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摘 要］ 调查了北京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采用网络问卷的形式，使用一般资料问卷、心理健康自评问卷（SRQ-20）、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候群量表（PHQ-9）等，运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北京市758名高校学生进行了调查，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相关影响因素。北京市高校学生应激反应阳性检出率为44.3%，生源地（P＜0.01）、学校类别（P＜0.01）、学历（P＜0.05）对应激反应阳性检出呈显著相关；焦虑状态阳性检出率为43.5%，生源地（P＜0.05）、是否经常锻炼（P＜0.01）对焦虑状态阳性检出呈显著相关；抑郁状态阳性检出率为47.4%，生源地（P＜0.05）、学校类别（P＜0.01）、学历（P＜0.05）、是否经常锻炼（P＜0.01）对抑郁状态阳性检出呈显著相关。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城市生源地是应激和抑郁发生的保护因素（OR=0.620，0.713，P＜0.05），城市生源地是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OR=1.414，P＜0.05），经常锻炼是焦虑、抑郁发生的保护因素（OR=2.528，2.466，P＜0.05）。北京高校学生应激反应、焦虑、抑郁的检出率较高，建议相关部门结合高校学生的特点，制定适合学生心理健康长效发展的策略及心理干预措施。

［关键词］ 高校学生；应激反应；焦虑；抑郁

［作者简介］ 赵子涵（1989—），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北京市海淀区心理康复医院社区管理科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研究；李文秀（1968—），女，北京人，学士，北京市海淀区心理康复医院院长，主任医师（通信作者），主要从事精神心理疾病诊疗和精神康复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3）01-0009-08 ［收稿日期］ 2022-08-23

高校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1］。据研究发现，学生容易出现高压力、焦虑和抑郁［2］等症状。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北京高校学生心理应激反应和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有针对性的高校学生心理健康促进工作提供了相关依据，帮助研究人员和高校心理健康工作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对北京市部分高校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纳入标准：全日制在校学生，入学时间不少于6个月，且有充分作答问卷。排除标准：有严重精神障碍或无法交流沟通的学生。所有对象知情同意。最终实收问卷803份，有效问卷758份，剔除无效问卷45份，有效回收率为94.4%。

（二）方法

1.研究工具。（1）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采用自编的一般情况收集表，对被试的基本信息进行采集，包括性别、民族、生源地、学校、学历，以及是否患有基础疾病、是否锻炼或定期体检、是否有共同居住者或朋友亲戚被诊断为抑郁症等信息。（2）应激反应。采用心理健康自评问卷（Self-Reporting Questionnaire-20，SRQ-20），用于衡量个人对危机事件的心理反应，即评估被试的总体应激反应水平，该量表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问卷共20个条目，每个条目以0和1计分，“1”表示在过去1个月内存在症状，“0”表示症状不存在，总分为20个条目得分的总和，总分越高表示应激反应水平越高，精神失调症状越突出，总分≥8分表示存在情感痛苦，建议寻求专业帮助。（3）焦虑情绪评估。应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中文版筛查及评估广泛性焦虑症状，共7个条目，每个条目的分值如下：0分为从来没有，1分为偶尔几天有，2分为一半以上时间有，3分为几乎天天有。总分为各条目得分的总和，理论得分为0～21分，分值越高，焦虑状态越明显。其中，0～4分为无焦虑，5～9分为轻度焦虑，10～14分为中度焦虑，15～21分为重度焦虑。（4）抑郁情绪评估。采用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中文版筛查及评估被试的抑郁症状，共9个条目，每个条目的分值如下：0分为从来没有，1分为偶尔几天有，2分为一半以上时间有，3分为几乎天天有。总分为各条目得分的总和，理论得分为0～27分，分值越高，抑郁状态越明显。其中，0～4分无抑郁，5～9分为轻度抑郁，10～14分为中度抑郁，15～19分为中重度抑郁，20～27分为极重度抑郁。

2.调查方法。采用方便抽样。选择普通高校、“211”“985”高校各一所，随机选取院系班级，对班级内学生进行方便抽样，以微信群分享问卷链接或二维码的方式，邀请学生填写问卷。

（三）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 22.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进行描述，组间交叉表采用卡方检验分析，回归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平设定为P＜0.05。

（四）质量控制

调查采用匿名评估的方式，不涉及被试者的隐私问题，要求本人填写，同一个设备只允许填写一次。问卷剔除标准满足下列之一：通过前期预调查确定完成问卷平均需要440秒，按下浮30%计算，问卷答题时间低于310秒记为无效问卷；问卷自身存在逻辑错误；根据经验判断存在随意填写。

二、结果

（一）人口学资料

此调查共收集到有效问卷758份，具体内容见表1。

（二）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在758名高校学生中，SRQ-20量表得分（7.88±3.256），应激反应共检出336名学生，检出率为44.3%。在20个条目中常见的问题有睡眠差（60.3%）、手抖（57.9%）、感到自己是个无价值的人（56.9%）、消化不良（46.1）、难从日常生活中得到乐趣（43.4%）、日常工作感到痛苦（43.1%）、头痛（42.6%）、丧失兴趣（40.4%）。GAD-7量表得分（4.78±2.954），焦虑状态共检出330名学生，检出率为43.5%。PHQ-9量表得分（5.79±4.254），抑郁状态共检出359名学生，检出率为47.4%。具体内容见表2。

（三）大学生心理健康评估结果差异性检验

调查结果显示，高校学生的应激反应在生源地（P＜0.01）、学校类别（P＜0.01）、学历（P＜0.05）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生源地学生的应激反应检出率显著高于城市生源地的学生。卡方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学校、学历学生的应激反应检出率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985”高校学生的应激反应显著高于“211”高校和普通高校学生（P＜0.01），博士生的应激反应显著高于本科生（P＜0.05）。

高校学生的焦虑检出率在生源地、是否经常锻炼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城市生源地、不经常锻炼的学生焦虑症状检出率显著升高。

高校学生的抑郁检出率在生源地（P＜0.05）、学校类别（P＜0.01）、学历（P＜0.05）、是否经常锻炼（P＜0.01）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生源地、不经常锻炼学生的抑郁检出率显著升高。卡方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学校、学历学生的抑郁检出率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专科生的抑郁检出率显著低于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P＜0.05），普通高校学生的抑郁检出率显著低于“211”“985”高校学生（P＜0.05）。具体内容见表3。

（四）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分别以是否出现应激反应（SRQ-20得分＜8分，即应激反应为0；SRQ-20得分≥8分，即应激反应为1）、是否出现焦虑症状（GAD-7得分＜5分，即焦虑症状为0；GAD-7得分≥5分，即焦虑症状为1）、是否出现抑郁症状（PHQ-9得分＜5分，即抑郁症状为0；PHQ-9得分≥5分，即抑郁症状为1）为因变量，以性别、民族、生源地、学校类别、学历、是否患有基础疾病、是否经常锻炼、是否有共同居住者或亲人朋友被诊断为抑郁症为自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自变量的筛选，结果显示：生源地、学历与应激反应相关，生源地、学历、是否经常锻炼与焦虑症状相关，生源地、学校类别、学历、是否经常锻炼与抑郁症状相关。具体内容见表4、表5和表6。

三、讨论

（一）本研究表明，北京高校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应激反应

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SRQ-20评分为（7.88±3.256），与国外学者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的结果近似。国内外研究表明，社会生活应激事件、重大挫折及其无效应对，常常是大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3］。因此，在面对教学方式改变、毕业难度增加、就业压力增大等情况时，应完善学校和社会的支持系统，加强心理卫生知识宣教，及时发现心理问题，疏导不良情绪，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从而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二）北京高校学生的焦虑情绪处于较高水平

根据2020年初的调查显示，我国24.9%的大学生存在焦虑情绪［4］。2020年5—6月，一项对中国89 588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显示，采用GAD-7量表的焦虑阳性检出率为41%，与本次研究结果相近［5］。高校学生的焦虑情绪处于较高的水平，可能与对自己的学习、毕业［6］和未来就业［7］的不确定性担忧有关。

（三）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抑郁情绪困扰的学生有增加的趋势

2020年初对武汉地区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27.1%的大学生存在抑郁状态［8］。2020年5—6月，武汉大学生的抑郁检出率为35.4%～35.5%［9-10］，显著高于同年初期的调查结果。在本研究中，高校学生的焦虑状态检出率为46.7%，高于既往研究数据。本研究结果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持续存在可能会加重大学生的抑郁情绪，这与教学方式的改变会影响学生正常的生活、学习节奏和人际交往有关［11］。

（四）研究发现，多种因素与心理健康状况相关

本研究显示，城市生源地是应激和抑郁发生的保护因素（OR=0.620，95%CI=0.491～0.783；OR=0.713，95%CI=0.526～0.967），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抑郁症状发生率的重要因素，农村生源地的大学生经济状况相对较差，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二是农村生源地学生的成长环境相对单一，对应激事件的应对经验不足，处置能力相对较差；三是农村生源地的大学生到城市求学，需要面对生活环境的变化，部分学生感到难以适应农村和城市的差异，因而发生社会生活应激事件后的心理反应较大。不同生源地学生的焦虑程度不同，本研究提示城市生源地是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OR=1.414，95%CI=1.040～1.923），表现为城市生源地学生的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农村生源地学生，这与已有研究发现生源地对焦虑产生不同的影响结论一致［12］，这可能是因为城市生源地学生的社会关系更复杂，面临的社会压力更大，且获取关于竞争、压力的信息渠道更多，使其产生了更多的不安情绪。

经常锻炼是焦虑、抑郁发生的保护因素（OR=2.528，95%CI=1.683～3.796；OR=2.466，95%CI=1.655～3.672），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3］。体育锻炼能够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谢冬冬等研究发现，进行体育锻炼，个体的焦虑、抑郁显著低于未锻炼的个体，进行任何的体育锻炼都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其作用不依赖于锻炼的频率、强度等因素［14］。

“985”高校学生的应激反应显著高于“211”高校和普通高校的学生（P＜0.05），博士生的应激反应显著高于本科生（P＜0.05），这可能是由于“985”高校学生和博士生面临更大的学业、就业、婚恋等压力，且线上教学等新型教学方式对博士生学习科研任务的影响较大，导致其更容易产生应激反应。专科生的抑郁检出显著低于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学生（P＜0.05），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学历的提升存在更重的学业负担、更激烈的竞争等，导致学生在接受更高教育的同时要面临抑郁的挑战。普通高校学生的抑郁检出率显著低于“211”“985”高校的学生（P＜0.05），这可能是因为“211”“985”高校的学生在社会心理的作用下，往往对自身有更加严格的评价，因此压力也会很大，进而容易产生抑郁情绪。此外，近年来普通高校逐渐增加了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投入，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心理服务，促进了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因此，本研究提示高校教育工作者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应结合不同生源地、学校类别、学历的高校学生特点，制定适合学生心理健康长效发展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