对详解全诗的句义关联和丰富蕴义仍有未发之覆，距离句义帖然无间、犁然有当于人心的解诗之境，仍然未达一间。

既然这是首谈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我们就有必要先探寻一下陈寅恪的文化思想。

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谈到，陈寅恪在审查他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时，也谈及自身的学术工作、思想取向，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他解释这句话时，引用一则典故：

据传说，俞樾应会试考试，试卷中有一句诗“花落春仍在”，大为曾国藩所赏识，得以中式，俞樾因名其所居曰“春在堂”。……曾国藩之所以赏识这句诗，当亦别有所感：“西学为用”，中学的地盘必有许多为西学占据者，此乃“花落”也；但“中学为体”，则乃“春仍在”也。

冯友兰称，曾国藩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和工艺为中国传统文化服务，但始终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实即儒家文化）为主体。这就是所谓咸丰、同治之世思想。按照曾国藩对“花落春犹在”的理解，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代表了整个春天，而其中具体的某些学说、观点，则像是一朵一朵的花。本土文化的花朵可以凋落，外来的花朵也可以引入中国，只要中国儒家文化（春天）没有被消灭和替换，中国文化就还有希望。俞樾、曾国藩乃至张之洞的观点，代表了中国近代士人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早期看法。此后，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既有全盘西化的主张，也有保守复古的现象，在这两端之间，更呈现着丰富的思想光谱。

在冯友兰上述所说的审查报告中，陈寅恪抛开书稿本身，详尽讨论了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移植引进，及其与中国本土文化相抵相容、适应形变的过程，并预言了中国主体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外来文化，陈寅恪认为，其要想在中国延续，必须在性质与环境方面进行变易。他说，佛教思想“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难保持”。即便像玄奘曾想忠实不变地引进的佛教唯识论观点，也只能震动一时人心，最终归于消沉歇绝。“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对中国本土文化，陈寅恪则认为，要想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得以保存和重新确立为中国主体文化，则必须充分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同时坚持本民族的立场。道教对外来的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这便是“道教之新精神”。而儒家也循着一样的途径，创造出了新儒家学说（理学），作为主文化思想在中国盛行上千年，这是“新儒家之旧途径”。

据此，陈寅恪展望了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猛烈冲击、已经衰颓不堪的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方向，得出结论：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自然是两面俱到的话，但陈寅恪真正要表达的却是后者，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反对全盘西化。有人因此称他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者，但更了解他的人（如吴宓）则称他为“中国文化本土论”者。虽然前者符合他的夫子自道，但无疑后者才是他思想的真正本色。

二

按照陈寅恪先生上述文化思考，这首诗的内蕴意涵就立刻浮上诗句表面。

首先，诗的颔联“蜀道移根销绛颊，吴妆流眄伴黄昏”，前一句可以理解为拿海棠这种外来花木迁移引植为喻，指引进外来文化需要进行形态、精神的适应性改造。后句则指经过中国化的外来花木（文化）未来可以成为中国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若将“伴黄昏”解释为中国本土文化迟暮衰颓，甚至即将进入黑夜，也是可以的。

其颈联“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前一句直接使用俞樾“花落春犹在”的比喻，是说中国本土文化（春天）已经迟暮，甚至行将消亡。后一句是指，指望于海外输入的西方文化，无法温暖中国文化曾经繁华和再造辉煌的梦想。他特意注上“花木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也恰是要点明此意。

明白了这两联的意思，首联“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和尾联“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含义就很清楚了：诗人从盛开的海棠联想到中国本土文化的衰落，产生了深深的遗憾伤神。诗无达诂，但不能无正解。找到诗的题眼，全诗的义解就会自动呈现出来，一切费解晦涩也就变成直白晓畅，就不会再将“蜀道移根销绛颊”牵强附会地硬解释成“以海棠移植后红色转淡比喻共产主义赤潮的低落”了。

但是，若以为理解到此便彻底弄明白了整首诗的意蕴，则又浅矣。应该说，理解到这里，对本诗只是挨着个边儿而已。

俗语说，魔鬼在细节里。本诗首句“此生遗恨塞乾坤”，初看直白晓畅，细察则另有蹊跷之处：一是“塞乾坤”三个字，是否过于夸张？二是中国文化之危机是整个民族的公共危机，作者为何要强调是他个人的“此生遗恨”？

第二个问题容后再讲，这里先说“塞乾坤”的问题。

写诗难免夸张，但真正的好诗也极讲分寸。诗家之炼句，史家之精准，文化学者之逻辑，都不容许我们简单地把自己读不通的句子当作夸张。陈寅恪擅长以诗证史，他对诗的精准性有着过人的理解和追求。所以，他写诗虽常带悲情，但夸张和渲染都是有分寸的。

如果说某种遗憾大到充塞宇宙，那肯定不是小事，也不能是一般的大事。因此这里的“遗恨”绝不能理解成没有实质内容的伤春悲秋，也不会指他个人和家族的遭遇以及他经历的其他事件（如王国维自杀等）。这些事不管多大，都够不上“塞乾坤”的程度。

如果“遗恨”是指国家民族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生存，大体上是说得通的。原因在于，如果说俞樾当年写下“花落春犹在”时尚有几分文化自信，而过了五十年后，中国本土文化却似要走到尽头了。一个内心传承着强烈文化使命的学者，亲眼看到国家民族陷入危境、哺育民族的文化传统即将凋亡，其感伤心情自非寻常。

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写作审查报告的一九三二年，陈寅恪尚能不失乐观地展望中国本土文化经过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改造仍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具有主体地位的独立文化体系，怎么短短三年后，他就转而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没有未来，面临覆灭的命运呢？

这就要回到作者的时代。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不断加快，他生活的北平正处于日本侵华的前沿。从现存的写于一九三一年末和一九三二年春的两首诗来看，陈寅恪感叹过东北美丽国土沦丧敌手（“曼殊佛土已成尘”），设想过像陆机写总结吴国亡国原因的《辨亡论》一样写出自己的救亡之策（“欲著辨亡还阁笔”），仿佛听到晋代南渡士人对泣新亭的哭声（“也无人对泣新亭”），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看着盛开的海棠花，联想到祖辈对“花落春犹在”的文化自信，想到自己曾推演过的一面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一面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文化复兴之路，再想到日益迫近的亡国灭种的民族浩劫，以及“亡其国而灭其种，毁其史而断其文”的黑暗前景，“此生遗憾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就是没有半点夸张、至为直白的写实了。

这里还要插写一句。从“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早期阶段，陈寅恪对抗战前途一直比较悲观，多次流露亡国之忧。直到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和反法西斯国家对日宣战，他才放下亡国灭种的深忧，对中国文化前途的看法也发生改变，并反映在他的诗作中。一九四二年元旦，“珍珠港事件”不久，他被困香港，沦陷敌伪，可是他的诗却洋溢出少见的光明与乐观——“寂寞盆花也自开，移根犹忆手亲栽。云昏雾湿春仍好，金蹶元兴梦未回”，这首诗同样讲到花木移植和春天的感受，但其乐观心态与一九三五年的海棠诗适成对比。虽然像历史上南宋联元灭金那样的形势还看不到，但实力对比和战争格局已经逆转、中国的抗战前景光明，所以中国文化也就“云昏雾湿春仍好”，这与“寻春只博来迟悔”也适成对比。一九四三年，在又一次谈及中国文化时，他也回到此前的判断上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这也同一九三五年适成对比。

还回到这首海棠诗。面对即将到来的民族浩劫，陈寅恪没有仅仅停留在伤感之中。他的家庭自祖父以来三代人都曾为国家强盛而奋力一搏。同他的知心师友如梁启超、王国维一样，他的内心也潜藏着“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的自我意识，有着“吾侪所学关天意”和“文化神州寄一身”（化用其挽王国维诗中“文化神州丧一身”之句）的文化自觉。他对国家民族和中国文化可能被消灭的黑暗前景既不会淡漠无视，也不会痛哭了之。他要以一个学者的职责，做出自己的努力和奉献。这个想法作者也写进了诗里。诗从首联的伤心断魂，到颔联和颈联对中西文化发展的深沉思考，在尾联他明确表示自己是欲有所为的——“欲折繁枝”。如同吟花感春实际上是谈中国文化的危机与未来，“欲折繁枝”也是要为中国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而有所作为。

那么，陈寅恪做了些什么？他的忠实学生蒋天枢观察到：“先生自辛未以来，对唐史和唐代诗文，用力特勤。”（《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他本人则回忆说：“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之内，故又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朱延丰突厥通考〉序》， 一九四三）也就是说，一九三一年（辛未年）以后，他舍弃了对多种语言文献和边疆中亚史事的研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唐史和唐代诗文上来，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学术转折。

陈寅恪曾说过，一时代必有一时代的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谓之预流，否则谓之未入流。不无惋惜的是，他从国际显学退回到门槛不高的禹域旧学，从“预流”退回到“未入流”，从绚烂耀眼归于平淡深刻，这当然是他“损之又损，捐弃故技”的个人牺牲，也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代价。

至于他此番取舍之后的结果，则集中体现在完成于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二年的两部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著作当然水平很高，史学贡献极大，但这只是表象。从表面上看，他是在研究典章制度和政治演变，实际上他研究的是自西晋五胡乱华以来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演变的过程。史学界普遍承认他的著作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但很少有人能认识到他史学研究下的文化抱负和文化贡献，即探索“民族文化在外来冲击之下如何变异、如何保存、如何再造重生”的历史规律，为劫难当前的中国主体文化保存和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