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下高职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摘 要］ 在“十四五”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封闭的高等教育系统已被打破，我国职业院校与国际主体间交流日益紧密，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对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要求。当前教育对外开放政策、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社会需求、资源分配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形成了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差序格局。通过不同的半径对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差序格局进行观察与分析，探究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差序格局形成的动力机制，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探索新时代高职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提升的对策。

［关键词］ 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差序格局；高质量发展路径

［基金项目］ 吉林省高等教育学会2021年度吉林省高教科研一般课题“新时期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研究”（JGJX2021D694）

［作者简介］ 夏 雪（1985—），女，吉林长春人，硕士，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英语、中外合作办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4）18-0053-04 ［收稿日期］ 2023-03-24

引言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阵地，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增长极。当前是中外合作办学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转型的新时期，党的二十大明确了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高职高专中外合作办学正处于以服务国家大局为导向注重内涵化发展的新阶段［1］。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通过引进境外优质资源推动职业院校“双高”建设，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要求。

一、差序格局理论概述

差序格局是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分析中国乡土社会基层结构时提出的社会学理论。差序格局就像石头投入水中产生一圈一圈的波纹，以自我为中心而向外推移的关系结构，离中心越近关系越亲密，越远则关系越疏离［2］。阎云翔［3］进一步提出，差序格局是立体分析框架，包含横向弹性的“差”和纵向刚性的等级化“序”两个维度。在教育领域研究中，张继明［4］认为，大学权力结构是差序格局而不应是各权力间的制衡甚至平衡状态。傅敏等［5］将差序格局视角用于分析校本教研共同体的构建。刘大卫等［6］提出教师权力差序格局在教育活动中形成学生之间的区隔与分化并最终导致教育不平等。郭欣［7］将高校管理育人模式置于差序格局中探索实施路径，为教育模式分析提供了新的角度。

二、高职中外合作办学的差序格局

约翰·范德格拉夫认为：“诸如人口、政治、经济和社会趋向之类的环境力量，强有力地冲击着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8］高职中外合作办学的差序格局是诸多不同的因素共同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一）高等教育场域下的差序格局

我国的高校与政府间呈现以政府为主导的特征［9］，高等教育体系格局是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差序格局的制度关联，高职中外合作办学的格局分布与高等教育体系呈现正相关。首先，按照学历层次划分，高等教育分为研究生学历、本科学历和专科文凭。在学历体系下高职院校距离中心较远，无论在发展的优先级还是获得的教育资源等方面都处于外围的圈层。其次，按主管部门行政级别划分，高职高专院校可大致划分为部属、省属、市属院校。高校与主管部门的管辖关系紧密性影响资源配置。最后，从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划分，可以将高职院校分为国家示范性院校、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和其他院校，各地区又在地方职业教育建设工程中进行细致规划。例如，根据重点建设学科和专业划分，形成专业学科下的差序格局。

（二）社会需求关联下的差序格局

纵观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当时社会的现实需求是新型教育模式产生并发展的根源，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根源于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客观需求。社会需求关联下的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形成以当前社会产业布局为中心，以产业需求强弱为半径的差序格局。社会需求以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发展为导向，其形成的差序格局是相对动态的。其一，在高等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学术地位、声誉等级等自变量的影响下，增加了社会需求格局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其二，时效性和“专业—产业”衔接密切性是社会需求关联强弱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学校对社会需求转变的探索并不总是具有前瞻性的，社会的短时需求与长期需求难以判断，且人才培养存在较长的时间区间，导致部分专业的设置和转型相对滞后。

（三）经济关联影响下的差序格局

高等教育学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从根本上受制于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果。在经济关联因素的驱动下，高职中外办学主体进行互相选择，形成了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的差序格局，即群聚性和产业化。地域、专业、主体的群聚性催生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产业化模式。

一是办学地域集中。根据对2022年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公示的专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数据的研究，发现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呈现地域性发展不均的势态。热点在华东地区，例如，江苏有项目共计190个，占18.6%。冷点出现在宁夏、青海、西藏三个地区，没有专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二是专业分布集中。根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从专业大类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分布热点仍是财经商贸大类。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生物与化工、食品药品粮食等专业极少，冷点专业出现在水利大类、生物与化工大类和轻工纺织大类，办学项目总数仅为个位数。国家需求较大的理工农医等学科和高新技术型专业设置较少。三是主体选择趋同。专科项目合作国家排名前五的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英国、韩国，共占项目总数的70.5%。这些国家地区已经形成成熟的产业化运作，项目落地快、投入少、沟通顺畅。同时这些学校有成熟的留学生接纳和培养体系，学生境外升学路径畅通，回国后学历认可度较高。

三、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差序格局的动力机制

（一）制度激励与监督机制的制衡

大学治理的关键是通过制度激励与监督实现权力制衡［10］。教育部于2004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管理。2014年，教育部启动了高职高专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采用部分地区试点的方式建立专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的监督机制。2019年国家颁布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定位。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鼓励高校加强对外开放。激励政策和计划的颁布与实施促使差序格局形成监督与激励的制衡。

（二）资源竞争下公益诉求与经济利益的博弈

公益性是中外合作办学的要求，国外学校大部分是资本运作优先考虑经济利益，办学的公益性与资本的逐利性必然导致博弈。不同行政级别和学术级别的院校对经济利益的依赖程度不同。获得资源倾斜的院校受经济制约较小，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经济收益不太依赖，在办学过程中可以更加专注质量把控和社会效益产出。对于资金不充裕的学校，办学带来的收益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在办学过程中不得不慎重考量经济收益。

四、差序格局下高职中外合作办学主要问题

（一）差序格局决定了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存在“开放差”

处于不同圈层的高校，像水波纹一样由中心向外围推开，其获得资源多寡、获取资源的先后顺序、对外开放资格取得的优先级，均随着差序格局圈层的延展产生时间与规模的“差”。部分院校在以不同制度关联为观察半径的差序格局下均远离中心，这部分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开展难、资源少、质量低，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境遇。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最终目的不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大量退出，而是为了促进和激励中外合作办学向好发展，共同构建繁荣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面临远离中心、资源匮乏从而处于淘汰边缘的项目，如何向好发展、寻求突破是部分院校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高职高专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整体缺乏活力

首先，由于高职院校办学层次处于本科以下，教育主管部门和研究学者对专科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整体关注度不高，政府对专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重视不足，主动引领意识不足。其次，部分院校为应对对外开放评估量化指标要求，同时受经济利益驱使，导致产生众多“快餐化”合作办学，项目本身缺乏生命力和活力，没有实质内涵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最后，由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前期人力和精力的投入较大，启动项目的周期较长，过程中可能会受诸多不稳定因素影响，项目获批后合作双方对待变化偏于谨慎，为追求项目稳定性导致产生惰性。

五、高职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路径

（一）引入新变量构建中外合作办学新格局

新时代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应当依托于国家规划新特区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令资源的配置尽可能覆盖更广泛的圈层，从而优化合作办学布局结构。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海南、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印发了关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规划纲要［11］。2020年12月，教育部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划定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引进境外优秀的理工农医类大学和高职院校来岛办学，鼓励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的发展必将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调整，是高职高专院校寻求自身突破转型，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关键契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高校仍然面临发展突破口较少的问题，当地院校应加深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东北亚地区的教育合作，探索借助当地传统产业和文旅资源开展教育专项规划，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二）充分发挥政府引领作用

首先，高职中外合作办学政府引领要充分发挥“府学”之间的双向作用：由中心向外的传递、公开、解读和由外部向中心的收集、归纳、交换，即各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为当地高职院校提供及时的政令传递、资源公开和政策解读，为学校主动提供中外合作办学指导和政策咨询，对在对外开放中实力不济处于困境的院校进行有针对性的引领和帮扶。同时，积极倾听和收集高校办学主体的诉求，了解本省职业院校分布情况和在资源配置中所处的位置，分析归纳现存问题，开展地区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融通，与其他社会力量合作，实现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建立中外合作办学专家智库。当前高职高专的中外合作办学缺乏专业性的咨询与服务，可由政府牵头成立专门的专家智库，吸纳具有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经验的专家学者。专家智库应当专业化、专门化、常态化。智库专家的评选应注重中外合作办学工作实践经验，避免出现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专家智库运行常态化，周期性举办中外合作办学论坛，提供校际交流经验、信息互通和资源整合的平台，使中外学术资源在区域间流动起来。

（三）充分释放高职高专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创新发展活力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从管理向治理转变。高校质量保障的主体从政府等外部评价主体转向高校本身［12］，中方院校自身发展是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提升的基石。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实施好“双高计划”，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13］。“十四五”时期，高等职业教育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高职高专院校在大力拓展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应当强化自身素质，提升国际竞争力。

结语

当前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封闭的高等教育系统早已被打破，全球职业教育主体之间交流日趋频繁且多样，使高职高专中外合作办学的内涵更加丰富，形成了新时代的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差序格局。差序格局的产生是规则制度、权力关系和经济行为等关联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使中外合作办学格局呈现出无法用单一半径描述的松散关联状态。高职高专中外合作办学差序格局本身并不涉及价值评价和性质评价，而是一种分布形态，反映了当前中外合作办学整体现状和资源分配规律。身处差序格局中，不同圈层的中外合作办学受关键因素的制约，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发展，通过对其差序格局的观察，寻找促使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