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发展现状研究

［摘 要］ 为探究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状况，研究编制了《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满意度问卷》与影响因素问卷，在宁波市3所本科院校和3所高职院校中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大样本施测。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满意度的四个维度分别是数量充足性、质量满意度、形式满意度、创新性满意度。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总体状况较好。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满意度总分及其四个维度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独生子女、获得过学生补助和专业等有密切关系，主要受家校联合、自我努力、校园文化、社会典型榜样、课程融入等因素影响。研究结果为提升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数量充足性；质量满意度；形式满意度；创新性满意度

［基金项目］ 2022年度浙江省学生资助调研课题“宁波市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发展现状及对策”（2022167）

［作者简介］ 崔 杨（1984—），女，浙江宁波人，硕士，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中医药与康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心理健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5）-07-0053-04 ［收稿日期］ 2024-02-02

引言

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是指高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核心，在物质援助的基础上，同步进行资助育人工作，并重点针对面临学业修习、素养提升、身心发展、入学就业等困难的学生，由多部门共同提供更加有效精准的育人服务［1］。2017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将发展型资助育人作为“十大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型资助育人行动计划的实施，要求高校将扶困、扶智与扶志相结合，构建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资助育人长效机制［2］。浙江省已基本实现不因贫失学，然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存在学业水平、道德品行、身心健康等发展滞后的问题。对此，学生资助工作亟待统筹建立全员参与、各部门配合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机制。国内外学者对高校学生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助理念与制度、实践探索等方面，对发展型资助育人实践的实证研究较少，评估工具开发较少。本研究编制了《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满意度问卷》，以实证的方式探讨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特点，体现了学术创新和实践价值。

一、资料和方法

（一）编制初始问卷

研究采用师生访谈、专家论证、理论推演、开放式问卷调查等方式探讨问卷的结构，最终确定由数量充足性、质量满意度、形式满意度、创新性满意度四个维度组成的问卷基本结构，并包含45个题项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满意度问卷》。问卷采用Likert五点计分法，五个等级为：“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

（二）编制正式问卷

1.项目分析。研究以分层随机抽样法随机抽取宁波3所本科院校和3所高职院校的1 132名大学生（有效问卷）。样本中，男生207人，女生925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342人，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90人；平均年龄21.3岁。

研究者分赴三所本科院校与三所高职院校实地进行网上问卷调查，施测初始问卷，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研究首先按总分高低27%两组分数差异t检验中p＞0.05的项目，删除总分与项目分无显著相关的项目。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所有题项的得分均有极其显著差异（p＜0.001），表明所有题项均具有较高区分度。接着，研究进行题总相关检验。结果显示，题总与所有题项均有极其显著差异（p＜0.001），题总与各个题项的相关系数在0.750～0.917之间。

2.因素分析。（1）探索性因素分析（EFA）。结果显示，KMO抽样适当性参数为0.98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是94 473.068，p＜0.001。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Promax斜交旋转法，最终提取因素4个，包含41个题项，特征值都大于1，累积方差贡献率是85.753%。这四个因素分别命名为：数量充足性（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数量充分的程度）、质量满意度（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质量满足学生需求的程度）、形式满意度（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形式满足学生需求的程度）、创新性满意度（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创新性满足学生需求的程度）。各因素都包含3个或以上题项，因素负荷都大于0.4。（2）信度分析。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995，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984～0.986；问卷的分半信度为0.970，各因素的分半信度在0.971～0.976；间隔四周的重测信度是0.721，各因素的重测信度都在0.7以上，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3.正式问卷组编和调查实施。为深入探讨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影响因素，研究通过专家研讨、学生访谈和文献分析，确定17个关于影响因素的题项，通过因子分析整合为学生个人、学校、教师、家庭、社会五个维度的八种影响因素：自我努力、资助育人体系化、校园文化、课程融入、教师指导、家校联合、社会资助与社会典型榜样。最终形成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满意度问卷》包含了人口统计学变量、满意度题项和影响因素题项三部分。研究者运用自编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宁波市3所本科院校和3所高职院校随机抽取1 132名大学生进行施测。其中男生207人，女生925人，年龄集中在18～24岁。

二、结果

（一）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总体状况

结果表明，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总平均分为4.373，四个维度的得分均数在4.308～4.406之间。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总体状况较好，创新性满意度分数最高，数量充足性分数最低。

（二）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特征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满意度总分上显著高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t=4.345，p＜0.001）；在数量充足性上显著高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t=4.741，p＜0.001）；在质量满意度上显著高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t=3.996，p＜0.001）；在形式满意度上显著高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t=3.927，p＜0.001）；在创新性满意度上显著高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t=4.205，p＜0.001）。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在满意度总分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t=2.568，p＜0.05）；在数量充足性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t=2.084，p＜0.05）；在质量满意度上极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t=2.849，p＜0.01）；在形式满意度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t=2.485，p＜0.05）；在创新性满意度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t=2.556，p＜0.05）。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专业的被试在满意度总分上有显著差异（F=2.230，p＜0.05）。经事后比较显示，人文类专业的被试在满意度总分上显著低于理工类被试（p＜0.001）；在满意度总分上显著低于经管类专业的被试、医护类专业的被试、艺体类专业的被试和其他专业的被试（p＜0.05）。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专业的被试在形式满意度上有显著差异（F=2.399，p＜0.05）。经事后比较显示，人文类专业的被试在形式满意度上极显著低于理工类被试（p＜0.001）；在形式满意度上显著低于经管类专业的被试、医护类专业的被试、艺体类专业的被试和其他专业的被试（p＜0.05）。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专业的被试在创新性满意度上有显著差异（F=2.267，p＜0.05）。经事后比较显示，人文类专业的被试在创新性满意度上极显著低于理工类被试（p＜0.001）；在创新性满意度上显著低于经管类专业的被试、医护类专业的被试、艺体类专业的被试和其他专业的被试（p＜0.05）。

（三）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影响因素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与影响因素问卷中的自我努力、资助育人体系化、校园文化、课程融入、教师指导、家校联合、社会资助、社会典型榜样均存在显著相关。因此，通过对上述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确定各因素对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影响程度。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校联合”（β=0.272）、“自我努力”（β=0.296）、“校园文化”（β=0.124）、“社会典型榜样”（β=0.125）、“课程融入”（β=0.095）进入回归方程，自变量能解释因变量72.7%的变异量。家校联合的单独解释量最大，解释66%的变异量，自我努力解释5.3%的变异量，校园文化解释1.0%的变异量，社会典型榜样解释0.4%的变异量，课程融入解释0.1%的变异量。

三、讨论

（一）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满意度问卷的编制

本研究获得了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包含数量充足性、质量满意度、形式满意度、创新性满意度四个维度的结果，揭示了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构成成分，创新性地揭示了创新性满意度这一维度在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形成了由41个题项组成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满意度问卷》。从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看，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四维度结构合理。问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能较全面、准确地反映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现状特征。

（二）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特点

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总平均分与四个因素的得分均数，处于五点计分中的较高水平。这表明，当前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总体处于较高水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3-4］。其主要原因包括党、国家和社会日益重视该项工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该项工作的认可度日益提高，高校发展型资助的德育功能日益增强，活动类型愈加丰富。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满意度总分和四个维度上显著高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与以往研究结论基本一致［4］。这表明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在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是有效的，还可将其影响力覆盖全体学生。

独生子女在满意度总分、数量充足性、形式满意度、创新性满意度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质量满意度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这表明独生子女参与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更积极主动，收获更多。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应加大对非独生子女的宣传，强化其综合能力的培养。

不同专业的被试在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满意度总分、形式满意度、创新性满意度上有显著差异。人文类专业在总分、形式满意度、创新性满意度上显著低于其他专业。这表明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要侧重对人文类专业学生的培养，以提高他们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影响因素

根据贡献率的大小，家校联合、自我努力、校园文化、社会典型榜样、课程融入等是影响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主要因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5-6］。根据影响力的排序来看，家校联合、自我努力、校园文化、社会典型榜样、课程融入对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有显著影响。这表明：第一，父母的言传身教和悉心指导，以及学校和家长的密切配合对开展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有重要的作用。第二，大学生是自身发展的第一负责人，应全面提高综合能力。第三，高校应通过校园文化活动这个载体，全方位地深入推进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第四，社会典型榜样和舆论媒体的正向引导能积极推动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的开展。第五，高校应强化课程思政的推进，将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和专业知识技能的研修相融合。这些为学生、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提高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