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专业教职工教学效果与基础临床交流活动相关性分析研究

［摘 要］ 探讨了当前在不同教龄层次和研究背景下，本科医学教职工医学教学的效果与基础和临床交流的相互关系。以承担本科层次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教学任务的教职工作为研究对象，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其教龄、承担教学类型、对当前教学效果的评价以及是否积极相互交流。通过交叉分析得到教职工教学效果与交流之间的初步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基础医学教职工多数认为当前教学效果不佳，其中基础课程教学时长不足为主要原因。交叉分析表明，教职工自主参与交流较少的主要原因是知识能力不足。而基础医学教职工群体具有较强的与临床医学教职工交流沟通的意愿，因此需提升基础和临床的交流频率，且针对临床医学教职工交流较少的问题，除了减轻其工作压力外，在专业对口方面进行针对性引导也是极其必要的。

［关键词］ 教学评价；基础和临床交流；相关性研究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SUMO1和nNOS相互结合的新型干扰肽的设计及其神经保护作用机制研究”（82104150）；2019年度徐州医科大学党建课题基金项目“以荣誉感感召高学历海归教工党员发展问题研究”（DJ201910）

［作者简介］ 王 男（1988—），男，河南汝阳人，博士，徐州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讲师（通信作者），主要从事基础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3）14-0041-07 ［收稿日期］ 2022-05-09

近年来，围绕“基础与临床融合”这一课题，医学教育界有了诸多的培训与思考，笔者所在单位也大力推进了相应的教育教学改革。不少医学院校开展了“基础—临床”的交流活动，通过该活动使得从事基础医学教学的教师与从事临床医学教学的教师（包含临床医师）进行互动［1-2］。随着各项建设的不断深化，对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建设成果的评价讨论也在逐渐升温。笔者接受了一系列培训与考核后，对目前“基础与临床融合”的教育改革评价方面形成了一些个人的看法。笔者认为当前这项活动旨在促进医学教学发展的改革，不应当仅以分立的、单独的眼光来看，而应在各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细化，从教育交流的“主体”——教职工提出的问题上进行新的分析。

按照目前某种可能有偏颇的“唯结果论”式理解，基础临床交流效果够不够得上“优秀”，往往被认为是需要取得一定数量的教学成果，或者取得某个领域的科研业绩、社会服务成果等。时常陷入只以教学对象（主要是学生）的反馈以及科研业绩的测评（主要是论文、科研项目等）为主，很明显这种考察方式陷入了“重实绩，轻思想”的范式。事实上，即使这二者共同作为评价标准，仍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前者容易受到教学对象自身的性格特征、个人喜好等影响，且在以学生为主的教学对象（学生群体）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后者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其重结果、轻过程的本质容易使被考察对象的行为和思想受到忽视。对于教学而言，基础医学相较于临床医学概念抽象，需要较强的想象力［3-6］。学生初次学习往往感到难以理解，加之教师自身科研任务的压力，个别教师对自身能力产生了怀疑，个人发展碰到了瓶颈。综合各个层次的教职工对于基础临床交流活动的认识可见，简单以这两方面的“结果”来评价一个更重视“过程”的指标，是否够得上“黄金标准”是值得商榷的。无论是主观性较强的学生或教学成果，还是客观性较强的科研业绩及社会服务成绩，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对教师的综合培养和塑造，以期待其对社会的更大贡献。从这点来看，笔者认为“基础与临床交流”的评价绝对不应该是“一刀切”“一条线”，更应该是一个分类讨论的问题。评价交流是否能够精准改善和提高，不仅在于教师能否以交流活动为契机取得更多的教学科研成果，也应该着眼于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发展规划的教师在交流活动中，以及在之后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工作中是否能够相互配合，产生较好的“基础—临床”联动，使二者形成化学反应。以教学为例，作为公共基础课（例如医学专业的数、理、化等课程）的教师，应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向学生言传身教，让他们理解基础类课程和知识对国家、对社会的重大发展意义；作为专业基础课（例如医学专业的生理、生化、病理等课程）的教师，应在教学中持续向学生传达“以德载医、博学创新”的精神等。交流活动倾注了众多领导及教师的心血，不应当只是一个“走过场”的行为，然而有时却出现了和“走过场”类似的效果。笔者认为这是没有能够精准定位交流的主体存在的问题导致的，这一点是教师师德师风培养和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医学教育工作特别是临床医学教育工作任务重、时间紧，临床医学教师和临床医师用于交流提升的时间不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仔细梳理，通过调查分析得出提高基础医学教职工和临床医学教职工教学效果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对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相互交流提升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通过线上访谈、线上调查等方式，联系各地从事一线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教育，以及具有临床医学教学任务的教职工70人，作为本次调查研究的对象，所有调查对象确保其当前在本科阶段的基础医学（生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病理学）或临床医学教学（内科学、外科学、诊断学）中至少讲授一门课程。从事医师工作的研究对象确保其从事一线工作且所在单位应与至少一所本科院校具有隶属关系或具有稳定的联系（例如作为本科生的实习点），以确保调查结果及数据分析的可靠性。

（二）方法

1.问卷设计。问卷共计11题，第11题为质量控制题目（答案需与第一题一致，用于再次确认问卷的有效性）。根据问卷设计的合理性原则，第一题为被调查者教龄的分布情况，设置3年以下、3～5年、5～10年和10年以上四个选项。第二题为被调查者从事教学类型的分布情况，设置临床医学教学、基础医学教学和临床医师三个选项。根据第二题的不同选择，设置挑题逻辑：选择从事基础医学教学选项的，后续问题设置为“讲授的基础类课程的教学效果如何”，如进一步的选择为“一般”，则后续问题设置为“觉得目前基础医学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是什么”和“是否与临床医学教师或临床医生在授课内容等方面有交流”，如选择为“经常交流”则以多选题询问交流的主要收获；如选择为“院系科室安排时交流”或“不经常交流”则询问原因。选择临床医学教学或临床医师选项的，后续问题设置为“是否与基础医学教师在授课内容等方面有交流”，如选择为“经常交流”则以多选题询问交流的主要收获；如选择为“院系科室安排时交流”或“不经常交流”则询问原因。

2.分析指标。通过问卷的全部选项统计其具体被选择的次数和百分比，用于后续单因素分析、双因素交叉分析等各个统计的环节。以第1题和第11题作为研究对象计算Cronbach.系数。作为问卷总体的有效性指标，剔除第1题与第11题选择不同的问题数据［7］。

3.统计学处理。研究所得数据，通过在线SPSS软件进行分析［8］。

二、结果

（一）研究对象教龄分布及教学分工分布

汇总调查问卷，根据质量控制题目的结果，70份问卷中有64份为有效问卷。从调查结果看，参与本次调查研究的各个教龄层次教职工总体较为均衡，3年以下教龄者占21.88%，3～5年教龄者占34.38%，5～10年教龄者占28.12%，10年以上教龄者占15.62%。从教学分工看，本次调查对象中从事基础医学教学的工作者占45.31%，从事临床医学教学的工作者占17.19%，从事临床医师的工作者占37.50%，总体来看，被调查者中从事基础医学工作与临床教学及临床医学工作者的人数基本持平（见图1）。

（二）单因素的分析结果

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教职工群体普遍对自身参与的教学效果不满意。其中有10.34%的受访者表示自身承担的基础医学课程教学效果一般，62.07%的受访者表示教学效果不太好，27.59%的受访者表示教学效果欠佳，亟须改进（见图2）。

在所有对自身教学效果感到不佳的受访者中，有79.31%的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基础医学课程时长不足，为四个备选项中的首要原因；有68.97%的受访者认为学生及教学单位对基础医学课程重视程度不够；有65.52%的受访者认为对学生要求不够严格；有55.17%的受访者认为教职工自身科研、社会服务等其他工作过多，与教学难以平衡（见图2）。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交流方面，有62.07%的基础医学教职工受访者和68.26%的基础医学受访者表示相互之间的交流仅通过院系科室组织进行，自主进行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交流的受访者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教职工群体中的比例均不足20.00%（见图3）。

根据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教职工交流方面的调查结果进行进一步调查得知，受访者给出的参与“基础—临床”交流活动较少的原因是专业不对口，在基础医学教学领域该比例位列第一，在临床医学教学领域该比例位列第二。

Cronbach’s α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剩余64问卷的信度为1.00（见表1），结合前人工作中有关该系数的使用效果可知，该套问卷的可信度较高，不存在乱选、错选等异常数据，上述统计结果真实可信［9］。

（三）双因素的交叉分析

利用在线SPSS工具进行交叉分析，首先以基础医学教职工对自身教学效果的评价作为自变量X，以其是否积极参加“基础—临床”交流作为因变量Y绘制交叉分析直方图，如图4所示。

由结果可见，认为教学效果一般的受访者有33.33%与临床医学教学“经常有交流”，而认为教学效果欠佳的受访者有25.00%与临床医学“不经常有交流”。认为教学效果不太好的受访者有77.78%是通过院系科室安排交流活动。以受访者认为的教学效果欠佳的原因为自变量X，以受访者的教龄为因变量Y绘制交叉分析直方图，见图5。

由图5可见，教龄在3～5年的基础医学教职工对于教学效果欠佳的原因处于顶峰，远远超过3年以内教龄与10年以上教龄的教职工。同时，这部分教职工更多的是将教学效果欠佳的原因归结于基础医学课程时长不足，而3年以内及10年以上教龄的教职工更多的是将原因归结于对基础医学课程重视不够以及科研、社会服务等其他工作对教学工作的影响。分别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教职工的交流频率作为自变量X，以其不积极参与交流的原因作为因变量Y，绘制交叉分析直方图，见图6。

从该交叉分析可以看到，尽管科研任务、临床工作繁重是导致交流减少的主要原因，但是从百分比层面看，有50.00%的基础医学教职工和33.33%的临床医学教职工认为在交流中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从而使他们对“基础—临床”交流的兴趣减弱。

三、讨论

教育教学的主体在于教师（含医师，下同），教师积极性的调动以及对教学过程中关心的问题的解决一直是提高医学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10-12］。从调查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教龄的教师对于教学效果差异的归因明显不同。3年以内教龄的教师处于进入教育工作的早期阶段，在当前的大环境下这类教师群体中的部分教师倾向于首先“站稳脚跟”，对自身教学效果倾向于一般的评价，然而结果也显示出相当数量的青年教师对自身教学效果不够满意，而这类群体将教学效果欠佳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为了“站稳脚跟”需要承担更多的科研任务，因而对教学本身的重视程度不足［13-14］。而作为3～5年教龄的教师，通常情况下在教学单位或医疗部门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正在谋求自身更大的发展进步，这类教职工群体对教学医学基础课程效果不佳的问题最为关心，相应地在调查中表现出对各种问题均比较认可，其中最为认可的问题是当前基础课程课时不足的问题。这类教职工群体相对于3年以内教龄的教师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医学教学经验，但相较于高年资的教职工来说，这部分教职工由于对频繁的课程改革和学时调整等行动存在明显的不适应，特别是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对课堂教学带来的挑战，需要进行一部分乃至全部的线上教学，而线上教学的效果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尽管有一些优势，但是劣势也较为明显［15-16］。因此，面对新形势下的要求和挑战，各个教学部门建议着重对中坚力量的教职工做好引导和培训。而针对教龄较长的教职工（10年以上），这部分群体教学经验丰富，能够应付更多不同的教学情境。从调查结果来看，这部分高教龄的教职工群体更多的是将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归于对学生要求不足和其他工作对教学工作的挑战上，与5年以内教龄的教职工群体想法明显不同。因此，针对不同教龄段的教职工应给予不同的安排和调整，这将有助于其充分调动自身的能动性，提高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