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1+2+5”本科生学业导师育人模式研究

［摘 要］ 以研究国内外学业导师制的现状为基础，通过调查发现，我国高校学业导师存在重视程度不高、均衡发展不足、工作抓手不多、协同融合不够的问题。在社会传染理论的支撑下，提出构建“1+2+5”本科生学业导师育人模式，通过优秀群体和个人的带动引领作用，把其良好行为传染给其他人，形成传染效应，借助5支队伍的协同育人力量，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从强化责任担当、发挥组织优势、提高育人能力三个方面对该模式的实施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高等院校；学业导师；社会传染理论

［基金项目］ 2023年度云南农业大学学生工作研究专项项目“党建引领下‘1+2+5’本科生学业导师‘五育融合’模式探索与实践”（XS2022-07）；2023年度云南农业大学第二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党建引领‘1+2+5’五育融合模式构建与实践”

［作者简介］ 李春艳（1983—），女，云南泸西人，硕士，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党委副书记，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公共管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5）01-0129-04 ［收稿日期］ 2023-10-26

随着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旧的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党和人民对高等教育提出的人才培养质量要求，因此高校要更加注重对学生知识创新能力及其他各项能力的培养，在强国建设中发挥高等教育的功能优势及龙头作用。学业导师作为培养学生的主力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国外的高校通过对本科生实施学业导师制，不仅培养了出类拔萃的学生，也丰富了大学的教育模式。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学习、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实践，拓宽我国培养人才的道路。

一、学业导师制国内外研究及实施现状

从西方教育史上看，14世纪英国创办牛津大学新学院的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提出导师制的概念并用于实践，19世纪末，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进一步将原来用于研究生培养的导师制推广到本科生的培养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其他西方国家的高校仿照英国高校的经验建立学业导师制［1］。国外本科生导师制的发展相对成熟，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也比较多。1937年，英国学者Michael Linsday在受聘我国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时，开始推行导师制。1938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将本科生导师制普遍应用于本科生教育中。21世纪后，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校开始尝试实行本科生学业导师制，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国内对本科生学业导师制的研究起步较晚，以研究学业导师的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指导模式及教学模式等实证研究居多，还处在对各类高校学业导师机制的探索性研究阶段［2］。

如表1所示，学业导师制在不同国家的岗位职责有所不同，西方国家推广应用学业导师制比较早，范围比较广、制度比较健全，而国内则稍微晚了些，各项制度的完整性、推广的全面性及可行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国内高校学业导师制存在的问题

（一）重视程度不够

据了解，部分高校对学业导师制度的宣传不够到位，实施不够积极，虽然提出了政策，但是开展推动依然不够有效，督促落实不够有力，部分学生没听说过学业导师，不知道学业导师究竟是做什么的；一些二级学院对学业导师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未能把学业导师工作与其他工作同谋划、同安排、同部署、同推动、同落实，导致学业导师制度实施不到位，流于形式，浮于表面；校院两级的不重视，也会对导师本人产生消极的影响，导师本身对自己该履行的职责认识不清，从而对其工作的重视程度降低，当然有些导师是因为承担了过多的教学、科研及其他工作，导致分身乏术，难以充分关注每一个工作环节；有的学生对导师的认同感不够，双方缺乏沟通交流，导致对导师的指导和要求关注不足。总之，学校、学院、导师及学生均存在对学业导师的了解不够深入、重视程度不高的问题。

（二）均衡发展不够

各大高校情况各有不同，重视程度也各有差异，因此有的高校在人力资源、教学资源、科研资源等方面分配不均衡。有些拥有丰富教学经验和较高科研实力的学业导师，受限于资源分配，无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一些高校的学业导师数量增长满足不了学生人数的攀升，数量不足，师生比例失衡，导致选聘学业导师缺乏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导师队伍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导师缺乏责任心和指导能力，有的导师可能经验不足，过于关注学生的学术成绩，忽略了对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部分高校的学业导师专业覆盖范围有限，导致某些专业或研究方向的学生缺乏专业的导师指导，同时一部分导师对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的储备不足，影响了指导的效果。

（三）工作抓手不够

学业导师的工作量、职称晋升和绩效考核等方面未能充分体现导师的重要性，在导师选拔、培训、考核等方面缺乏规范和标准，导致学业导师的作用发挥不充分。例如，绩效分配工作量太少，导致导师在指导学生过程中缺乏积极性，有部分导师认为工作量回报和工作付出不成正比，抱着宁可不要工作量，也不愿意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的心态来对待此项工作；导师的考核评价体系、评价指标不科学，往往侧重于科研成果而忽视了教学质量和对学生的指导成效，导师的工作效果得不到真实反映；有些高校大一新生一来就开始选导师，学生和导师互不了解，选择之后发现和自己的研究方向不相匹配，又不能更换学业导师，导致师生沟通交流不通畅，导师不能较好地对学生进行指导；职称晋升完全没有体现学业导师的成绩考核，所以此项工作缺乏抓手，难以落实［3］。

（四）协同融合不够

部分高校的学业导师未经过专业的培训，在开展工作时，过于关注专业学术方面的指导，同时高校在制定学业导师的考核评价指标时，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指标量化不够，导致学业导师容易忽略对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引领，使得学业指导与思政教育脱节；学业导师同辅导员、任课教师、思政教师等其他育人队伍的沟通交流不够，在党建活动、奖助学金评选等工作中学业导师的参与度不高；学业导师同辅导员、班主任的工作职责划分不够清晰，工作区间存在模糊地带，虽然学业导师具有双重职责，但是在当前思政教育新形势下，对学业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学业导师与其他育人队伍要系统规划、整体推进，深化改革，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形成育人合力［4］。

三、“1+2+5”本科生学业导师育人模式

（一）理论依据

该研究以社会传染理论为依据。“社会传染”（social contagion）的概念是由雷德尔·弗里茨（Redl Fritz）于1949年最早提出的。他发现，在社会网络中，行为发出的一方（发起者）和行为模仿并接受的一方（接受者）的互动，会产生行为或社会信息的影响与传递，也就是互相之间信息或行为的“传染”。如果发起者的群体地位更高，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传染”更有可能发生［5］。因此，笔者认为基于高校庞大的学生群体，党员同志在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威望、地位及带头引领作用，可以作为行为发起者，把其良好的行为“传染”给其他人。“1+2+5”本科生学业导师育人模式是把党建引领与高校育人使命结合起来，构建以学院党委为主体，带动党支部、团支部“2”个载体，以学业导师为核心，学业导师、任课教师、思政教师、辅导员、实习导师“5”支队伍共同协作，形成以“1”带“2”加“5”的工作格局，形成传染效应，引领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图1所示）。

（二）模式实施建议

1.通过“1”的引领，在强化责任担当上抓落实。“1”就是党委，高校党委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教育方针，明确学业导师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其视为一项重要的教育教学工作来抓，要把党建工作同学业导师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做好顶层设计和周密部署，例如成立学业导师工作领导小组、每半年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推动工作落实等措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学业导师队伍。引导学业导师找准自身的角色定位和使命担当，练就过硬的政治素质，要把立德树人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引领学生的政治教育、思想指导和伦理规范，从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学业导师在学生开启大学生活中的引路人作用。

2.通过“2”的带动，在发挥组织优势上求创新。“2”就是党支部和团支部，通过党支部、团支部两个载体，推动党员学业导师挖掘和发挥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团员青年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做好“党建带团建”。建立良好的师生沟通机制，党支部服务联系团支部制度，学业导师联系宿舍、承担楼长、舍长工作制度，了解学生的需求、困难和疑问，并及时提供帮助。通过发挥组织的优势，打造具有特色的学业导师工作品牌。比如“名师面对面”“学业导师沙龙”“学业导师英语角”“学业导师咖啡分享会”等特色品牌，有效提高组织对育人工作的参与度，力求在工作创新上取得突破，让党员导师、党员同志充分融入学业导师工作，通过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带动学生［6］。

3.通过“5”的协作，在提高育人能力上出成效。“5”就是学业导师、任课教师、思政教师、辅导员、实习导师5支队伍。首先要加强导师资格的审查，筛选优秀导师，在选择导师时要注重导师的师德、自身能力水平及工作态度，选择有经验、有责任心的教师担任学业导师。同时对导师完成的任务、指导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建立不同导师组之间的良性竞争关系。要加大5支队伍的培训力度，让5支队伍共同学习先进的育人理念和方法，不断提升其学术水平和指导能力，邀请学业导师参加辅导员沙龙、奖助学金评审及学生活动，让其深入了解自己的学生及其他队伍工作的情况，有助于5支队伍同时发力，在学生兴趣特长培养、发展目标制定、正确选课、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有效指导，并根据学生的需求制订个性化的培养方案［7］，多措并举推动“三全育人”取得实效。

总之，学业导师育人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成本比较高，需要学业导师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也需要学校投入大量的财力和资源。该育人模式在我国发达地区高等院校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欠发达地区的大多数高校里成效并不明显，推行并不顺畅。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高校在实施学业导师制过程中要进一步将其和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在党建的引领下，强化导师的责任担当，提高导师的育人水平，发掘更多的工作抓手，充分发挥组织的优势，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我国高校学业导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我国高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YUXUAN L， HU Z， FANG W， et al. The impact of undergraduate tutor system in Chinese 8-year medical studen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J］.Frontiers in medicine，2022（9）：854132-854132.

［2］陈建军，胡春龙，王琦，等. “一流专业”建设视角下的本科生人才培养的学业导师机制构建［J］.高教学刊，2021（7）：27-30．

［3］孙永军，常树春，靳利军.综合性大学专产协同育人机制问题研究［J］.林区教学，2022（5）：38-41．

［4］单既阳，于虹霞，孙怿飞.构建导师和辅导员协同育人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J］.文教资料，2020（25）：102-103．

［5］BILGICER T， JEDIDI K， LEHMANN D R， et al. Social contagion and customer adoption of new sales channels［J］.Journal of retailing，2015，91（2）：254-271.

［6］移敏.“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机关“党建+X”的实践与思考［J］.科教文汇，2022（5）：8-11．

［7］余志刚，金岳，黄凤，等.本科生导师制的国内外经验与启示：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20，48（6）：280-282.

The Application of “1+2+5” Mentoring Model Toward Undergraduate Stud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