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教师非教学工作负担的境遇及其调适策略

［摘要］ “双减”政策在给学生及其家长减负的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系列要求和挑战。繁重琐碎的非教学工作，导致目前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主要表现为非教学工作时间延长、内容更杂、强度增大，损害教师身心健康，降低学校教学质量，阻碍地区教育水平的提升。其主要原因是某些地方一刀切政策，社会期待值过高，学校僵化式管理，教师角色化超载等。为此，要厘清教师职责范畴，营造尊师性氛围，注重民主化管理，强化专业性发展。

［关键词］ “双减”；非教学工作；教师负担

2019年12月，《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指出：“必须牢固树立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的理念，切实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这表明额外负担已经打扰到了中小学教师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在为学生和家长减负的同时，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大的挑战，教师群体将面临更多任务、更大负担。“双减”政策下，教师要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对作业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设计，要因材施教、分层引导，发挥创造性，在课后服务中开发满足学生个性需求的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教师各方面能力的提高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静心地琢磨并认真落实政策要求。然而，“来自非教育教学工作的‘打扰’，让教师成为忙前忙后、任人指使的转盘珠子，既分散了本应集中在教育教学上的精力，更无暇关注自身的专业化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减”政策的切实落地。因此，为保障教师潜心教学并关注自身专业发展，确保给学生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厘清教师非教学工作负担的现实境遇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调适策略十分重要。

一、教师非教学工作负担的现状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教师的工作内容和形式发生了许多实质性的变化，工作压力也随之增大。各项非教学工作占用教师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不仅阻碍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双减”政策施行实效，也不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非教学工作时间延长，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需要担任“5+2”课后服务模式的主要实施者工作。调查发现，由于增加了课后服务、假期托管等任务，不少一线教师每天的在岗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较“双减”政策前明显延长。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课后辅导等常规的教学任务使得教师工作充实有序，纪律管理、品行监督、与学生沟通交流等让教师的日常生活更加忙碌，教师的周总工作平均达到48.91小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周工作时间。教育教学是教师的本职工作，教学任务理应放在学校及教师工作的核心位置。然而，教师“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教师劳动不同于一般的体力劳动，具有连续性和广延性的特点。任务的繁杂导致教师的工作是“全天候”的，每天下班后还要继续完成学校领导布置的与教学无关的琐碎事务，回复学生家长的电话及信息，能够静下心来用于自主学习和自身专业发展的时间所剩无几。

（二）非教学工作内容更杂，各主体要求不一致

据调查，76.82%的教师认为“双减”政策实施后其工作量增加。“双减”背景下推行的“5+2”课后服务模式旨在利用课后时间提供多样化的活动与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减轻家长的接送压力和经济压力，但也不可避免地给教师带来更多的工作任务。教师需要用本该休息的时间轮流看班、值班，要看管学生的午餐和午休，保障学生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全，还要在放学后开展多种多样的课后活动，助力学生个性化成长。教师“不仅需要完成教学工作，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校’源性工作及‘社’源性工作”。一是各级政府经常会向教育系统摊派各种任务，分配到学校的任务将由教师执行。二是教师要充当家校合作的桥梁。面对学生，教师既要保证其课堂学习的质量，也要精心照顾其在校期间的身心健康，妥善处理一些突发事件。面对家长，教师不仅要主动沟通学生在校期间的日常表现，还要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帮助学生家长缓解由“双减”带来的有关成绩变化的焦虑，指导他们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三是教师在社会重大事件发生时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如监督学生每天进行健康监测与打卡，及时上报、更新学生及其家庭成员的行程轨迹等。

（三）非教学工作强度增大，极易导致身心俱疲

工作强度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工作量的多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工作强度：一是主观感觉，即劳动者主观感受到的紧张性、疲劳性和痛苦性；二是劳动过程所完成的工作量密度。“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教师时间的有限性与工作负担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教师的压力来源所占比重依次是安全责任大（82.6%）、班级管理任务重（80.1%）、工作时间延长（79.4%）、事务性工作（如填写报表、收餐费、统计信息等）太多（74.7%）。各项任务虽然琐碎，却也足以把教师压得喘不过气来。教师有时需要在同一时间段处理多项任务，手忙脚乱的状态让人精神紧绷。一方面，在开学放假或特殊活动日的时间段，学校通常会有多重任务下达，教师需要收集学生信息、整理各种表格，这类任务一般时间紧且重要性高。如果学生或家长不及时回复消息，教师只能放下手中的教学事务去打电话催促。另一方面，对上级部门的一些检查，学校领导出于管理者的角度往往要求教师为迎接检查做准备。有时，教师需要为上级的检查过程拍照留痕，在检查过后又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撰写新闻稿，进行活动总结。

二、教师非教学工作负担过重的危害

（一）损害教师身心健康，影响教师自身专业发展

“双减”政策为学生和家长减负，却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用更长的时间与更多的精力投身教育工作，长此以往，可能会以损害身心健康为代价，还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进而降低整个教师队伍的工作状态。教师群体对非教学工作普遍存在不认同甚至厌恶的态度，长期处于压抑不快的工作状态，势必会挫伤教育热情，降低从教意愿。虽然部分教师只是将教师看作一种谋生的职业，但也不乏教师抱着崇高的教育理想进入这个行业。当非教学任务牵绊自己的教学步调，耗费大量精力却无法将本职工作做到尽善尽美时，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和工作满意度会随之降低。需要认识到，非教学工作负担的束缚将教师自身专业发展的意识消磨殆尽；而失去宽松的外部环境支持，教师对专业发展也有心无力。对管理者来说，在行政事务上花费的时间较多，真正研究教学工作和关注教师成长的时间较少，对教师的引导和帮助远远不够。

（二）降低学校教学质量，损害和谐师生关系建立

教师是教育教学工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时间分配状况和精力充沛程度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业。当教师身陷琐事而疲于应付时，学校的教学质量必然会受到影响，社会大众的认同度会随之降低。此外，师生关系也会遭到破坏。一方面，教师需要兼顾教育教学及各种非教学工作，很难精心备课。倘若教师不能将一堂课完美呈现出来，或是不能及时解答学生的疑惑，就会降低学生课堂学习的质量，有损该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与形象。另一方面，教师除了教书，也要时刻牢记育人的使命，充分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心理状况和学习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性地根据每个学生实际的学习水平和兴趣所在来设计多样化的作业，展开个性化的辅导。但是课堂上短暂的相处显然无法获得这些信息，要想深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与学生“打成一片”，就需要教师在课下与学生进行深入的沟通。而教师在课余时间要辗转于繁杂的非教学任务之间，无法将本就不充裕的时间用于“走近学生”，这会阻碍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不利于育人目标的实现。

（三）教师队伍建设缓慢，阻碍地区教育水平提升

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要在尊重教师、激发起教师自我实现需要的情况下实现。然而，繁重的非教学任务导致基本的教学质量尚且很难维持，又何谈提高专业发展的水平。“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学校不免要向上级部门提供落实情况的相关材料，而这些材料的准备任务最终要由教师利用教学之余的时间完成。这种现象并非个例，各类检查评比、会议及培训通常是下发到同一地区的，该地区的学校因此产生比较和竞争。如此一来，学校给教师施加的压力更大，教师的工作量也更大。当最基本的休息都无法满足的时候，教师又怎会有精力进行自我提升，就算参加统一培训也只会草草了事，不会进行认真地反思与进取，那么整个地区的教育水平也就很难得到切实提升。

三、教师非教学工作负担产生的原因

（一）地方一刀切政策，教师职责不明确

在“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各地区及学校难免出现竞争现象，为向上级部门呈现政策落实一派良好的态势，往往选择实行一刀切管理，要求教师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行政策条目。殊不知，政策落实工作任重而道远，一味追求速度而忽视本地区、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则很容易导致“面子工程”，给教师群体徒增于教育教学和专业发展无益的非教学任务，加重教师负担。“从主体权力角度来看，各教育主体间的利益错位、权力运行的层级僭越，以及学校唯上指令的行动逻辑，成为促发中小学教师负担生成的主因。”地方政府在给学校下达督察检查等各种通知时缺乏沟通交流，有时会重复性下发任务，学校也只能选择响应上级的各种号召，将与学校教育教学无关的工作分配给教师。另外，我国《教师法》从宏观层面规定了教师的权利和义务，而教师劳动具有复杂性，加之学校对教师进行直接管理，因此学校领导往往出于学校发展的角度为本校教师分派需要做的具体事务。这就导致教师职责边界相对模糊，工作时间标准也不够明确，社会、家长、学校及教师本人对教师的责任定位就会产生分歧。尤其是“双减”之下，部分家长将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期望完全寄托于教师，甚至会对课后服务产生理解偏差，导致家庭教育功能及家长教育责任的过度转让。这是家长群体未能清楚认识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表现，给教师平添了过高要求和隐形负担。

（二）社会期待值过高，舆论压力较大

虽说“双减”政策的实施能够助推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但是在“高考定终身”“唯分数论”的时代，学校的升学率和学生的考试成绩等仍然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一现实矛盾会给教师带来如何平衡“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困扰，使之产生消极情绪与心理压力。教师在学习领会“双减”政策的同时需要向学生家长传达政策精神，若家长无法接受作业量的减少，或者尚未认识到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就会对教师产生过高期待、提出过度要求，一旦教师无法给其想要的回应就会招致误解与不满。教师被贴上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标签，人们在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歌颂教师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寄予了教师很高的期望。家长认为教师尽心尽责地教育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了校外辅导机构的“加持”，孩子没学好全都是教师的错；公众认为教师就理所当然地在各个方面做出表率，出了一点差错就应该零容忍。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网络推动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一些无良媒体的捕风捉影会将教师的过错放大化，甚至会将个别教师的行为上升到整个教师群体，以偏概全。教师兢兢业业做着本职工作的同时又要被“无形之网”束缚着，这就难免导致他们精神紧绷，有苦说不出。

（三）学校僵化式管理，教师评价单维

学校在分配任务时比例不一，有些教师如班主任除了进行教育教学外还要担任班级管理的工作，在节假日还要进行校园轮流值班，在面临督查考核或者社会事务进校园等与教学无关的工作时，也是这部分教师充当主力军，而一些教师的日常工作却较为清闲。在课后服务中，班主任的工作量明显多于其他教师，经常要处理琐碎繁杂又与教学无关的事务。比如，针对学生在学校解决午饭这一事务，就涉及填写表格、收缴餐费，以及因故未在学校吃饭学生的伙食费退费、学生安全问题、突发事件解决等。同时，校服征订、保险统计、组织订奶、疫苗接种情况统计等各种与教育教学无关的琐事、杂事也几乎均由班主任承担。另外，学校领导为了完成上级下发的任务，往往将超额的非教学工作分配给教师，而忽视了教师的实际情况。而且，传统的教师评价大多为鉴定分等和奖优罚劣服务，忽视教师的反思与改进，致使教师为了职称评定，不得不去参加各种比赛，完成对自身专业发展无益的各项任务，增加非教学工作负担。80.8%的教师赞同“除完成教学任务外，还要承担写科研论文的任务，感到很难”；89.5%的教师赞同“除教学工作外，还要花大量精力应付各级各类的检查、评估，感到很苦”。在这种“又难又苦”的心境下，工作积极性与实效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