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欠发达地区教育机会公平问题的思考

［摘 要］ 教育资源分配差异是历史问题，也是现代化的发展问题，其产生具有地域性和历史性。探究我国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从两个方面入手思考。一是从国家层面来看，一定社会形态的劳动力再生产质量需要教育公平的大力保障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区域平衡，同时教育公平也是新时代消除代际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二是立足于孩子自身的成长环境、社会媒体，或者说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对青少年尤其是出身于欠发达地区孩子的价值观影响巨大，应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

［关键词］ 教育公平；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共同富裕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江苏省教育厅研究生科研与创新计划项目“主体与新人的培养——当代左派意识形态理论前沿与启示”（KYCX21_0011）

［作者简介］ 李心悦（1995—），女，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理论。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2）43-0071-06 ［收稿日期］ 2022-01-12

教育公平是发展问题，也是人的问题。在当前的生产力结构中，教育资源不均衡有其现实性与历史性原因，与经济、政治等方面也有诸多的直接联系。以人为本、扶志扶智、尊重人才、共同富裕，是实现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真正提高人民获得美好生活能力的重要举措。

一、教育不平衡的历史性与现实性

在生产力积累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生产要素在不同时空中不均等分布是历史的和必然的现象。此处探讨的教育公平，其实是机会公平，即经济欠发达地区依然能够享有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与可能。当然机会平等也不能被理解为将教育入学机会完全平均地分配，这不符合教育规律。教育的机会公平其实是教育机会的平等［1］（P263）。

（一）我国教育公平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解决的是“能够接受教育”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高达80%，各级各类学校优先并广泛地招收工农群众子弟，解决了工农群众子弟的就学问题，提高了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水平。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从学科建制、学校分布和拔尖人才选拔制度等维度全面改善教育资源分配机制，尽量满足更多工农群众子弟的入学与培养问题。195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及，“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门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已有很大的发展，今后应当着重质量的提高。”［2］（P113）可以看出，此时我国基础教育已从总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可以说，恢复高考在我国教育公平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2000年我国基本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战略目标；2006年明确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杂费，“对适龄儿童实施一定年限的普及的、强迫的、免费的学校教育”［3］（P69）。

第二个阶段解决的是“能够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问题。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我国教育体制不断改革完善，各级各类教育入学率和教育质量得到巨大发展。

第三个阶段解决的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将教育资源向西部贫困地区倾斜的举措，如启动以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为主的义务教育，推进教育信息化全覆盖，实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等，将教育公平置于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建设与脱贫攻坚的战略布局中来思考。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我国教育质量得到了明显的大幅度提升，教育均衡发展更是从制度层面得到了保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教育公平明确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强调要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残疾儿童少年享有适合的教育、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在教育发展的历史中，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与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再分配一样，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中国教育资源不均衡不仅有地理、民族和发展的原因，也与不同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复杂时代问题相关。

（二）教育现代化与差异化

教育事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当代中国教育关系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也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在现代社会中，教育不公平体现为生产力结构中劳动要素的分配不均，而现代化建设势必引起差异化流动，二者互为因果。差异与不平衡是保障和维持整体现代化的必然前提，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区域不平衡是在整体经济结构中的不平衡，以及教育资源不均衡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当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以及生产力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制度优势不断规避市场调节带来的风险，解放生产力的同时，空间资源将被极大地合理利用，要素不平衡问题也将随着共同富裕的实现而得到化解。

教育资源的差异化还在认知层面进一步固化欠发达地区学生的成长阶梯。可以理解的是，学生学习的成功不仅受个人智力与努力的影响，更是受到家庭与学校的影响。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曾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文化资本”，即除了经济基础维度的资本之外，文化资本的积累可以直接塑造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从教育公平的维度上，就意味着欠发达地区成为边缘群体的受压迫地带［5］（P81）。

（三）教育公平的宏观调控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教育公平不仅来自平衡充分的现代性发展，更是从认知层面促进实现人民整体对美好生活的感知能力。

从宏观来说，要基于机会公平对不需付出努力天然享有的特权予以取消。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天然享有更多资源的地区有义务对欠发达地区公共资源进行补偿。具体来说，就是教育公共性资源的强制性财政转移支付。之所以要首先解决公共性问题，是因为教育资源的差异和分割是必然现象，只是程度不同，但必须保证不能出现欠发达地区孩子因为公共教育服务资源不均衡而丧失成长机会现象的出现。公共性财政转移支付，首要的是师资力量的相对均衡发展。在我国教育历史中，高考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从长远来看，高考之外的基础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教育分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无论如何，初级义务教育可能都是最有效的再分配方式。”［6］（P116）2021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对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做出整体部署，以提升县域普通高中的发展水平和办学质量。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说，城市化不可避免，在坚持城市化的基础上，畅通劳动力在区域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拉平劳动生产率，使区域之间实际收入水平达到相对动态平衡，对缩小城乡差距具有积极作用。在二元经济中，只要存在着城乡期望收入差距，劳动力就会流动，而劳动力流动则会通过要素报酬的均等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城市劳动供给的增加将加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降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将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7］。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和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能够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由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差距的相对缩小，也就相对降低了教育差距，甚至降低教育资源再分配的成本。

二、大众文化意识形态

教育的主要场景有三类：家庭、学校与社会。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这三类影响因素的比重也是不同的。大致说来，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三者中，家庭对孩子成长影响最大，因为在同辈群体中，学校与媒体文化环境相对一致；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孩子来说，学校资源相对比较落后，家庭教育相对比较缺失，社会媒体的文化环境影响也就最大。在此意义上，探究欠发达地区教育公平的长远问题，就不得不将媒体文化的意识形态问题作为单独话题来讨论。

（一）教育标准单向度

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大众文化有强烈的娱乐化与逐利化倾向，大众文化的逻辑总是悬置其价值取向部分，直指工业经济社会的最核心部分——资本。这对于缺乏辨识力且疏于管束的孩子来说，娱乐、游戏等网络媒体文化就形成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对价值观的塑造作用非常巨大。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对产生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做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判。在《启蒙辩证法》中，马克斯·霍克海默等学者提出，文化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商品，资产阶级通过控制大众传播的媒体，如广播、电视、报刊等来控制大众的意识，从而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8］。依照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观点，文化成为文化的本质内涵应当在于其创造性特征，文化滋养人性，陶冶人性，属于独立于经济基础之外的上层建筑。但是，能够清晰地看到，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文化可以直接被认为是商品，同时也很难看到不牵涉经济基础的纯粹文化上层建筑。

从文化是商品来说，文化是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可以用来交换以实现资本增值的商品。现代文化的生产过程可以成规模性复制、普遍地批量生产和进行流水线作业。如果文化丧失了其独特的创造性，就回到了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论及的单向度问题，投射在文化消费、文化生产和主体意识中就成为单向度，“这种直接的、自动化的一致化过程（也许曾经是原始协作形式的特征）再现在高度的工业文明之中；但这种新的‘直接性’是高级的、科学的管理和组织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反对现状的思想能够深植于其中的‘内心’向度被削弱了。”［9］（P10）尤其是娱乐和游戏，使孩子习惯于浅层的理解与放肆的快感，而大量的轻松与快感只会令人逐渐放弃深度反思的能力，快乐意味着什么都不想，忘却一切忧伤。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其实，快乐也是一种逃避，但并非如人们认为的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娱乐所承诺的自由，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10］（P130）。尤其是这种人们能够在文化工业的普遍性逻辑中享受更为丰富的文化产品，获得精神愉悦的这一事实是需要得到承认的。

（二）技术媒体的全景模式

高技术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更复杂的形态，在媒体技术化程度很高的今天，谁掌握了技术，谁就掌握了内容。孩子接受的娱乐游戏和信息一方面来自全景，具有从单线至多点的传播路径；另一方面数字化操控的文化内容实质上是“被选择过的”。

全景模式一方面体现为样态全景，社会媒体的教育环境状态不同于家庭和学校相对单线的信息传播模式，同时也不同于前现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使人们体验到文化享受的快捷，信息提供商借助技术的兴起，借助资本的做大做强，可以潜在地垄断提供的内容，在商业和消费的语境中，广告、娱乐、无关痛痒的信息与扮成新闻模样的宣传大量涌向观众［11］（P8）。技术在文化媒体中形成一种新的垄断，这是个人主体性与“大他者”的全景投射与博弈过程。

技术变革引起媒介表达方式的不同，正在持续深入地改变文化进入日常生活的形态，改变信息形态和文化形态，这不止是对文化领域，对政治、社会等话语都会产生深入影响。因此，必须留意不要使经济利益完全绑定技术话语，避免其在意识形态中的不合理控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引导

现代文化在高技术背景下以全媒体的多元化形态快速传播，其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一方面扩大了知识生产的圈层，加速、公开、透明；另一方面也带来大众审美判断被经济判断替换，带来文化背离文化本身内涵的异化状态。